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中藻就因“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就必杀他，真相很冤枉
胡中藻，号“坚磨生”,官至内阁学士，又兼侍郎衔，乾隆元年(1736年)中进士。他平时以鄂尔泰高足自居，又与鄂尔泰之侄鄂昌密交，对张廷玉派的官僚视若仇敌。他出过一本文辞险怪的《坚磨生诗钞》这给高宗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可以从诗集中随意罗织字里行间的“狼子野心”。
乾隆二十年(1755年)年初，高宗借群臣进贡方物、祝贺自己45岁寿辰之机，下谕旨训诫众臣。他说：徇情曲庇向为党援门户之肇端，过去皇考洞悉此等陋习，曾大力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各案。今竟有人胆敢故态复萌，朕非不能执国法以警奸顽，大小臣工应引以为戒。高宗的话语中暗含杀机，并将正待追查审讯的胡中藻案定性为与查吕案相同，明示了他此举乃是借机振刷派系门户之陋习。如此大造舆论之后，高宗开始采取行动。
首先，派人连夜赶到江西新建逮捕胡中藻；其次，由军机处寄发密谕，命将胡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之诗36首密封，专差驰送京城；再次，密令查抄甘肃巡抚鄂昌的寓所，封固其与胡往来应酬的诗文、书信及其他讽刺朝政或嘱托公事的文字，并迅速解京；最后，命军机大臣等提讯为《坚磨生诗钞》作序并刊刻的侍郎张泰开。三月十三日，一切准备就绪，高宗把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召集到驻跸的韩村行宫聆听面谕。他说，经过皇考严加惩创数十年来臣民咸之警惕，不意仍有出身科目、厕身清要而鬼蜮为心者，借诗歌吟咏，而肆其悖逆诋讪。
最后，他点出此乃胡《坚磨生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高宗曲解为：“浊”中藻所为，并一一细数其罪状。字加在国号“清”之上，肺腑难测；将“下眼训平夷”句，误解为巧骂皇帝识力卑下；“记出西林第一门”句，又被别解为“攀援门户恬不知耻”,如此等等，纯属望文生义，皆成罪证。最后，高宗声色俱厉地说出了大兴胡案的必要性：“数年以来，并无一人参奏胡中藻，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
其实，胡中藻诗中不乏颂圣之作，高宗硬说他鸱张狂吠地攻击清朝及当今皇帝。结论已下，谁敢为之辩。高宗欲以此案借题发挥，围歼威胁皇权的朋党势力，这就决定了胡中藻在劫难逃。高宗说得明白：“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合，渐至判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可见向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自诩的高宗，这次实际上以“朋党责人”为名惩处胡中藻等人。
高宗经过慎重考虑，没有滥杀牵连之人，乾隆二十年(1755年)四月十一日从宽斩决胡中藻；其弟胡中藩免缘坐；其母年已八旬也免其缘坐，且留下胡之贵财百金供其养老之用；出资刊刻之人张泰开免予治罪释放，仍在尚书房行走戴罪暂用。而与此案有涉的鄂昌却没有这么幸运了。鄂昌为鄂尔泰之侄，任甘肃巡抚，与胡中藻唱和往来，情趣相投。其罪名皆以种种捕风捉影之事罗织而成，与胡中藻之罪名如出一辙。最后，鄂昌以“纯属满洲败类”,“从宽赐令自尽”。
鄂昌是清代罹文字之祸的满族人中官品最高的一个，他代表着满族的一种倾向：仰慕汉文化，甚至集种种汉人之习于一身，这是高宗重惩鄂昌的深层次文化上的原因，诚如高宗所说：“今后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律照鄂昌，严惩不贷！”因胡案而被株连的还有鄂尔泰、史贻直和鄂容安等人，均给予惩处。从表面上看，胡案似乎只打击鄂派势力，实则包括鄂、张两派在内的大小臣工尽皆震怖。高宗说：“胡中藻依附师门，甘鹰犬，视张廷玉等为寇伍；而张廷玉所用之人，也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从此以后，鄂、张的政治势力得到清除，高宗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