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的西秦是由鲜卑乞伏部所建政权，乞伏部是于东汉中后期内迁的鲜卑中最强大的一支。乞伏等部内迁后，游牧于河套北，几经迁徙，泰始初，至乞伏国仁五世祖佑邻，“率户五千迁于夏缘，部众稍盛”之后，乞伏部就开始与邻近诸族相互攻伐，“鲜卑鹿结七万余落，屯于高平川，与佑邻迭相攻击。鹿结败，南奔略阳，佑邻尽并其众，因居高平川。”

乞伏部势力渐盛，佑邻死后，子结权继立，迁徙部众至牵屯山，结权死，子利那立，“击鲜卑吐赖于乌树山，讨尉迟渴权于大非川，收众三万余落”，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讨鲜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众二万余落，因居苑川。”

一、西秦政权的建立

在一次次战争中，乞伏部部众迅速增加，早已成为陇西鲜卑中最强大的一支。此后，乞伏鲜卑便在述延的带领下，以苑川为活动中心。苑川“为龙马之沃土”，此处土地肥沃，宜养马，在汉代便是“牧苑之地”，乞伏部势力由此更加强盛。至述延的儿子傉大寒，时后赵石勒灭前赵刘曜，并遣石虎攻克刘曜子刘熙于上邽，势力占据秦陇，为躲避后赵之锋芒，乞伏部迁徙至麦田。傉大寒的儿子司繁时，迁部众于度坚山，建元七年，前秦将领王统来攻，潜袭度坚山，部民五万悉降于统。乞伏部降秦后，“秦王坚以司繁为南单于，留之长安，以司繁从叔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建元十二年，司繁死，其子国仁子承父业，仍为前秦镇西将军。

建元十九年，苻坚举全国之力向东晋发动战争，苻坚任乞伏国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兵。此时，国仁叔步颓在陇西叛变前秦，苻坚遣国仁率军安抚。秦晋淝水之战，前秦大败，国仁于是召集诸部，拥兵陇右。前秦境内其他鲜卑、羌等皆反叛于苻坚，并在建元二十一年，姚苌缢死苻坚于新平。

西秦建立之初，并未占据整个河州地区，政权的中心也并未西移，此时政权以东有前秦苻登和后秦姚苌，西边则是吕光的后凉，南邻吐谷浑，西秦无法再向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加之乞伏国仁认识到自己力量尚弱，因而在与邻近政权处理关系时奉行和好之政策。如其接受前秦苻登赐予他使持节、大都督、都督杂夷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苑川王的称号，表示愿意向前秦称臣。对内方面，则不断兼并陇西鲜卑其他诸部和镇压境内反叛势力。

二、“拓土徙民”的政治经济策略

西秦建义四年，国仁卒，群臣因国仁子公府年幼，立国仁弟乾归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改元太初。西秦开始走入快速发展国力的阶段。乞伏乾归时期的西秦，较之乞伏国仁时期，国力有所增强，先是由勇士城迁都至金城，出兵降服周围诸部族，“于是秦、凉鲜卑、羌、胡多附乾归，乾归悉授以官爵。”统治区内，除鲜卑、汉族外，还有降服的南羌、枹罕羌彭悉念部等等，地域西至金城、苑川，东至南安，北抵牵屯，南达枹罕。后枹罕为后凉吕光所夺。太初七年，击败了仇池氐陇西王杨定四万军士，斩首万七千级，使乾归“尽有陇西、巴西之地。”此战后，西秦疆域扩大，乾归也于十二月改河南王为秦王，史称西秦。

早在乞伏国仁统治西秦时期，就说过“先人有夺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饵敌，羸师以张之，军法所谓怒我而怠寇也。”纵观整个西秦，这种一直为统治者奉行的统治方式应当总结为“拓土徙民”的政策。自国仁后，乞伏乾归、乞伏炽磐乃至乞伏暮末都奉行这一政策理念。

这里“拓土”之政策，不可只看其字面意思。开疆拓土，其实质之一，是侵占土地，虽十六国纷乱，各政权皆有不劳而获，侵占土地之目标，但毕竟伴随着侵占，更多的是经略，如前秦、前凉、后秦等，皆出台政策兴教育，课农桑，最不济者如南凉，亦是以侵占弱小别部财产为主要国策，然却也不如西秦政权对外征战次数之多，愈往后统治者征战愈多，而这些“拓土”往往伴随着徙民。

