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人士大夫不谈钱，其实，钱不是病毒，只要来源正，也不肮脏，没什么可怕的。

它只是商品的等价物，或说它只是一种特殊商品，有了它可以换来许多需要的商品。

当然如果你一呼百诺，需要的商品，不胫而来，钱对这种人毫无用处，还提钱干什么呢？

北宋名臣王安石在出任宰相、推行变法之前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高士。

他最大的政敌司马光曾说“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名声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则必能兴起太平”。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备受民间景仰的人物，当然也要自持高远、远离物质欲望，时刻想着天下苍生。

王安石的确也能做到，宋代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传说。

如说他平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以及滋味如何，老婆给什么就吃什么。

王安石看戏的时候，如果粲然一笑，并非是受到戏剧的感动，而是他苦思的哲学问题，突然有了答案……

不过，作为政治家和变法的主持人的王安石是另一副样子，他没有生活中的“书呆子”气。

作为宰相的王安石是非常注重物质、极其重视钱的，他主张变法的核心就是弄钱，这也是他得到宋神宗信任的主要原因。

“弄钱”用比较雅的说法是“理财”。

在理财问题上，王安石与司马光曾发生一场争论。

熙宁元年（1068）宰相曾公亮鉴于河北大灾，要求取消郊祀之后对大臣的赏赐，这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在宋神宗面前争辩起来。

王安石反对，认为这没有几个钱，斤斤计较，有失大体，司马光赞成，他认为国库日益空虚，国用不足，上下都应该节俭，取消很好。

王、司马二人进一步申说自己的观点。

王说，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好的理财之人。

司马说，所谓“理财”不过是能够巧立名目、从人民身上尽情搜刮，最后使百姓困穷已极，流为寇盗。

王说这不是善理财，真正的理财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马上指出这是汉代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说法，又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王安石不赞成这个意见，他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从当今经济理论看，王安石当然是正确的。

从生产角度来说，要增加财富就得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从金融学角度说，投资、财产的流转都可能产生新的财富。

列子早就说过“盗天地之时利”。

明代的刘伯温也有“古人盗天地，利源不可穷。今人盗农夫，岁莫山泽空”的感慨。

所谓“盗天地”就是向大自然索取，刘基告诫执政者不要老盯着农民家里那点可怜的坛坛罐罐。

可是所谓“生财”云云，也只是王安石的理想，在那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开拓性的“生财”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王安石也没有这方面的操作规划，他的政治实践中的“生财”还是把老百姓的钱袋拿到国库里。

新法的确也贯彻了王安石的“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的方针。

其中绝大部分条款是与理财密切相关的。如“方田均税”“青苗”“免役”“市易”“免行”“均输”等都是着眼于“钱”的。

前三条是针对农民，其中免役也包括一些坊郭户；后三条主要是针对商人、手工业者和服务业者的。

新法最吸引人的就是苏辙所说的王安石“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

按照王安石的说法就是打破豪门富室的垄断和兼并，救民众于水火。

然而，新法不是取消或控制垄断与兼并，而是代之以国家的垄断与兼并。

如果说原来的垄断兼并没有国家强势的介入，不同的富豪之间还有竞争的间隙，而新法不同了，它是国家借助政权的力量推行的，这是铁板一块，毫无通融的。

例如青苗法，说是为了避免在青黄不接之时高利的盘剥，于是在春秋两季借钱给农民，半年归还，利二分（半年20%，全年40%）。

利率并不算低，而且还有的地方官擅改成三分；更可恶的是下指标，要求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唯有硬性摊派。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借贷人有无需求，用行政的力量强制农民借贷。

苏轼的名诗《山村五绝》写的“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用娱乐诱使百姓借贷还算文明的。

免役法，如果光从字面上来看确是好事，这条法律把“差役”改为“雇役”。

前者是人民按户等轮流向国家服役；后者则是由朝廷出钱募人雇役。

人们按照产业的多少和户的等级（宋代按照拥有财产的多少把户分为若干等级）出钱代役，这钱就叫免役钱。

这种改变应该说是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的。

问题出在原来户等低的穷人，也就是在实行差役法时不充役的，如客户、单丁户、未成丁户、女户、坊郭户以及享有特权的官户、寺院户等，在实行免役法后也要按同等人户的免役钱之半交纳“助役钱”。

