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是中国农历干支纪年的甲申年。这一年对于明朝最高统治者崇祯帝而言，却面临着大厦将倾的危局：内有席卷中原大地威逼京师而来的大顺军，外有关外八旗铁骑虎视眈眈时刻伺机南下，在挽救时局危亡的举措中，南迁之议从酝酿到被迫停止，历时两个月之久而终未付诸实施。所谓南迁之议，即是将首都由北京迁回南京以摆脱危局、徐图恢复的应急方案。

南迁之事率先由崇祯提出，缘由清军再次入塞。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军分道入塞，沿途大肆掳掠。于次年四月北归时，共掠府州县88，俘口37万，牛马100万头，金1万斤，银220万两，珍宝缎匹8万余。清军北归时，其声势震动京师，仓促中崇祯召周延儒督师御敌。由于天启懿安皇后张氏以死反对，故暂作罢。这次南迁胎死腹中，却已显示出崇祯对于京师能否保全已有疑虑。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西安称帝，改元大顺，遣兵东渡入晋，志在灭明。形势危急，明廷再起南迁之议。此时右庶子李明睿等奏请南迁，崇祯单独召见李明睿曰：“朕有此志久矣，但言臣不从，奈何！”此正说明崇祯急欲南迁。鉴于李明睿职微官卑，崇祯想利用内阁六部重臣来支持自己，以免独自承受放弃祖宗陵寝的罪名。十九日上朝时，他对诸大臣痛哭流涕地表示“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言官只是争相表示愿代帝出征，却无人出来提议南迁，事情又搁置下来。

之后，山西全境瓦解，崇祯下罪己诏，此时驸马巩永固力谏南迁，建议皇帝迁往南京以图中兴，留阁臣辅佐东宫守卫北京，遭到内阁和言官的坚决反对，甚至斥南迁之议为“邪说”，碍于廷议沸扬，不得不又将南迁之议搁置；随着形势进一步岌岌可危，左都御使李邦华又上书崇祯南迁，提出皇上南迁和太子监抚南京两个方案，但响应者寥寥无几。

三月初，由于议未决，南迁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虽然仍有人提起以太子监国南京，但言官立即表示反对：“幸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备注：唐肃宗，唐玄宗第三子，第一个在京师以外登基，再进入长安的皇帝）。这一指斥令倡太子南迁诸人瞠目结舌，不复敢言，众人皆默然不语，崇祯于是叹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遂拂袖起。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已兵临城下。崇祯易服混杂于内阉中欲出京城竟不得出。不得不复回内苑缢死万岁山。

在公元1644年那个短暂的历史瞬间，崇祯一念之差，未能坚持“南迁”，改变了中国今后数百年的历史。明末三足鼎立（明朝、农军和后金）的局面崩盘，明朝尽管在三股势力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北伐中原或许暂时不能，但绝对可以划江而治。崇祯帝的地位是任何一个朱姓藩王都无法相提并论的。有他在台上主持大局，无论是坐镇南京传檄天下，还是与满清进行和战周旋，都不致使明朝陷入被动。由于崇祯，包括太子这个神经中枢自我毁坏，余下力量分散，所谓群龙无首，内部先自残破——吴三桂献关降清；成为他人板上之肉——多尔衮迁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