十六国时期，各国为抢夺人口进行徙民已屡见不鲜，一则人口多可供农牧业发展，二则人口多可补给兵源，三则掳掠别国人口还可削弱被掠夺国实力。“十六国时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攻破一地，先进行洗劫，接着将大批人民迁移到被认为易于控制的地区，安置在指定土地上，要他们供给兵役、徭役以及各种物资的征发。”西秦政权伴随着人口的掠夺，还有财产的掳掠，这便是“拓土”的另一层含义，整个西秦国家从始至终，都未脱离对外“拓土”对内“徙民”的基本政策，用掠夺来的人口和财产当作社会生产的一大部分。

如此以往，政权并无强大的经济实力得以支撑，加之西秦建国于河州地区，除去自然条件多山少原的客观条件外，此区自魏晋以来，至十六国从未摆脱出战争重心的地位，通常乃是三国甚至四国的边界灰色地带，又是多民族聚居区，对此区的争夺从未停歇，所以西秦向外扩展，对内经营的客观条件便是不稳定的，这也促成其不得不停歇的进行“拓土徙民”。

乞伏乾归自东晋义熙五年复国以后与其子乞伏炽磐除去抵御侵袭和平叛外，主动侵略别部和别国的记录，对比两表可以看出，乞伏乾归时期，从复国开始到被乞伏公府所杀害，公元409年至公元412年，四年时间，主动“拓土”七次，如果忽略复国前391年的一次出兵，那么从他复国开始，出兵次数越来越频繁，几乎每年都会主动出兵，从409年的一次到410年的两次，412年已达到主动出兵四次，若不是被乞伏公府杀害，那么推断其往后至少每年保持出师四次的频繁战争，甚至更多。

乞伏乾归发起频繁的战争在西秦国已经是常态，其子乞伏炽磐自然而然延续下来，他不仅在其父乾归时期是这一政策的参与者，在当政后，更成为有力执行者。乞伏炽磐时期，自公元413年至公元425年，十三年时间，主动“拓土”十八次，在统治前期，更是最多一年达到五次，总共迁徙入西秦腹地的人口不下十万。

而在他们统治西秦时期，确是西秦疆域鼎盛时期，由乾归开始的“拓土徙民”，再由炽磐整个统治时期的奉行，都是水到渠成的，既跟随着时代特征，也符合西秦统治者的思想和国情，因为这个时期无论是较小政权西秦、南凉，或是强大的前秦，或多或少都有对外侵略和徙民的经历。

西秦政权在建立之初是以当时进入陇西时的部落联盟为基础的，乞伏鲜卑只不过作为领导者，虽然在部落中人数也占多，但这些组成联盟的少数民族原始游牧思想与行为习惯依旧存在，虽然在进入陇西后进行了迅速的汉化，但也是胡汉政策并用，西秦建政权于河州地区和其周围，又由于此区周围被政权包围着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西秦外扩无力，只能用直接的外侵掳民来实现国力的增长。

三、“拓土徙民”对河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

西秦是十六国政权中唯一一个建立政权中心在河州地区的国家，前期的都城频繁迁徙，先后“定都勇士城、度坚山、苑川、金城、乐都、谭郊、枹罕”，这与前期西秦国所处地在河州与秦州交界有很大关系。

初期的西秦还占据着秦州部分地界，但前有后赵势力向陇右扩张，后又前秦强盛，待前秦灭亡后秦又继之，西秦在这些强权的威胁下，不得不向稍弱小的吐谷浑、南凉政权以及其他鲜卑小部落靠近，领域不断向西缩进，及义熙八年乾归死，乞伏炽磐“帅文武及民二万余户迁于枹罕。”此后整个炽磐及暮末时期，西秦都城定于枹罕，统治中心由河秦之交界转移至洮河至大夏河沿岸的河州地区，未再迁徙。

其实在西秦还未将统治重心转移到河州地区时，乞伏炽磐于409年便已攻克彭悉念占据了河州重心枹罕，此后领命镇之。并在410年，乞伏乾归大破越质屈机等十余个部落，“降其众二万五千”，迁入苑川及周围等西秦重镇，枹罕当有所涉及。可见当时枹罕虽还不是都城，但西秦统治者便把其作为重镇。一开始西秦所一贯奉行的“拓土徙民”便在河州地区作用起来。

