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宋史学者就是研究宋代历史的学者，那么，在美国宋史学者的眼中，王安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安石是中国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美国宋史学者所研究的王安石，要从郝若贝说起。

郝若贝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著有《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 （1982）》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关于宋代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被称为“郝若贝模式”。

1971年郝若贝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将11世纪的中国学术主要分为三类：古典主义、道德教训主义和历史类比。

古典主义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道德教训主义是以二程为代表的道学，历史类比论则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史学。

在郝若贝看来，北宋后期的古典主义插曲实际是“一个格外贫瘠的时期”。这实际是否定了王安石新学的进步意义。

1982年，郝若贝在他的成名作——《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 （1982）》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王安石试图对中国政府的机关与政策进行广泛的制度变革的时候，“地方性的、亲属的、利益集团的、恩主与受庇护的以及意识形态关系的复杂混合体形成了派系”，派系的斗争导致了职业精英的衰落，最终在 12世纪初“作为一个单独的地位群体的专业精英阶层已经不复存在”。

另一位王安石的研究者——史乐民，将重点放在王安石的新政上，重点考察王安石新政时期开始的四川茶叶专卖。

他将王安石新法称之为“经济激进主义”，史乐民是这样解释“经济激进主义”的：

首先是一种直接通过专卖和政府企业和间接通过商税参与商品经济的倾向，其次是运用国家权力来提升经济活动和增加政府 在经济 的整体 资源 中份额 的承担。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王安石的研究者——包弼德，他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框架下研究王安石的。

包弼德认为：

司马光坚持认为秩序依靠于维系一个明确界定的代表权威的阶层，这种阶层的划分与职责的区别相对应。因此当王安石企图打破原有的政府分工并建立起统一的控制时，司马光想做的是保持政府各个层面的松散关系。

王安石试图把政府与社会统一为一个整体，司马光则希望在政府的常规活动和人民追求物质利益的传统方式之间划出一条必要的界限。王安石希望的是打破私人财富的权威，司马光则为富人特殊的和必要的社会机能而辩护。

可以这样理解，司马光的主张类似于“小国家、大社会”，而王安石的主张接近于“大国家 、小社会”。

借助这种分析框架 ，包弼德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主张不仅与宋以前的历史联系起来，同时也将其与近代以来的中国联系起来。把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时代进行了两种区分：秦朝一新朝一北宋后期一共产党(改革以前)：王安石路线；汉唐一南宋至明清一国民党：司马光路线。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一个谱系中，司马光路线代表着一种正常的路线，而王安石路线则是极端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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