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如何处理与功臣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个开国皇帝都会面对的大命题，本质来说，刘邦是在削藩、赵匡胤是在收军权、朱元璋是削平山头，都有为了集权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

公元前202年，刘邦于定陶登基称帝建立了大汉帝国，但“皇帝”只是刘邦身份的面子，“盟主”才是他的里子：

汉帝国是一个联合帝国，是由皇帝刘邦和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组成的联合体，皇帝只拥有对各诸侯王的主导权、外交权、立法权。

刘邦要想成为真正的皇帝，使帝国的皇权能够在刘氏子孙的手中进行传递，就必须得解决异姓诸侯王问题，这是历史交给他的课题。

也就是说，刘邦的创业史其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打败以项羽为首的西楚国建立汉帝国；第二个阶段，剪灭以韩信、英布为代表的异姓诸侯王，实现集权。

所以，刘邦从当上皇帝起就一直没有下马，至去世前还御驾亲征去平定淮南王英布的叛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而功臣集团，基本都得到了善待，不仅生存权得以保障，还享受了刘邦称帝的巨大红利，基本上垄断了帝国从庙堂到地方的所有重要职位。

是的，汉帝国真正的功臣群体是以萧何、曹参、张良为代表的军功派，刘邦一个也没有杀，不仅没有杀，还与他们分享了权力，将以丞相府为代表的政府机构让位于功臣派。

当然，刘邦也对功臣派采取了制衡，以刘姓诸侯王群体来制约功臣派的权力，保证皇权能够一直在刘氏子孙的手中循环。

这样看的话，刘邦杀韩信等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而韩信本质上又不是功臣，是建立汉帝国的诸侯之一，刘邦为了建立真正的大一统帝国，就必须得打削藩这张牌。

而且，刘邦的军事水平又不如韩信、英布这些人，在以个人威望无法换得这些人心甘情愿的俯首称臣的情况下，刘邦就必须得灭掉他们。

当历史更新至刘秀开创的东汉帝国时，刘秀也采取了和功臣和平相处的方案，东汉之所以没有发生兔死狗烹的事，就是因为，刘秀在创业阶段根本就没有培养起大的山头，东汉帝国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是天子集权。

再说，刘秀已经通过昆阳之战奠定了自己在军事领域的地位，是完全可以凭借个人威势驾驭群雄。对于此，诸葛亮后来就曾评价道：“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

光武帝在谋略、用兵方面都在众人之上，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功臣会对皇权造成威胁。

为了安全起见，刘秀采取了偃武修文的国策，并用富贵换取了功臣手中的权力，在灭掉公孙述的成家政权之后，列侯之中，也就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数人得以参与政事，其他人都被动成了闲人。

后来的赵匡胤其实是复制了刘秀的治国方案，采取了文人治国的方略，并用富贵换取了武将手中的权力。

至于刘秀和赵匡胤为什么可以和平解决功臣问题，就是因为，东汉和北宋都没有所谓的强藩，朝廷的军事实力强于地方，且刘秀和赵匡胤都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可以凭借个人威势来驾驭群雄。

也就是说，只要功臣对皇权没有致命威胁，一般都可以得以生存，享有富贵。没有人愿意落一个残杀功臣的历史骂名，大家一般都比较爱惜自己的羽毛。

当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后也存在和西汉当年一样的问题：西汉是各大诸侯联合创业的结果；大明也是在各大山头的通力合作之下拿到的结果。

在朱元璋一路创业的过程中，其团队最终形成了以郭子兴的濠州红巾义军、朱元璋的濠州红巾义军、巢湖水军、江南归附集团等势力拼凑起来的格局。

由于郭子兴部的濠州红巾义军、巢湖水军等势力是成建制的归附于朱元璋，所以，这些势力本质上就是大股东，朱元璋要想集权，就必须得逐步削平这些山头，最终形成自己的一言堂，建立朱家天下。

公元1362年8月，有人密告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出言不逊，于是被逮捕并押解回南京，于中秋夜被斩首。

是的，这是朱元璋联合其他势力对郭子兴濠州红巾义军势力的清除。

1375年，朱元璋又以“僭用龙凤诸不法事”的罪名将廖永忠赐死，巢湖水军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

1380年，朱元璋又召回了镇守广东的朱祖亮，用鞭子将其活活抽死，江南归附势力也从此一蹶不振。

从此，大明形成了朱元璋的濠州故旧一家独大的格局，而濠州故旧又是朱元璋的基本盘，只要朱元璋在世，基本不会存在造反的事。

但朱元璋并没有因此收手，为了消灭最早的一批功臣、股东，朱元璋又于1390年重提“胡维庸案”，此案，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济宁侯顾时等功臣遭到了屠戮。

到了这时，朱元璋才基本清除了大明内部的山头、股东，可算松了一口气，剩下的功臣也可以紧密团结在皇帝朱元璋和太子朱标麾下，大明的天下从此可以江山永固，千秋万代。

但变数却在1392年发生了，这一年的5月，皇太子朱标去世了，由于储君是16岁的太孙朱允炆，既没有能力又没有威望，根本无力驾驭蓝玉、傅友德等军事精英，更重要的是，蓝玉等人又和太孙势力没有任何的姻亲关系，是太孙势力的巨大威胁。

为了皇太孙将来能够坐稳江山，朱元璋就再次举起了屠刀，于是，通过“蓝玉案”，梁国公蓝玉、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等人也被朱元璋血腥清除。

没办法，大明是朱家的大明，朱元璋不允许任何威胁皇权的势力存在。

如果说朱元璋对郭子兴的濠州红巾义军、巢湖水军、江南归附势力的清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是集权的需要，那么对蓝玉等人的诛杀就是绝对的残杀功臣的行为。

因为，继承者在年纪小、没有军功和威望的情况下根本无力驾驭群雄，汉惠帝刘盈当年就是被曹参等军功派严重架空，朱元璋熟读历史不想让西汉的历史在大明重演。

但朱元璋残杀功臣的行为也让大明的权力架构从此失衡。本质来说，朱元璋设计的大明是以功臣、文官、藩王互相制衡的格局，当功臣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藩王的势力也就是严重威胁皇权的存在。

所以，燕王朱棣能够打败皇帝朱允炆并攫取皇权也就能理解了。

在后来的土木堡事件中，勋贵集团再一次遭到毁灭性打击。由于朱棣上位之后又严重限制了藩王的权力，大明从此就形成了文官集团一家独大的格局。

为了制衡文官集团，皇帝又不得不培养了宦官集团作为自己的打手，结果导致大明长期陷入了宦官和文官的严重内耗中，由于无力对抗文官集团，万历甚至长期旷工居于深宫之中根本就不提上朝的事。

即使是宦官替皇帝暂时压制了文官势力，但也同时造成了宦官专权的现象。

大明，亡于阉宦和党争，这也可以看作是朱元璋诛杀功臣集团的副作用。

不像西汉，功臣和刘氏藩王的相互制衡起码保证了汉帝国的成功过渡，等藩王和功臣都消亡的差不多了，大汉皇帝也就实现了集权。

总结起来就是，刘邦不算诛杀功臣，朱元璋制造“蓝玉案”导致了大明权力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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