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王十二年秦助魏伐楚事件考

《史记·年表六》中载：政王十二年，秦发四郡之兵助魏伐楚。

同表“魏列”载：魏景湣王八年，秦助我击楚。

同表“楚列”载：楚幽王三年，秦、魏击我。

《史记·楚世家》中载：幽王三年，秦、魏伐楚。

但《史记》其他文中，无论是《秦始皇本纪》，还是《魏世家》中再不见记载。此事是否真的发生，令人生疑。流传下来的《战国策》等历史文献，同样也不见记载和蛛丝马迹。联想到政王十二年之前和之后的历史大事件来看，因秦欲一并天下的大势，魏国和楚国皆是同病相怜的角色，他们之间还会发生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魏国不顾一切去进攻楚国，还要拉来秦国一同击楚呢？而秦国到这时候还会去助魏国击楚呢？这样一联想，此事就更令人疑窦丛生，所以诸多研究学者在研究《史记》时，对此均视而不见，无法解说。甚至有人怀疑，此事是不是太史公写错了。

然而，公元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策家书》第二十五篇的内容，记载了这一事件：秦使辛梧据梁，合秦梁而攻楚。李园忧之。兵未出，谓辛梧曰：以秦之强，有梁之劲，东面而伐楚。

……梁兵果六月乃出。

这份出土的史料，再对照《史记》的记载，无疑也就证明，这一年秦国发四郡之军助魏伐楚的事情也就是一件真实可信的史实。

此事既然真实，都已经到了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了，秦国还会去助魏伐楚，魏国和楚国还发生了一场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冲突，这又如何来理解呢？

首先，我们来看楚国在这一年的前后发生了什么大的历史事件。楚国最大的历史事件无疑就是此时是楚幽王在位，也就是四年前，楚考烈王逝，楚幽王继位，李园刺杀春申君，成功独揽了监国之权。按理说，李园杀春申君，应该也与魏国并没有什么关联，为何就与魏国结下了深仇大恨呢？尤其是联想到就在六年前，春申君主导楚国，发动了一场五国合纵抗击秦国，而这次五国合纵，就是为了帮助刚刚继位二年的魏景湣王，抵抗秦国的进攻，因为就在魏景湣王继位元年，秦国出动大军一举攻克了魏国的酸枣等二十城，设立了东郡。可见此时，魏国同秦国的敌意有多深。而春申君发动五国合纵抗秦，就是帮助魏国摆脱秦国的进攻。这次五国合纵，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战果，秦国仍然占领着魏国的二十城。但不管怎么样，秦国没有再发动新的攻击，魏国因此而对楚国和春申君要表示感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为何这才六年过去，魏国反而要进攻楚国了呢？这里面最大的缘故，就是李园刺杀春申君，魏国伐楚，就是为春申君报仇。

当然，魏国即使对李园刺杀春申君严重不满，也不至于要发动战争，而且还邀来秦国一同出兵，这简直就是势不两立、死磕的节奏。换个角度可以说，魏国拉来秦国做战略伙伴，与秦国就是化敌为友了；而与楚国作战，就是化友为敌。这个变化之大，确实让人不好接受和理解。但如果说，此时魏国的相国是春申君的儿子，那么这一切就都可以理解和接受了。说什么？魏国的相国是春申君的儿子？有什么依据？该不是胡说八道，瞎编的吧。绝对不是！这是有证据的。

《战国策·楚策四·考烈王无子》文中朱英劝说春申君提防李园的那段话，赫然写着：春申君“五子皆相诸侯”。这句话如果是真实的话，或者说这句话即便是有所夸大，不可能五子皆相诸侯，但哪怕是有一个儿子在诸侯担任相国之职，那么春申君子能担任相国的诸侯国，其最大的可能无疑就是魏国。一则楚、魏两国是邻国；二则是春申君发动五国合纵就是为了帮助魏国抵抗秦国，所以魏国投桃报李，委任春申君子担任相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这里，笔者还想更进一步的指出，春申君子担任魏国相国的事情还在其发动五国合纵之前，换言之，春申君鼓动五国合纵，就是因为其子在魏国担任相国，为了帮助魏国，也是为帮助其子在魏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和提升。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依据的。

