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朝正统性的争夺,往往是“政治神话”的诞生源头。
吴嘉禾元年(232)冬,自孙权“黄武僭号”(222)已过十年,自“黄龙改元”(229)也已过三年。但孙权始终没有履行郊祀天地的“帝王义务”,导致群臣疑惑,集体上表劝其郊祀。
孙权的回复十分意味深长:
“郊祀当在土中,现在不在正确的地点,便不必郊祀。”
是冬,群臣以权未郊祀,奏议曰……(孙)权曰:“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江表传》
“土中”是专有名词,指洛阳。彼时洛阳是曹魏的国都,孙权郊祀自然不可能在土中,故作罢。
为何郊祀一定要在洛阳?这是因为洛阳特殊的地理位置。
祭祀天地是“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理论的重要环节,因此对于郊祀地点的选择,是尤其严格的。
按照中古的术数理论,洛阳居于“天下正中”,因此在这里便能测量计算出“最精确的天象历数”,可以准确预判出王朝的兴衰走势。
换言之,如果不在洛阳,所谓的占星、望气也便不再准确。在“非其所”之地的郊祀,自然便没有必要了。
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
孙权这种心态,实际与他的迷信思维有关。
虽然“占星望气、谶纬术数”等技巧,在中唐之后被扫入异端,但在三国时代,却不容置疑。在儒教的理论体系中,被称作“内学”。
孙权对儒教经典了解有限,反而偏爱巫蛊邪术;这种佞邪的恶习,一直延续到末代君主孙皓身上。
又因为北朝占据“天子居土中”的理论优势,故江左政权,往往编造“东南王气”的政治神话,借此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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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土中”的政治隐喻
土中即“天下正中”。在两汉与中古时代(魏晋至隋唐)的语境下,专指洛阳。
天下正中的理论源自周朝。夏至日于土地中插入“八尺测影表”,圭上影长一尺五寸,即为天下之中。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则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周礼》
圭表测影
在两汉时代,天下之中的位置,存在些许争议。马融认为洛阳是天下之中,而郑玄则认为阳城是天下之中。不过两地相距不远,一般统而言之,以洛阳为天下之中。
“土中”的位置,在古代天文知识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因为彼时需要通过观测星象变化,来预判王朝走势。
洛阳因为“居天下之中”,所以测量周天、观测星象、计算天数等一系列行为,均需要在此处完成。偏离“土中”的话,得到的数据也便不再准确。
洛阳为“测影之地”,在古代是常识。这种情况大约在中唐时期,因为佛教的理论冲突,才出现变化。
佛教认为“天下之中,夏至无影”,但洛阳的测影表,在夏至日有一尺五寸之影。故产生了“中国与印度,谁才是天下之中”的争议。
注:唐朝的“土中位置”争议分析,详见孙英刚《洛阳测影与洛州无影》一文。
但上溯至魏晋,洛阳为“土中”依然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而“王者居土中”又是士大夫阶层的固有认知。
因此,在东南偏霸的孙权,无论如何都无法认可、也无法相信,自己真的是“天命所归”。这也是孙权一生未曾郊祀的原因(曾祀南郊、不祀北郊)。
权曰:“(周)文王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江表传》
类似的心态,在蜀汉君臣那里也同样存在。比如诸葛亮北伐时,曾孜孜不倦地提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出师表》所谓的旧都,即是东汉的首都洛阳,即“土中”。
不在土中定都,却在成都割据,显得刘禅的法统很成问题,始终逃不掉“偏霸”的讥讽。
② 孙权的“政治神话”与东南王朝的“抗衡手段”
南朝政权的“东南王气”,是抗衡北朝政权“天下之中”理论的法宝。
“洛阳为天下之中,王者需居于土中”既然是中古时代的真理,那占据嵩洛地区的政权,也便很自然地被视作“真命天子”。
五胡十六国时代,曾先后占据洛阳的胡人割据政权,皆以“天子自居”;即取法“天子居土中”的隐喻。
(石)勒以成周(洛阳)土中,汉晋旧京,复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晋书 石勒载记》
注:成周指洛阳,宗周指镐京。石勒奴隶出身,目不识丁,竟然也受“土中”理论的影响。可见其深入人心。
这种心态与理论甚至延续到了唐末五代。梁唐晋汉周的统治者们,虽然定都不都在洛阳,但后世史家始终把占据了嵩洛地区的“五代”,与割据南方的“十国”(其中后汉在北方)相区别,认为五代为“正统”,十国则是“割据”。
注:五代中除了后唐定都洛阳,其余四朝均定都开封。不过二者相距不远,皆属中原核心区域。
上溯至魏晋,孙权在无法占据洛阳,失去了“天命所在”的尴尬局面下,便不得不寻找新的理论依据,来构建自己的“政治神话”,以此抗衡北方宣传的“天下之中”。
孙权选择的,即是“云气占”,构建所谓的“王者之气”。这类迷信谶纬,经常以“紫气”“黄气”“黄旗紫盖”等形象出现。
东南王气
