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少将沈醉被特赦后醉心于写作，他以亲历者身份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留下大量精彩史料。其中《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书记录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改造的趣闻轶事。

比如：陈长捷在功德林内苦心研读《资本论》，廖耀湘竟然能全文背诵《哥达纲领批判》，范汉杰沉浸在高等数学中准备出去后当大学老师，黄维为了抗拒改造废寝忘食地研究永动机。

这一群曾经的风云人物凑在一起自然也难免吹牛。前国军第八兵团中将司令汤尧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吹嘘自己的陈赓的老师，甚至还口出狂言要陈赓来见他。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拒绝写悔过书，强词夺理地说：“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总理是我老师，是他们没带好我。”

不过这些跟国军第73军中将军长韩浚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他向人吹嘘说：“我还当过秋收起义的副总指挥呢！”此言一出，众人鸦雀无声。

秋收起义由毛主席领导发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里程碑，20多位开国将帅是从秋收起义的部队中成长起来的。开国大将谭政当年仅担任上士文书，开国上将陈士榘当年仅仅是一名普通士兵……

黄埔一期毕业、身为副总指挥的韩浚为何最后成了国军军长，落得功德林战犯的下场？

韩浚早年照片

早期曾是重点培养对象

韩浚是湖北黄冈人，出生于1893年。学生时期，反清浪潮兴起，学校的老师也常常宣传新思想，对韩浚产生了很大影响。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剪掉辫子，独自一人到武昌参军，但错过了招学兵的时间，只能再回去读书。

后经同乡好友、中共党员刘子通介绍，韩浚南下广州参加革命，先后在广东省财政厅、粤军李济深部工作。国共进行第一次合作后创办了黄埔军校，韩浚便考入黄埔军校。

在黄埔军校，韩浚与胡宗南两人年纪最大，被称为老大哥。韩浚与陈赓同住一个宿舍，两人结为好友。受陈赓影响他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对革命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收，后来被陈赓介绍入党。

从军校毕业后，韩浚成为重点培养对象与陈赓等人被派往苏联学习。第一年主要学的是俄语，他们原本打算考苏联红军学校，但不久后北伐战争开始，急需军事人才，韩浚等人便奉命回国参加北伐。

回国后，韩浚先后在上海和南京从事地下工作。北伐军进入武汉后，叶挺介绍韩浚进入张发奎的部队。当时张发奎担任第四军军长并兼任第十一军军长，他希望韩浚利用湖北人的身份为其招学兵以便将来能补充干部，还给了韩浚5万元经费和500条枪。

韩浚没有让张发奎失望，不久便招到500多名学生，成立了十一军教导营。他还拉来黄埔四期学员袁国平（后来曾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担任政治指导员，教导营搞得有声有色，让张发奎极为满意。

中共在武汉召开“五大”时，便是由韩浚指挥部队担负警卫工作。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老蒋发动“四一二”政变，另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当时武汉掌握的部队已经进至河南，后方极为空虚，老蒋拉拢夏斗寅和四川军阀杨森企图偷袭武汉。

武汉仓促组织教导营的学兵和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一千多人，打出中央独立师的旗号，由叶挺指挥阻击敌人。叶挺命令韩浚指挥教导营和武汉分校组成的另一个营，从右翼侧击敌人配合正面主力作战，最终在贺胜桥附近击溃夏斗寅部。

随后，韩浚又奉命带一个营前往嘉鱼阻击杨森。杨森的部队军纪很差，一个营占领丰口后惹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他们纷纷到韩浚的教导营告密。在得知敌人驻地位置后，韩浚趁夜发动攻击，敌军立即混乱，一触即溃，连行军锅灶也来不及带就跑了。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尚未分裂，保卫武汉自然也是保卫革命成果，韩浚奉命阻击夏斗寅和杨森，为革命做出过一定贡献。

北伐军

被任命为秋收起义副总指挥

1927年5月，张发奎成立了警卫团，团长是黄埔二期毕业的卢德铭。他决定停办教导营，便派韩浚到警卫团担任上校参谋。当时国内形势极为复杂，张发奎表面上喊着要东下打蒋，但部队开到九江后便提出“回师广东”的口号。

由于警卫团还有一批新兵未到，他们最后出发。正在此时，周恩来等人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韩浚收到消息与卢德铭等人商量后决定脱离张发奎，带部队前往南昌与起义大军会合。

但部队刚过武宁便收到消息，起义大军已经离开南昌南下广东。而张发奎得知警卫团脱离部队后也派出两个团前来追击。卢德铭、韩浚等人只能带着部队向湘赣鄂边境转移，途中还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部队壮大到5个营。