西秦的“拓土徙民”对河州地区的影响首先是在疆域方面的，因为“拓土”的最重要一个因素就是攻占领地和削减别国领地。这一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河州地界的迅速扩张，甚至在414年灭亡了南凉。西秦经过乞伏炽磐在河州的军事经略，使得原本被各政权瓜分的河州地区重新统筹于一个政权，并且乞伏氏以河州地区为中心进行对外“拓土”，周围愈多的疆域对西秦政权中心也就是河州起到了保护作用，位于中心的河州就能稳定的建设政权和恢复发展农牧经济。

其次，“拓土徙民”还是对国家财产的直接增加手段，“拓土”不仅是对地域的扩张，还是对财产的侵略，这种较少费劳力直接通过战争来实现的增产，使西秦因为战争迅速损耗的财利又通过此途径尽量补充所失。原本属于这些人口的财产便随着西秦强迫人口的内迁而进入河州地区，这些财产除了支持西秦国家扩张所需的一部分外，更是有利于恢复河州地区自魏蜀战争、西晋八王之乱、氐羌为主民族起义、十六国战乱以来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

再次，是对河州地区最重大的影响就是“徙民”于河州。东汉末至魏晋时期，虽还未设立河州，且行政区划多变，但作为河州固定几个重镇，枹罕、临洮、狄道、河关等，一般都归于陇西郡所管辖，所以虽然河州州置为前凉政权所设，但其之前的人口可以参考陇西郡的人口。

由于西晋民族矛盾加深，因此不少县郡已被当地起义民族或者羌酋占据，西晋管辖地较少，加之少数民族并无记载人口户数的习惯，所以当时的河州地区具体人户数并不清楚，仅根据表格来看，东汉末经过魏至西晋，户数缩减几乎一半，这与西晋统计不到某些州郡有关，而人口大幅减少也是事实。但自西秦定居河州以来，伴随着对外“拓土”次数增长，对内“徙民”人数也是大幅增加。西秦所掠夺财产和人口的次数是十六国中最频繁的，而掠夺迁移去枹罕的人口是最多的。

最后，除“拓土徙民”政策对河州有影响外，西秦于此定居时，加速了河州地区的封建化。河州本为氐、羌、敕勒、屠各等多民族地区，乞伏鲜卑进入后，便“西秦王乾归以太子炽磐领尚书令，左长史边芮为左仆射，右长史秘宜为右仆射，置官皆如魏武、晋文故事”，并且胡汉分治，任用汉人，乞伏乾归还让乞伏炽磐拜汉族名儒焦遗为师，乾归“谓炽磐曰：‘汝事之当如事吾。’炽磐拜遗于床下”，可以看出乞伏氏任用汉人进行封建化，将部落联盟转化为封建中央集权的决心。

并且在至今仍然保留较好的西秦时期修建的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中的供养人妇女画像，身着汉族广袖长袍的服饰，至少能说明西秦国民间的汉化现象是存在的。不管是政府的行政对汉族政权集权措施的效仿，还是西秦民间跟随时代的变化，这对河州地区长期分裂于各族酋长手中，相互攻伐的局面是有很大改善的。

总结

然西秦最终亡国也体现“拓土徙民”政策的局限性，仅仅“拓土”不重视发展本地社会经济，这种“脱胎于游牧经济的乞伏鲜卑统治者，对农业经济是陌生的，他们不设想如何推进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经济。”西秦频繁的对外战争，消耗了巨大的财力和兵力，虽有每次战胜“徙民”，但“由于流离转徙，赋役的沉重，及战争的残酷，百姓迁徙过程常常是死亡的过程，以致缺乏劳动力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从而使各政权劫夺劳动力的欲望越来越迫切。”

加之战败时被徙民迁出人口，终究入不敷出。至乞伏暮末时期残酷刑用，汉族地主离心，“拓土”政策也因国力衰退和吐谷浑、大夏政权的进逼无法实行下去，终于在公元431年，“夏主杀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西秦灭国，历四世，前后四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