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政令，当时政府直接下令禁止民众过春节，并且实行了好几年，这一决策是否是政府脑袋发热下的突然决定？这一决策又带来了哪些影响？最后是如何收尾的？

让我们来到民国时期，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废除春节，不过这一命令并不是突然颁发的，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思想铺垫。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便通电全国让以后都用阳历作为标准纪年，不过在当时的民间，无论是商业往来，还是节目、生日等还都是流行阴历，这也就有了所谓的“历法二元社会”之说。

到了1914年，这时是北洋政府执政了，鉴于民间还是多用阴历，政府鉴于：

“国民心理上仍不能举阴历观念进行铲除”。

便在全国推行了所谓的“新新年”，也就是将咱们的传统节目元旦安置到1月1日，传统的农历新年岁首则被改名为“春节”，也就是“旧新年”。就这样，在“历法二元社会”的基础上，此时的民国又形成了“新新年”和“旧新年”并存的格局。

为了推进“新新年”在社会上的普及，民国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将阳历的元旦（也就是新新年，后文将统一称为元旦）作为恭迎新年以及庆祝民国成立的重要节日，开始搞大规模隆重活动。

而面对春节（旧新年，后文将统一称为春节），在当时则出现了许多强制性禁止的个案，只不过还不是政府的政令，因为当时各地还军阀割据，常年战乱，政府暂时并无精力，也无实力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禁止春节活动。

不过虽然政治层面虽然还没有行动，但思想层面已有禁止春节的趋势，而且愈演愈烈。当时报道多将元旦称为“民国之新年”、“法定之新年”、“自由之新年”，顺着发展，渐渐元旦变成了新习惯，维新的象征，春节则被看成是旧习惯，守旧。

时间来到了1919年，这一年的五四运动极大振奋了中国人的民族情绪，随之，针对元旦和春节的讨论也开始大量出现，这些报道一面呼吁社会应该重点元旦，一面批评春节，甚至将其看作万恶之源。这里我们举《申报》为例看看看当时的情形。

《申报》当时对春节存在的大量习俗进行批判，首先是祭神，比如说财神，春节拜财神的习俗被看作是

“此所谓神，近于魔鬼，此所为祭，近于行贱。故无论于迷信，其居心之猥鄙”（申报1921年2月3日《打破迎财神之迷信》）

所以其认为迎财神必须要废除，不过的话就会使国人养成懒惰、愚昧的恶劣习惯，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发展，还有伤国体。

其次是春节时的礼仪和礼品，过年的习俗，大家也都知道一些，像是见到长辈磕头，平辈作揖等等。《申报》就这一形象做出这样的解释，磕头是：

“一种卑鄙龌龊的样子，是奴隶式的”

见到朋友作揖则是：

“如同摇尾乞怜”。（申报1921年2月3日《贺年的礼式应当要改良》）

所以无论是磕头还是作揖都应该废除，全部换成鞠躬。

礼品方面，则不应该总是送什么鸡鸭鱼肉，这会显得中国人只图一时口欲，而是应该多送一些陶冶情操的东西，像是什么书、乐器等等。

再有是压岁钱，为了将过年送压岁钱这一习俗移除，1922年2月2日《申报》发表了一篇叫做《新年赐钱小儿宜改良》的文章，列举出压岁钱的几大危害。

比如压岁钱会养成小孩贪利的坏习惯，不知道本能的尊敬长辈，而是将其当成换取财物的手段；压岁钱会小孩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有了压岁钱，小孩就会去买大量不干净的零食；甚至《申报》还说了压岁钱容易被小孩吞入腹中，危害极大。这些压岁钱的“危害”很多其实的过于宽大，当时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当时舆论界的氛围。

最后我们在来说说娱乐方面，这个《申报》将一大矛头指向赌博方面，因为在民国时期，春节打牌赌博是重要的消遣方式，赌博当然是杀人利器，但是在但是，有些人则把赌博的危害于春节相挂钩。

从祭神、礼仪、压岁钱再到娱乐等等，当时的社会已经形成了春节的几大“罪状”：损害健康、浪费、养成中国人的劣根性。

不过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当时社会很多知识分子表面上对春节都嗤之以鼻，当时身在却无法拒绝春节。就比如周少英，他当时是社会教育团的，但春节来临，大家都为过年做各种准备时，他会去做露天演讲，演讲的主题就是反对春节，号召大家应该过阳历春节元旦。当时演讲结束后，他则回家接过猪头腊肉，为过春节做准备，并为自己辩解道：

“我亦未能免俗耳”（申报1928年1月28日《过年》）

不过对于一个几千年的节日，光靠舆论上的呼吁肯定是推进不下去的，于是政府和知识份子变开始考虑从政治上，采用行政手段来禁止春节。

特别是到了1927年，随着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当然有人说要等到28年的东北易帜）随着政治上趋于稳定，“改革者”们纷纷开始呼吁政府下场对春节进行改革，或者说对让政府颁布法令来废除春节。于是，废除春节行动便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展开了。

为此，国民政府还专门颁布了几项政策，

首先是厉行国历，废除阴历，并将此当作是一种政治正确。随着阴历的废除，与阴历相关的各项节目势必要随之废除，可以说这一政策是废除春节的根本之策。

随之便是开始对春节假期的控制，寒假以元旦为准，春节期间正常工作，甚至在事业单位规定春节期间不得顺便请病假、事假等等。与之相对的对元旦假期做出了规定，以上海为例，1931年，元旦休业五天。

假期有了规定后，政府便开始针对过年习俗，或者按照当时来说称为“陋习”的各项活动做出规定，1930年1月，上海公安局规定不得放烟花爆竹、不得售卖春联、不得赌博等等。

政策规定好了就要执行了，从执行方面来看，国民党对其党员要求严格，甚至由此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1928年正月初一，恰逢国民党的总理纪念周，在这一天国民党党员柴致在路上遇到了其朋友，同为国民党的杨道中，不自觉的说了一句：

“恭喜发财”。

结果杨道中便将此事进行汇报，在经过国民党党内讨论后决定，罚柴致在总理遗像前罚站十分钟，反思自己的错误。

当然对普通民众，政府也有监督，像是1930年，上海有一家人在家因迎财神，被警察知道了，直接将这家给财神的所有供品都给没收了，不仅是给财神的鱼头，甚至装鱼肉的篮子都给没收了，给出的理由是谁让他有钱做这些事情的，另外还发了14块钱。

另外31年，有一个苦力春节时在门口放鞭炮，在抓住后开始狡辩，说他不是因为春节才在门口放炮的，而且因为他爸过生日，经过这一轮狡辩后，最后罚了3块大洋了事。

不过从这也能看出，警察对春节的这些违规出发是标准不一的，甚至是否处罚也全看警察心情，比如30年正月初二，有人在上海闸北放爆竹，却没有人管。

国民政府的处罚标准不一，选择性执法使得春节虽然在政治层面上被禁止了，当时春节期间的各项活动却在民间悄悄的进行，并且针对这一法令，民间反对情绪愈发强烈，有鉴于此，到了1934年，政府重新对此进行了规定：

“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多干涉”。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废除春节”的政策在民间开始悄然解禁了，阳历元旦、阴历春节又重新回到了阴盛阳衰的格局。

其实对于国民政府“废除春节”政策失败，应该从中看到，对于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要尊重民众的生活习惯，特别是不能照单拳手西方的习惯，以此来做出一个欧化的中国。毕竟外国的月亮也不是比较圆。同时，旧的，不好的习惯改革也应该是渐进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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