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王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北宋被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一个王朝，不少日本人更是对北宋毫不吝惜溢美之辞。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你就能发现一个事实：这个王朝只出现过九位皇帝，享国仅167年，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北宋创下了两位皇帝成为外邦阶下之囚的耻辱纪录。可以说，北宋远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强大，曾经的繁荣也只是表面繁荣，积贫积弱才是其本来面目。

具体来说，“积贫”的具体表现就是北宋财政入不敷出。尽管当时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了盛唐，却常年出现赤字。而“积弱”更不用说了，北宋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吃败仗，甚至被迫与辽、西夏这些外邦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目的仅仅是换取皇室的苟安。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北宋如此积贫积弱，成了一只纸老虎呢？这里面肯定有多重因素，但根源在于北宋立国始终坚持一个最终自毁长城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所谓的“守内虚外”。

北宋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就以“守内虚外”为原则。在军事方面，采取了饥荒之年大规模募兵的办法，认为饥民多则生盗，盗贼多则国家必乱。饥年募兵这种做法虽然起到了防止内乱的目的，却把北宋军队成搞成了一个庞大的难民收容所，不仅兵额扩大，而且战斗力极弱。

在禁军配置方面，赵匡胤也着眼于守内。宋初大约有22万禁军，驻在京师开封的就有10万多，另外一半则分驻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局面。

在治军上，赵匡胤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做法就是剥夺高级将领的军权。他在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通过“杯酒释兵权”的的手段，将一些开国元勋、高级将领的权力夺回，另行委派一些容易控制的人去掌管。尽管赵匡胤新任命的禁军将领都是资历较浅、容易驾驭之辈，他对这些人还是存有戒心，下令不许让真正的骁勇之士掌握兵权。

公元966年，曾拥戴过赵匡胤夺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韩重斌因“私取亲兵为腹心”，犯了赵匡胤的大忌，差点儿被处死，后来因为赵普的谏阻才改授其为彰德军节度使。

此外，赵匡胤还采取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相分离的策略，虽赋予了三司统帅以统兵大权，但却剥夺了调兵之力，而归枢密院一手抓。枢密院则直接向皇帝负责。一旦发生战事，统帅军队的大将则要看皇帝的心情，由他临时委派。

还有个所谓的“更戍法”，虽然有效地防止了武将的叛乱和割据，却严重损伤了军队战斗力，将帅与士兵的频繁调动，使上下互不相识。这样的军队，士卒怎么可能与主将团结一心、同生死共命运呢？

由此可见，北宋在军事上所推行的这一整套措施，虽然达到了分化兵权的目的，但却造就了一支冗弱的军队，使北宋的历史增添了更多的悲剧色彩。

在政治方面，北宋实行官职分离的政策。赵匡胤夺取皇位权急于坐稳江山，对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官员就采取养起来的办法，保留了五代以来的台、省、寺院等官僚机构，然后提拔了大批新的官员，增设了许多新的机构。对于新提拔的官员，采取了官、职分离的办法。

与此同时，赵匡胤还广开仕途之路，尽量将更多的士人吸收到各级政权中来，将种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虽然收到了消弭内乱的成效，却为日后的冗官误国埋下了伏笔。

在经济方面，赵匡胤采取了不抑兼并的政策。北宋是建立在政权频繁更替的五代之际，因而其着眼点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赵匡胤在收回石守信、高怀德等开国元勋的兵权时，就鼓励他们回乡养老，安度晚年，造福子孙。为此，他默许地主阶级买卖土地。这个经济政策虽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为安抚地主阶层起到了作用，却留下了后患——宋代官员是享有免税特权的，其大肆兼并势必直接影响国家的税收，这是赵匡胤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