《战国策·卷十八·赵一·或谓皮相国》载：或谓皮相国：“魏杀吕辽而卫兵，亡其北阳而梁危。河间封不定而赵危，文信不得志，三晋倍忧也。今魏耻未灭，赵患又起，文信侯之忧大矣。齐不从，三晋之心疑矣。忧大者不计而构，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构，不待割而成，秦从楚、魏攻齐，独吞赵，齐、赵必俱亡矣。”

译成今文：有人对（赵国）皮相国说：“魏国杀了吕辽而被（秦）兵包围了，失去了北阳而陷于危急之中。（给文信侯的）河间封地至今还没有落实，文信侯没有得志（得到河间封地），赵、魏、韩三国都更加陷于被动和忧虑之中。现在魏国的国耻还没有消除，赵国的祸患又起来了，文信侯加在天下诸侯身上的祸害真是大啊！齐国不参加合纵，赵、魏、韩的担忧和疑心就会很大。十分担忧和害怕的诸侯就会采取不计后果的行动；（对合纵成功）有疑心、不相信的诸侯必然就会赶紧去向秦国示好求饶，侍奉秦国。（现在）秦国和魏国的关系，也可以不需要再谈割地就能结盟。秦国跟从魏国、楚国来进攻齐国，吞并赵国，齐国、魏国就都要灭亡呀。”

这段话无疑是魏国的使者或什么人去劝说赵国参加楚国、魏国要举办合纵抗秦时说出的话，话里充满了恫吓之意味。我们先不讨论文信侯与赵国、燕国之间发生的河间封地的故事。就在魏国被秦国占领酸枣二十城（北阳）之地后，魏国与楚国发动合纵抗秦，自然要派人去邀请赵国参加，而且《史记》也明确记载了在魏景湣王元年，赵国相国和魏国相国会盟于柯。接着，赵国也参加了春申君发动的这次合纵。

但其实，赵国这次参加合纵，一开始是并不情愿参加的。为何呢？就因为此时在位的赵悼襄王自继位后，在甘罗的劝说下，采取了和秦伐燕的国策，一连二三年都在伐燕的战事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就在这一年，还俘虏了燕国的相国据辛。所以赵王此时一门心思就是和秦伐燕，根本不愿意又因为参加合纵而得罪秦国文信侯，中断自己的伐燕大计。

所以，《战国策》这段话中，这个游说者为了能逼迫赵悼襄王放弃和秦伐燕的基本国策，转而参加到合纵抗秦，强硬地说出了这么一段明显带有严重威胁意味的话来。如果赵国不参加合纵，那么魏国这个对秦国“忧大者”干脆就转而去同秦国结盟，而且是拉着楚国一道与秦国结盟，共同讨伐齐国、赵国，那样的话，齐国、赵国都有亡国的可能。

我们不能对《战国策》中诸多的记载由于其没有说明出处和原委，难以理解，就说《战国策》是策士们杜撰和编造的，其实大部分是有其出处的，有其时代背景和场景，只是由于史料缺乏，无法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已。有些记载，则只要认真分析，还是可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管中窥豹，了解其本意和还原对话场景，转而又不失为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文字注释。这是《战国策》最大的历史研究价值所在。

那么又是谁能说出如此带有胁迫意味的话来，而且还能让赵国相信魏国、楚国会成为一致行动人呢？如果此刻担任魏国的相国是春申君子，那么春申君父子联手发动合纵的情形下，这就意味着魏国与楚国就是一致行动人，而且这种同盟是情同父子。在此情形逼迫之下，赵国也就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和秦伐燕大计，转而来参加合纵抗秦，虽然是迫不得已，但也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了。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反过来讲，如果说这话的人即便是魏国的相国，甚至就是魏王自己，但如果不是春申君子，那么他说什么魏、楚一致联合秦国，也未必就能让赵悼襄王和赵国朝廷相信此种威胁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能起到那么大的效力，能让赵国彻底改变自己的国策大计。所以说，其实在春申君发动五国合纵之前，其子就在魏国担任了相国。而去劝说赵国参加合纵的就是担任魏相的春申君子。

