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李鸿章，一位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张爱玲，两者所处不同的时代，彼此之间的生存环境迥异，看似毫无瓜葛。然而事实是，被誉为“临水照花人”的张爱玲与从”中兴名臣“沦落至众人口中”卖国贼“的李鸿章竟有着扯不断的亲缘关系。

晚清名臣，饱受争议为女则婿

时代烙印在李鸿章身上的印记很多，尽管世人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犹记得他回击日寇的那首舌战诗：“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其临场发挥之绝妙，将对侵略者的轻蔑抒发到极致。

“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单戈独战。”足可见一个弹丸小国附身于侵略集团的嚣张气焰。以寡敌众的局面总是难熬，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李鸿章一方面唾弃不义之徒的卑劣行径，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签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作为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但敌众我寡，凭一人之力又能改变什么呢？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其为“东方俾斯麦”，其实也是对他创办北洋水师的认可。慈禧太后更是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但这一切的厚望终究扭转不了国力的空虚，更不可避免受人凌辱的局面。

如果客观分析了李鸿章的生平事迹，便可知其本人武能镇压太平天国、兴办北洋水师；文能吟诗作对、推崇洋务运动，的确有着那个年代难以匹及的智慧思想。但由于封建思想的统治，以及他对清朝统治阶级的愚忠，使得他尽管做出了种种救国行动，却仍被一部分人所唾骂。

李鸿章代表的或许不仅是封建统治的腐朽与衰败，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封建统治下的辛酸与无奈。纵使其致力于兴建海事，想为这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争取最后一丝胜利的希望，却无法逃脱君臣之道，纵有千般无奈，却也不得不从。

对于李鸿章本人的争议，从来没有随着《辛丑条约》协定谈判中呕血身亡而终止，引得人遐想联翩的更有其家族后人的一段奇谈。

闺中待嫁，终遇良缘喜结连理

不同于旧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李鸿章年过四十得女李菊藕，对其可谓是疼爱有加。故而对于其婚姻大事也是颇为慎重，以至于李菊藕早已错过婚配佳龄，在外人眼里成了闺中待娶的老姑娘。

张佩纶实则也是名门之后，不仅如此，他还称得上是李鸿章的门下之徒。尽管被寄予厚望，但张佩纶的人生却极为坎坷。由于张佩纶主张靠征战解决问题，却又出师未捷、被贬边疆，其仕途之路几近断送，幸而李鸿章为其多方斡旋才得以保全。

张佩纶曾骂“法国奸计妇孺皆知，唯李中堂一无所知”来抨击李鸿章的退缩，又称“李中堂为法人所愚弄，朝廷又为李中堂所愚弄”，面对别国凌辱，张佩纶对朝廷的软弱深恶痛绝，誓要与列强放手一战。

李鸿章绝非等闲之辈，尽管深受慈禧的信赖，但毕竟慈禧主张“求和”，而张佩纶则反其道而行，一心“主战”。李鸿章何尝不想捍卫国威，兴办北洋水师的他对任职福建海防的张佩纶其实是颇为欣赏的，两人的初心都是加强海防建设。若不是李鸿章对张佩纶有极致的赞许，断不会以身犯险，为张佩纶奔走东西。

此外，张佩纶在与李菊藕婚配以前已丧两偶，实打实的成为了一名鳏夫。且碍于张佩纶过长于李菊藕，这段感情势必成为了一些人眼里的笑料。甚至有好事者调侃：“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批判李鸿章嫁女不妥；“辞西席，就东席，张佩纶不是东西”暗嘲张佩纶战事失利，以此来讥讽翁婿二人。

不同于其他女性对包办婚姻的苦苦挣扎，李菊藕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个比自己大了十六岁的男人，首当其冲捍卫了自己的爱情，并直言：“贵家女无人可嫁，寒士只能娶乞丐女，哪有这么荒唐的道理？嫁女必须嫁给比自己高的，娶妻当娶比自己低的，看着高深，其实鄙陋！”。

人一但挣脱了思想的禁锢，就会追求更崇高的精神世界。或许正是得益于祖祖辈辈对精神层面的不懈追求，才为后辈能够独立思考提供了沃土，张爱玲便应是如此。

天不遂愿，恩断义绝悲惨童年

曾经有人评价张爱玲是一个生活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人。尽管彼时的张家早已成为公共租界上的没落贵族，但年幼的张爱玲仍能享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此后又经过不断接触学习英文、乐器、美术等，无不塑造了张爱玲的独特个性。

莫非才华与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并不能兼顾。张爱玲的幸福童年并没有持续得太久，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支离破碎。

即说是没落贵族，就要说起张爱玲的身世，她的父亲张廷重本是清末名臣之子。作为名臣张佩纶与李鸿章之女李菊藕的独子，该是集宠爱于一身，且初识爱妻黄逸梵时两人也经历了一段安逸时光。尽管没有实现物质方面的极大富足，但有了爱女张爱玲、贵子张子静后也应该令人艳羡的。