他们与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得到命令 ：“南昌起义大军很需要有作战经验的人，要卢德铭、韩浚、辛焕文三人去前线找起义大军。”

要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部队，韩浚等人自然十分不舍，但最终抛开了个人感情因素，服从组织命令化，装成商人前往武汉，并向湖北省委汇报了部队情况。

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认为他们还是应该回到原部队中去。

其一、根据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精神，要“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要将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分配到各省做暴动的组织者。湘赣鄂同样需要有军事经验的人才，韩浚等人不必舍近求远去找南昌起义部队。

其二、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后情况不明，韩浚等人前去未必能与他们联系上。相反，他们留在自己熟悉的部队，更能发挥领导作用。

湖北省委研究后决定由卢德铭担任总指挥，韩浚担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辛焕文为政治指导员，回去以原来的部队为基础把两湖的武装农民集中起来训练，在必要的时候发动秋收起义。并发给他们3000元工作经费，派给6名干部。

由于沿途敌人太过猖獗，为了缩小目标，韩浚一行9人分三组行动。

走在最前面的是辛焕文，行至大沙坪时天色已黑，他们决定在该地住宿一晚。不料却碰上崇阳县警备队正在路边设卡检查。跟随辛焕文的两位同志身上都有枪，肯定不会让警备队检查。果然他们发生了交战，辛焕文不幸牺牲，另外两人生死未卜。

韩浚带着两名同志走在中间，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辛焕文牺牲的事，走到大沙坪一家饭店时一名比较警觉的同志外出察看地形，发现警备队包围了饭店，马上就要冲进来检查。

韩浚等人见势不妙，立即从后门冲了出去，警备队跟在他们后面不停打枪。跑了四五里路才渐渐听不到枪声，但他们三人已经在黑夜之中跑散。

韩浚又累又饿，路过一户农家时，敲门进去打算借宿一晚。农民答应了，还为他做了吃的。不料当韩浚再次惊醒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绑起来了。原来趁韩浚睡着以后，农民悄悄去告了密。

韩浚被关押在通城县监狱两个多月，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承认自己是做生意的，被当兵的把钱抢去了。

在被关押期间，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卢德铭在当地农会掩护下安全回到部队，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与前委书记毛泽东指挥的部队会师。遗憾的是卢德铭在部队转移途中牺牲，而韩浚也错过了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部队（剧照）

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这次被捕改变了韩浚人生的走向。大约两个多月后，在一名妇女的帮助下，韩浚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武汉绥靖公署副官长曹世杰求救，才被释放出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韩浚原本想再赴武汉向向警予汇报，可武汉早已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韩浚始终未能联系上组织，便决定前往上海联络，可一连四十多天也未见组织的踪影。

他身上的钱也基本花光，连吃住都成了问题。为了解决生计，只能暂时南下广东投奔在粤军工作时认识的陈铭枢。但不久之后，由于身份暴露，不得不再次回到上海。

当时活跃在上海的反蒋人士很多，其中不乏黄埔学生。老蒋为了笼络和控制黄埔学生，成立了一个“黄埔同学会”。韩浚在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始终未能找到党组织，尽管内心非常苦闷、消沉，但他认为革命活动还是要进行下去。

韩浚联络到几个黄埔学生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老蒋的“黄埔同学会”争锋相对。他们印刷了大量传达，散发给各大报社和商会，痛斥老蒋背叛革命。该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来还成立了华北、华中、华南和香港分会。

卢德铭

他们的行动也引起了老蒋的敌视，一边派人去游说分化，一边安排特务抓捕“黄埔革命同学会”成员，包括韩浚在内的几个主要成员陆续被抓。1932年，韩浚被押送到南京软禁。为了维持在黄埔学生中的影响力，老蒋并没有为难他们，反而按月发给他们工资。

老蒋驭人的权术极高，不久他召见了被软禁的学生，告诉他们：“黄埔学生就好比亲兄弟，因政治问题分开是家庭的不幸，只能怪我领导不力。现在兄弟们要团结起来，同担革命重任。对你们我绝不歧视，有机会一定拍给你们很好的工作，你们放心吧。”

说完这一套还不够，老蒋又单独召见了韩浚，对他说：“这些年你很辛苦，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知道你们经济很困难，现在每人发五百元，先拿去用了再说。”

其实这些都是老蒋玩弄权谋的小把戏，但这一套对失落的人却颇为有效。当时韩浚的心情极为复杂：

其一、韩浚内心非常清楚，他曾与老蒋作对，即便回到他身边也得不到重用。他内心极不愿意为老蒋工作，但以当时的情况，他实在没有别的出路。

其二、韩浚认为自己为革命事业奔波了很长时间，在上海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也算小有影响，但组织始终没派人来联系他。尤其是在南京软禁了大半年，遭受了各种折磨，组织也未派人营救。