风占、云占、鸟虫占是中古术数理论中的常见伎俩。自孙权开始,南方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因为偏居一隅,法统上便凭空矮了中原政权一大截。在“东南偏安”的可耻局面中,便特别需要构建自己的政治神话、以此宣示正统,自欺欺人。
所谓的“东南天子气”、“金陵王气”等等,皆如此类。
(孙)权为将军时,(吴)范尝白言江南有王气,亥子之间有大福庆。--《吴书 吴范传》
换言之,“东南王气”理论,实际是南方统治者为了与北方的“天下之中”(土中)相抗衡、而编纂出的歪理邪说。
富春孙氏因为“孤微发迹”,文化水平很成问题。孙坚、孙策基本处在“半文盲”的状态,孙权虽然“粗通经传”,但在中原士大夫眼中,依然是个文盲。比如曹丕就在座中公开讥笑孙权“不知书”。
魏文帝善之,嘲(赵)咨曰:“吴王颇知学乎?”—韦曜《吴书》
因此,东吴宫廷中的巫蛊色彩与迷信氛围,也是三国之中最为浓郁的。
孙权对妖道、术士的宠佞,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他一生不曾立后,但晚年却在“神人授书”的情况下,立罪囚出身的潘氏为首任皇后。授书的神人王表,又是个巨骗,乃至被陈寿公开讥讽,贻笑后世。
是岁,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吴书 吴主传》
孙权的迷信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愈发严重,最终到了“盗掘术士棺椁,求取陪葬神书”的荒谬地步。
(孙)权闻(赵)达有(神)书,求之不得,乃录问其女,及发棺无所得,法术绝焉。--《吴书 赵达传》
东吴的末代君主孙皓,对于术数、谶纬也极端迷信。
孙皓的年号,完全围绕“神人下凡,祥瑞降世”的主题展开,比如“甘露”“凤凰”“宝鼎”“天玺”“天纪”“天册”等等。
在此背景下,孙氏编纂“东南王气”的理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孙皓甚至一度因为荆州出现了“王气”,而急匆匆迁都武昌(故江夏郡)。
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孙)晧徙武昌。--《汉晋春秋》
孙皓在建业与武昌间来回迁徙,摇摆不定。百姓徭役频繁,做歌谣自嘲“宁喝建业水,不吃武昌鱼;宁回建业死,不去武昌居”。
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吴书 陆凯传》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孙皓统治后期,一度因为“黄旗紫盖见于东南,青盖入洛阳”的谶纬神话,竟然真以为“自己要统一天下”,为此屡兴兵甲,构衅晋国。
(刁)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又得国中降人,寿春下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孙)晧闻之,喜曰:“此天命也。”--《江表传》
注:黄旗紫盖即“祥云”。
虽然最终孙皓确实入了洛阳(280),但却不是以“黄旗紫盖”的排场,而是以“阶下囚徒”的身份。
当然,黄旗紫盖实际指“云气占”,依然没能脱离“东南王气”的话术伎俩。
③ 小结
谶纬、术数、占卜、星象等理论,在今天看来自然是令人发笑的。但在民智低下、巫术弥漫的中古时代,是人人信奉的真理,乃至专门有士大夫潜心钻研,或以此为荣。
《三国志》中各国均有“术士传”,即对此类现象的反映。
陈寿甚至在《谯周传》中深信不疑地写到,谯周“精通天象占卜”,已经提前预知了自己的死期。
(谯)周语予(陈寿)曰:“昔孔子七十二、刘向、扬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过七十,恐不出后岁,必便长逝,不复相见矣。”(陈寿)疑周以术知之,假此而言也。--《蜀书 谯周传》
至于“多技艺、挟术数”的陈祗(蜀汉尚书令),以及善于观星或解梦的周群、张裕、管辂、赵直之辈,亦如此类。
孙权“郊祀不在土中,非其所也”的政治隐喻,即是对此情况的客观反映。
在南方割据者们的眼中,失去了“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切的星象观测、周天计算、王朝运势占卜,便不再具有准确性与正当性。
为此,南朝便构建了新的术数理论,即所谓的“东南王气”,用以抗衡北朝的“天下之中”。
从孙皓乃至六朝的君主表现来看,他们对此确实是深信不疑的。比如梁武帝萧衍,不仅佞佛,还极端迷信。甚至死到临头,还觉得自己是“天命所归,王气所在”,自欺欺人到令人发笑的地步。
先是,雍州相传樊城有王气,至是谣言更甚……时帝(萧衍)所住斋常有气,五色回转,状若蟠龙。--《南史 卷六 梁武帝纪》
(梁)武帝闻之,笑曰:“是(指侯景)何能为,吾以折箠笞之!”--《南史 卷八十 侯景传》
萧衍所住常有气,五色回转,状若蟠龙
至于孙皓迷信“黄旗紫盖,王师入洛”的神话谶纬,乃至失心疯到了“主动出兵北伐晋国”的程度,无疑是自己把自己给洗脑了。
对“东南王气”的讥讽,在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歌《西塞山怀古》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孙皓虽然迷信“东南天子气”,但在王濬、王浑等人的楼船铁骑之下,也不得不面对“金陵王气轰然倒塌,石头城下稽首归降”的可悲下场。
可见“政治神话”终归是空中楼阁,精神原子弹是谁也唬不住的。看孙皓之事,可知确实如此。
我是胖咪,大鱼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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