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教员著称于世的理论，但他不是最先运用枪杆子的人。

古代太多的政权变化是通过枪杆子打出来的，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来自枪杆子，洋务运动也基于枪杆子，而袁世凯更是通过对枪杆子的运用，让满清王朝不得不接纳他，让辛亥革命不得不接纳他。

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基本上就是对武装起义苦心竭虑的策划与发动。

辛亥革命的成功更是建立在枪杆子上的。

蒋介石则是把枪杆子运用到炉火纯青的人。

他正是利用枪杆子，一步步从奉化一个小军官成为国民党的领袖。

也是他教会了共产党人对枪杆子的运用。

而教员最开始却是抵触枪杆子的。

1919年，教员所倡导的革命是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而反对炸弹革命，有血革命。认为强权者也是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是强权。

所以他反对一切暴力，包括反对孙中山的南方政府用暴力反对北方北洋军阀。

1920年，他热心自治运动。认为各省自治自决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方法。

但国共合作后的蒋介石改变了共产党人。

共产党对蒋介石为什么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不只是共产党人对蒋介石心存幻想，更是自己在没有枪杆子时，对蒋介石的忍让就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

中山舰事件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让共产党人明白忍让是没有出路的。

特别是民国以来，军阀依仗手中掌握的军队，或问鼎中央，或割据称雄，“枪杆子”成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主要因素。

面对各地拥有枪杆子的实力派军阀，孙中山更是意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决心通过建立黄埔军校建设一支党军以争取革命胜利。

然而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共产党人从6万多锐减到一万多，党第一次面临着重大的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究其原因，是共产党人没有掌握枪杆子，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以武力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时，几无还手之力，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这惨痛的血的教训中，党深切地认识到了建设一支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于是在八七会议上，教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于是我们有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代表的武装起义，这是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也是党正式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南昌起义时，部队中的基层军官和士兵大多对“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这样的问题并不清楚。据当时党内报告描述，部队南下广东途中，“兵士全不明此次起义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数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几乎完全丢尽”。多达2万多人的起义部队，最终只有800多人上了井冈山。

秋收起义的部队，据教员后来回忆说：“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部队从文家市出发时尚有1700余人，经十天行军进至井冈山下时，只余700余人。

广州起义时第一次打出了“红军”的旗号。

当时为了迅速扩军，苏维埃政府宣布：“组织工农红军，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月饷不到十元大洋，起义军希望以更高的薪饷来吸引大家参加红军。

当起义军被迫从广州撤到海陆丰地区时，只能给每名士兵发一块银圆作零用钱，部队很快只剩下二三百人。

靠高薪雇佣的方式建立人民军队，显然是行不通的。

据聂帅后来的回忆说：“可以想象得到，在旧军队中，无论有没有我们党的领导，无论党的工作是强还是弱，如果不经过根本改造，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是不可能适应新的革命任务的，而改造这些军队的最好方法，必须要有党的基层组织并与当地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斗争中改造部队的成分，吸收新鲜血液，锻炼和考验大批干部，树立新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使部队在思想作风上根本改变面目。”

那么，应该怎样建设一支新军队呢？

聂帅和许多共产党人意识到“依靠这样的军队，要想在革命失败以后去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人通过血的教训知道要拿起枪杆子，知道了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知道并不等于会运用枪杆子。

八一南昌起义的枪杆子指向的是广东，是二次北伐。

广州起义的枪杆子没有打出广州城。

秋收起义的枪杆子，原定目标是会攻长沙城。

但南昌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也失败了。

在失败面前，在起义队伍随时有溃散的现实面前，教员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最终经过三湾改编，把失败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这不是神的选择，是人的选择。

蒋介石不只教会共产党人要拿起枪杆子，还有就是不要让枪杆子只属于个人。

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教员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进行了改编，即著名的三湾改编。

经过改编，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使连队得到了充实。同时，在部队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和新的党代表制度、民主制度三项重大措施。

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三湾改编的核心。

这次改编中，在团、营两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委员会，连一级建立党的支部，负责领导部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赋予的任务，同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并逐步在班、排建立党小组，以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改编中明确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为保障士兵真正有民主的权利，部队在连以上各级设立由士兵选举代表组成的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的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同时在党代表的领导下兼做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

这一制度“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肃清了军队官兵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确立起新型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内部关系。

通过这些措施，从组织上初步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

这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重大转变。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更是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其中心就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从而明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必须对官兵进行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教育，划清红军与国民党军及其他旧式军队的界限；红军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

决议强调：“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建军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4军中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根据地的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奠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基础。

从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中共武装最鲜明的特点。

至此共产党人有了一支与国民党军及其他旧式军队完全不同的武装队伍。

而把枪杆子带到偏远的农村，就是为了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始了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即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解决了这些问题后，这才使教员手中的枪杆子游刃有余，也才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武器，也为世界革命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道路的中国革命道路。

拿起枪杆子，并会运用枪杆子后，反革命武装得到了革命武装的最有力的反击。反革命武装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充分证明了，枪杆子的威力，真正在于它的建设与运用。

但教员对枪杆子的运用之法，却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运用之法。

共产国际是通过教员对枪杆子的运用，一点点认识教员的。

1927年，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第22期转载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布哈林引用了它的内容来批驳托洛茨基。

1930年3月20日《国际新闻通讯》官方公报，说教员是中共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

1935年《共产国际》第33，34期上发表了《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

教员对枪杆子的改造与运用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一条自主运用枪杆子的道路。

教员带领着这支人民军队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又以持久战抗击日本侵略者，最后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也使得人民军队得到大发展。

1949年共产党人用枪杆子最终打败国民党反动军队，建立新中国。

1950年，中国更是出兵朝鲜，用枪杆子直面美国侵略者后，打出新中国国威。

蒋介石及他的将领们不解，何以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能打败他们80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

美国及联合国军不解， 全世界最强的陆海空军为何会败给一穷二白的志愿军？

因为教员所带领的枪杆子，是人民军队。

由这支人民军队建立的政权是人民政权。

让枪杆子为党所掌握，把军队置于人民中去运用，成为教员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最为鲜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