韩浚先是觉得委屈，继而认为是组织抛弃了自己，于是革命信念开始崩溃，决定跟着老蒋干，人生道路从此也彻底改变。

他不知道的是在“四一二政变”后的黑暗时期，上海的党组织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出现了很多叛徒，叛徒供出的情报又会使组织遭受更大的破坏。为了安全，党组织实行单线联系，韩浚突然出现在上海情况不明，组织自然不敢贸然联系他。

韩浚感觉委屈是人之常情，在被捕后别无退路投靠了老蒋也可以理解，但他将此当成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其实是忽视了内因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反映出的还是信仰不坚定的问题。

革命年代曾有许多人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而暂时委身敌营，但总能在合适的时机找到组织，继续为组织工作。

也有许多红色特工主动打入敌营潜伏，他们不仅要承受着随时可能暴露而牺牲的风险，而且往往要被自己同志甚至家人误会，但他们无怨无悔。

可惜韩浚并没有向他们那样坚定。

四一二政变时的上海街头

战败被俘又错过宽大机会

老蒋嘴巴上说要一视同仁不歧视反对者，但对韩浚始终心存芥蒂，这也直接影响了韩浚的仕途。

韩浚曾被派去贵州看管军火，后来前往杂牌军徐源泉部工作，再后来又被派去湘军77师工作。抗战期间，韩剧先后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两次长沙会战、雪峰山会战等重大战役，但直到1945年他才被提拔为73军军长。

此时黄埔一期中，同被称为老大哥的胡宗南已经官至战区司令，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已经担任集团军司令。就连打完南京保卫战就出国考察，直到1943年才回国的孙元良也比韩浚早一年当上军长。对此，韩浚内心是否有落差，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中韩浚所部惨败，最后关头官兵乱作一团，他召集三四千人向北突围。途中残兵败将越聚越多，最多时达万余人。但在遭到解放军阻击后，这些乌合之众一哄而散，行至博山西南20余里时仅剩千余人。

但此时韩浚又累又饿再也跑不动了，他心乱如麻，一个全副美械的军就这样被他败光了，回到南京必然要遭到老蒋严厉处罚。

正在胡思乱想，身边的高参黄炎勋对他说：“军长，我不想回南京了，这样打下去南京政府迟早要失败，我们留在解放区吧。这附近就有解放军，我去跟他们谈谈。”

韩浚听完没有表态，黄炎勋以为他是默认了，便大喊道：“周围有没有解放军，不要开枪，73军军长在这里，请派人前来洽谈。”不一会儿，几个解放军便来到她们身边，韩浚这样成了俘虏。

也许考虑到韩浚早期的经历，在他被俘后，解放军给过他机会，华东军区首长曾找他谈话。但韩浚对国民党仍心存幻想，又担心自己在国统区的家人的安危，迟迟不肯表态投诚，错过了获得宽大处理的机会。

1961年12月，韩浚在战犯管理所改造14年之后获得特赦，根据他个人意愿被安排到武汉市政协工作。1963年，在一次会议上，时任湖北省长张体学看到韩浚，问他为何不修边幅。原来在韩浚回武汉前三个月，他的原配妻子病故了，子女又不在身边，他本人常年过着军旅生活，不会照顾自己。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张体学鼓励他再找一个老伴，并亲自出面为他找对象。韩浚70岁又当了一次新郎，在当时成为新闻，此后张体学又为他们调换了新的住房。

张体学的关心与平易近人，让韩浚极为感动。韩浚过去认识许多国民党的省主席，无不趾高气昂，他们与张体学的反差实在太大。1989年，韩浚在武汉去世，享年96岁。

黄埔同学合作，右二为韩浚

韩浚的一生可谓一步错步步错，他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因缘巧合：假如早年他能继续留在苏联学习，假如当年他能追上南昌起义的部队，假如他从武汉返回部队时没有被捕……或许他的人生会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因缘巧合有的是他不能决定，但有的是他能够决定的。比如：当年在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担任准尉文书的陈毅，随部队东征到达九江被张发奎包围，要清理共产党员，他才知道爆发了南昌起义。陈毅果断脱离教导团去寻找南昌起义部队，最终成为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始人之后，日后还成为开国元帅。

再比如，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韩练成、郭汝瑰等人早年都曾组织失去联系，但找到机会后他们便主动联系组织，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所以，一个人的结局表面上看是由因缘巧合决定，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个人做出什么选择，反映出的是他意志是否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