然而天不遂人愿，漫长的婚后生活总是能在不经意间折射出人最本质的精神世界。随着母亲黄逸梵投身于对两个幼子的照料中，父亲张廷重却流连于灯红酒绿，不仅沾染了鸦片，甚至还违背了对待婚姻的忠诚，一度将妾室领入家中。

或许三从四德、逆来顺受已成了封建思想统治下对女性的枷锁。张廷重原以为黄逸梵会衔恨吞声，默默忍受这一切的发生。然而接受了新思想浸润后的黄逸梵，早已对此时的婚姻生活大失所望。在无数个日夜争吵中，黄逸梵疲于应对，甚至在得知小姑子赴英留学后毅然选择随她而去。

“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这是很多年后，张爱玲在《私语》一书中所阐述的，描绘了母亲临行前那不舍而又揪心的情境。

痛苦的纠缠不如痛快的放手。在见识了这个世界的美好后，黄逸梵早已褪去了封建思想的禁锢。然而血缘亲情毕竟难以割舍，几年后的某天，黄逸梵收到了来自张廷重的信件。彼时张廷重事业受挫，又与小妾分道扬镳，面对“中年危机”，他自然地想起了远在异国的原配夫人黄逸梵。

看似一切将要迎来转机，然而正如新旧时代思想的鸿沟无法跨越，黄逸梵接受了多元的世界，她的眼里不再只是一方天地，而张廷重本性难移，早已深陷泥泞。破镜难圆，最终还是以两人离婚、黄逸梵的再次出国而草草结尾。

生如劲草，临水照花殊途同归

父母离异后，张爱玲本就体会不多的父爱母爱也随之湮灭。那个买香肠卷给她、教她识书写字、品读红楼的父亲日渐堕落。而张爱玲也再不能欣赏到在镜子里身着精致旗袍、端坐在琴凳上深情优雅的母亲。

那段时间里，张爱玲体会到了父亲另结新欢后，对姐弟俩的冷漠与中伤。失去了庇护的孩童总是难免遭受病痛的折磨，没有母亲的照料，父亲甚至无法在她痢疾时妥善处置。对母亲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父亲、继母的失望，滋长了爱玲逃离的念头。

有了爱玲投奔母亲的前路，弟弟张子静也曾尝试过逃离父亲，然而母亲的抚养能力只够负担起一个孩子的生活，迫于无奈的张子静只能维持原状。至此，爱玲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得偿所愿的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再后来，爱玲跟随姑姑一起生活，并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教会学习西方文化。一直以来，母亲对国外生活的依恋不断激发着爱玲探索新事物的好奇。加之爱玲从小就养成了优良的学习习惯，在传统刻板的中式教育和浪漫随性的西方教育相互交融下，张爱玲逐渐形成了自己特立独行的写作风格。

张爱玲通过无数的人物形象影射了自己的现实生活。譬如《心经》中就该隐忍丈夫不忠的妻子，那大概就是爱玲眼中父亲对母亲“贤妻良母”的期待。又有《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婚姻变故的母女，也印证着爱玲与母亲婚姻有着同样的波折。

张爱玲曾倾心胡兰成，尽管彼时的爱玲已名声大振，却仍觉自己在胡兰成面前不够完美。以至于胡兰成屡次背叛，爱玲仍不舍离开。可不合适的感情总要割舍，注定的过客总要别离。直到桑弧将她救赎而却又错过，直到她与赖雅最终走向幸福。

在文学造诣上，张爱玲幼时著书，经年累月自成一派。难得的是，她总能以一种真实而又不失本我的视角去描绘笔下的人、事、物，尽管其中带有某些悲剧色彩。她的作品既是其人内心敏感的投射，同样也是普罗众生难逃的命数罢了。

在无数次的失望与自我救赎中，张爱玲从来都是坚韧的。该被津津乐道的，绝不是她看似张扬的文字，绝不是她坎坷跌宕的情感经历，更绝不是她堪称悲惨的成长宿命，而是那种如劲草般的精神！

许多年后，还有你我捧起她的著作，还有你我探知她的囹圄，还有你我欣赏一位女性由内而外散发的强大力量，或许这才是生命存在过的证明。张爱玲所遭受的非议，绝不止于是非的争论，更有对人性、对生命真谛的探索与批判。

名门望族总有其流芳百年的道理，一个家族的底蕴总会在其子孙后代身上得以显现。自李鸿章委任朝廷重臣始，再到其对女儿李菊藕的悉心教养，为其择刚正良婿张佩纶，尽管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没有功勋显赫，但也精通外语，加上爱玲母亲黄逸梵不甘封建旧思想的束缚，引导爱玲留学深造……

人性尽管不胜完美，品格却可渊远流长。能在逆境中攀岩，能在黑暗处独行，愿每个人都有向阳而生的力量，愿每个深处苦痛的人都能够找寻到真正的自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