再从魏国当时的情形来看，魏国选择委任春申君子担任相国，无疑也是一个非常明智之举。自从信陵君五国合纵失败，魏国与秦国无疑也就结下了深仇大恨，魏国对此是有自知之明的。而魏安晳王和其后继位的魏景湣王既然不愿意让信陵君掌权，要限制和弃用信陵君，那么其去争取其他诸侯的支持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地处其身后、实力又非常强大的楚国，无疑就是魏国积极拉拢的最好对象。而此时，以春申君在楚国朝廷中的地位，魏王父子不得不全力巴结。公元前243年，魏安晳王和信陵君又于同一年去世，魏景湣王继位，而且那一年天下大旱，秦国遭受了自河东而来的蝗灾，那么魏国也一定深受旱灾和蝗灾的影响，魏景湣王为得到楚国的支持和支援，请来春申君子担任相国，无疑也就是他的明智选择。

由此而有了朱英所说的“五子皆相诸侯”。

通过以上史料的分析，说春申君子担任魏国的相国，应该就不是什么子虚乌有、捕风捉影的事情，而应当是真实可信的事情。这也就为解释为何魏国一定要去征讨楚国李园，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那么秦国又为何要去助魏国征讨楚国呢？这里面首先是魏国要讨伐楚国李园是主因。其次是魏国为何要邀请秦国来相助？回到那时秦国的一系列事件来仔细分析和考察，也就能从中找到答案。

既然此时魏国的相国是春申君子，对他而言，魏国与秦国的仇恨，从他个人来讲，并不是放不下的事情；对他个人而言，与李园的杀父之仇，才是他心心念念的不共戴天的仇恨。而且，此时的秦王政又因一连串的事变，将自己打扮成了替天下维持公平、公正、稳定的正义形象。

春申君的五国合纵失败后，秦国发生了公子成矫的叛乱，但此次叛乱很快被平息了。在此事件冲击下，秦太后一方面怂恿其情夫嫪毐更加疯狂地攫取私利，加封其为长信侯，享有朝议最高的决策权，又将山阳赏赐给他做食邑，接着又将整个太原郡都赏赐给他做“毐国”。见嫪毐取得了这么多的利益，太后也不得不还政给秦王政，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政终于亲政，取得了朝政大权。接着就是嫪毐发动叛乱，被镇压。这一连串的事变，将秦国的空虚和内部矛盾暴露了出来，秦王政不得不致力于稳定其国内统治，树立其权威，借口将吕不韦免职，放逐去了封地。吕不韦的失势，对天下诸侯来讲，自是一件令人拍手称快的事情。放逐了吕不韦，这也为秦王政缓和秦国与其他诸侯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好的契机。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秦王政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来改变和树立起了其个人的良好形象。

一是秦王政邀请赵王和齐王到秦国来相聚，为他亲政站台助威，秦国暂时停止了对外扩张。这次三王在咸阳相会，应该算是当时天下的一件非常引人瞩目的大事，而从此后的变化来看，这次三王相会，纯属把酒言欢，根本没有谋划结盟、战争之类的阴谋诡计。

二是秦王政朝廷因察觉郑国修渠是韩国的疲秦计而颁发的逐客令，其根本原因就是此时的秦王政主要心思就是放在清理其内政上，力图将公子成矫、嫪毐、吕不韦等遗留下来的势力予以清除，或降服为其所用。李斯上的《谏逐客令》一书，又为秦王政提供了恩威并施的契机，秦王政在处理这件突发事件上，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政治智慧和手段。既平复了宗室权贵对客卿的怨恨，又将客卿们收拾得服服帖帖，内外也赢得了交口称赞。

三是秦王政接受茅焦劝说，接回太后回咸阳侍亲孝养，这件事也是改变和树立秦王政良好形象的重要促成因素。

四是由此，一代奇人尉缭进入秦国，为秦王政所用。按照尉缭的谋略，秦国本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继续积蓄力量后，才会重启兼并扩张的战略。秦国进入了一段相对平静、休养生息时期。