另外，在免役钱之外，朝廷又增加一个新的名目叫做“免役宽剩钱”。

也就是说在免役钱上要打出一些富裕来，以备天灾人祸，这个“富裕”规定为20%（执行中往往扩大到40%、50%）年年征收，与免役钱没有什么区别。

免役钱并没有按照朝廷的说法用之“雇役”了，地方官府的开支多仰赖这笔钱。青苗、免役主要针对的是农民。

“市易”“免行”“均输”都是管控商人的。

商人是四民之一，在皇权社会中也属合法的存在，但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只要国家发生经济或财政的困难，他们第一思路就是从商人那里弄钱。

王安石的理财也不例外。

市易法是建立“市易司”（首都）、“市易务”（边境和其他城市）市场管理机构，表面上说是通过国家干预（收购滞销货，引进紧俏货），防止大商人囤积居奇，垄断价格，起到“平抑物价，调剂供求”的作用。

后来这些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垄断货源、定价权，从商品的批发到零售都被官员操纵。

市易司等变成对商人横加索取的赚钱机构。

宋代本来属于官营的商品门类就很多（如盐、茶、酒、铁等），市易法等于官营市场的一次大膨胀。

免行钱也是针对商人的。

市场上商人除了交税外，还有一种额外的摊派，包括物品和人工。你要想免除这种摊派，可以交钱替代。

后来免行钱演变成入“行”钱，就是说你想从事任何商业或服务业活动都要交钱来买准入证。

《宋史·郑侠传》中说连挑水、卖粥、卖茶这些小商小贩，不交足了免行钱就不能开业。

均输则是设发运使，凡是上供物品（粮食是其中大宗），都要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原则的方针，节省开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朝廷省钱。

本来宋代朝廷、军队所需采取许多市场化的做法，允许商人介入，这条新法也是一种“国进民退”罢。

上面对新法的主要条款作了简单的分析，可见其精神实质就是为朝廷弄钱，钱也的确弄到了。

从这个角度说，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

元丰年间，宋神宗看着国库日益充盈，特别高兴，不仅多盖“御前封桩库”以储存财货，而且赋诗庆祝，并用诗句每字命名储物库。

诗云：“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每库以一字目之。又别置诗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共五十二库。

钱弄了不少，都储存了起来。民间乏钱，只好贱价出售自己的产品。

本来中国铜的产量就不高，宋代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对于货币的需求量激增，所以国家铸铁钱、发交子都是为了补钱之不足。

新法不仅把力役货币化，连两税也从交粮改为交钱。青苗、市易、免行等新法都加剧了货币的流动。

王安石执政后还允许铜钱出口，日本、交趾、辽国等国甚至也用宋钱作货币。

国家从老百姓（包括大商人）那里搜刮了更多的货币，但朝廷都把这些储藏起来。

民间的钱越来越少，造成百物贱而钱独贵，特别是农产品贱，农民种粮不种钱，你让他怎么办？

这些（比如农产品贱）过去曾被历史学家当作熙宁变法取得的“大好形势”来评论的，不知道其中蕴含了多少农民的血泪。

钱贵有些手工业者则毁钱做器，可得利五倍。

如此则钱越贵，在这一轮轮的恶性循环中最倒霉的还是农民。

王安石之后，政坛虽然几经反复，但热衷从百姓手中弄更多的钱的政风仍是主流。

宋徽宗之时，上两代留下的铜钱还很充足，新党的末流权相蔡京夸称“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并倡导“丰亨豫大”（富足安乐）治国路线，抨击崇尚节俭的传统。

宋徽宗为此于政和七年（1117）下《诫谕不更改政事手诏》，其中的警句是“于太平丰亨豫大极盛之时。欲为五季变乱裁损之计”。

意思是说我们处在富足安乐的盛世，怎么能采用战乱时期小里小气的治国方针呢？

宋徽宗把这个诏书书写好，榜于朝堂，警告那些煞风景、反对他花钱的言官。

这样放开手花钱就成了宋徽宗一朝的执政主调。《宋史·蔡京传》中说：

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任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凿大伾三山，创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工役，无虑四十万。两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延福宫、景龙江之役起，浸淫及于艮岳矣。

令后世痛心疾首的造“艮岳”（特大御花园）、花石纲弊政就出现了。

前代的钱，造作了后世的业。

王安石搞变法赚的钱，宋神宗存起来，然后他的儿子宋徽宗花出去，只是没花在真正的用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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