但在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赵悼襄王见秦国连续动乱，秦王政无意于天下，认为是其继续兼并燕国的大好时机，这年底发动了对燕国的大规模战争，围攻燕国都城。就在赵国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秦王政接受了尉缭、李斯等人的建议，突然出兵攻占了赵国橑阳、阏与、安阳、邺城等九城，赵悼襄王又气又急，忧愤而亡。在这件事情上，秦国将自己再次打扮成了稳定天下大势，制止战争、帮助弱国、匡扶正义的王者之师形象。可能很多人对此并不以为然。但要知道，秦王政和秦国朝廷，或者说秦国其实一直也都在维护自己的形象，并不愿意以暴政的形象示人。相反，还总是将自己打扮成正义之师。这在秦王政统一后的朝会上，说到自己为何一统天下时，他细数各诸侯如何背秦，导致他不得不出兵逐一兼并各诸侯国，这番话虽是出于他的辩解，但其意也是表明自己是出于理性和仁义道德。换句话来讲，秦国是非常善于掩饰自己的真正面目，表面上还是注意用高大、正面的光面堂皇的理由和说词，来给自己编造光环而具有欺骗性。秦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强硬和霸道地说，就是要凭借实力来兼并天下，而处处是以王者之师的形象示人。在秦王政、李斯、尉缭等精英团队的操弄下，秦国此时的形象还是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迷惑性的。而这次伐赵救燕，无疑就是又成了秦国树立其形象的一个真实事例。所以魏国的相国春申君子为了向楚国的李园报杀父之仇，而主动向秦国发出了共同征讨李园的邀请。

对于秦国来讲，利用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挑起或助长他们之间争斗，以达到相互削弱，以利于今后秦国对他们各个击破，逐个兼并的战略目标，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事，谁不会乐见其成呢？

这就是发生在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秦发四郡之兵助魏征伐楚国李园的故事和背景。

当然，面对秦、魏联军来伐，李园也不会束手待毙。一方面不用说，李园也会组织楚国朝廷派军迎战，另一方面，李园不知为何知晓当年秦庄襄王、吕不韦派井忌帅秦军助赵国征伐燕国一事，尔后，燕国派使臣蔡鸟去秦国用许诺河间十城给吕不韦作封地的事，不但成功地拆散了秦赵联盟，秦国还突然发兵偷袭太原郡，夺去了赵国太原三十七城，导致井忌被赵驱逐回秦国，最后屈死的事。李园巧妙地用此事件，来劝说这次秦国的主将辛梧，其意就是明示辛梧不要做第二个井忌，最后落个身死名亡的下场。不用说，辛梧自然也就明白这助魏伐楚，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他统领的秦军出工不出力，装模作样，秦魏联军又怎能取胜呢？所以六个月后，魏军也败退而归。

这一事件，显然加深了魏、楚两国的矛盾，天下诸侯分崩离析的现状，毫无遮掩地呈现在秦国面前。于是，之后的秦国毫无顾忌地不断发动对赵、韩、魏、楚等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对诸侯各个击破，终达一统天下。

为何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没有直接说明和记载这些事情，而是要如此讳莫如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也不难。不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史学界早已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成书于汉代的《史记》和《战国策》的写作，无疑是处在一个全社会，尤其是汉朝统治者极度仇视秦国，尤其是仇视秦始皇帝的时代，“贬秦”是司马迁、刘向们一个必须遵守的宗旨。所以，即便是司马迁老先生也不得不屈从社会民意和统治集团的旨意，而不敢秉笔直书。许多事情只能采取隐晦、曲义表达，或者简略得令人窒息。而又为避尊者讳，对六国诸侯无论是君王还是权贵公卿，对他们的昏聩无能，自私自利等种种弊政和人性污点等，也全都避而不谈了，或者仅记录其结果，而省略了其中细节和关键过程。所以，要想深度理解那时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唯有结合诸多史料记载，深度挖掘其内涵和历史逻辑，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才能一窥其真相。

总之，通过对以上这些史料的分析，深挖其内涵，剖析其历史事件演绎的逻辑，这才使得对政王十二年发生的秦、魏伐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了可信的理解和完整的描摹。当然，这些推理也仅是建立在史料组合推理上，如果能有更进一步的史料，或者通过考古出现新的史料，能直接证明这些推理结果的真实性，则就是更令人期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