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前期，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政治和文学舞台上大放异彩。然而，可惜的是，他如同一颗流星一般，倏忽而逝，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他就是贾谊。

贾谊确实很有才气，这个洛阳少年博览好学，才华磊落，属于西汉前期的后起之秀。

在汉文帝三年(前177年)，贾谊被廷尉吴公推荐给汉文帝，被任命为博士，深受汉文帝赏识。

当时，贾谊22岁，无疑是最年轻的博士。不仅如此，他一登上朝堂，就显示出自己非凡的才华。所以，一年之后，他又升迁为太中大夫，秩比千石。

然而，没过多久，贾谊就被贬到长沙。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又将贾谊征召入京，任命他为爱子刘揖-梁怀王太傅。

可惜的是，在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责没有做到太傅的责任，于一年后郁郁而终。

死的时候年仅三十三岁。

这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并且才高识广的洛阳少年，就这样鸿才未展，壮志未酬而抑郁夭亡了，实在是非常可惜。

那贾谊既有经世之才，为什么就没有被汉文帝重用呢？

在人类历史上，常常存在这样一类人，他们可以说是时代先行者。

他们有着很多远见卓识，但是终其一生这些深刻的见解也没有受到重视。然而，这些见解往往是在他们都已作古之后，才被重视和采用。

究其原因，不外乎见解太超前。

贾谊，就是这样的时代先行者。

贾谊虽然年纪轻轻，但是见识深刻，眼光长远，他的能学识和修养见识远超过同时代的人。

他以一种极大地政治热情纵言于汉廷之上，纵横捭阖开发人意，痛切世务无所忌讳，对汉文帝提出的建议涵盖了政治体制、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等方面。

不得不说，他的《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等展现了贾谊非凡的文学才华和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胸怀，对汉朝以及整个中国古代王朝的治国方式都有深刻影响。

然而，贾谊的总方针虽然没错，但是对于当时的朝政来看，还是过于激进了。

也就是说，贾谊看到了当时西汉王朝转变的必要性，但没有看到转变的时机尚未成熟，这是他悲剧的内在原因。

比如说，文帝之时，诸侯王的实力开始日益强大，进而僭越礼制，颇行不臣之礼，甚至还发生了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发兵造反之事。

对此情况，贾谊上《治安策》，建言通过分裂诸侯国的办法来削弱其力量。

在淮南王刘长死后，汉文帝也确实使用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以其地封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但汉文帝后来并未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作为一项政策推行开来，为何？

以汉文帝之贤，他当然明白诸侯王国势力坐大对中央政府和皇权造成的巨大威胁，不然，他也不会将淮南封地一分为三。

汉文帝之所以对贾谊削藩建议置之不用，更大的原因是时机未到。

文帝刚刚依靠权臣继位，马上削藩也会涉及到人心向背的问题。此时削藩，是否能够成功无法预料，但诸侯不满导致天下动荡却是可以预见的结果。

而且，在朝堂内部，掌权的公卿都是军功权贵，为了遏制、平衡这些老臣们，汉文帝不得不优抚厚待同姓诸侯国，以图用刘家宗室力量来制衡朝内军功大臣势力。

再说了，当时的诸侯国虽数量较多，但都处于各自积蓄力量的发展期，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尚不是太大，并不像贾谊所说的那般严重。

所以，“无为”只是汉文帝的缓和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真的“不为”。

不过，贾谊的削藩之策确实是正确的思路，此后的汉景帝、武帝正是采用了削藩、推恩令等方式解决了尾大不掉的诸侯国问题。

还比如，匈奴问题虽然给汉朝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但以汉朝当时的国力，如果与匈奴正面大规模交战，是没有必胜把握的。即使能战胜，也必定是两败俱伤，这对恢复中的汉朝无疑又是一个重创。

而且，西汉当时与匈奴实施着“和亲”政策，与匈奴努力维持着表面上的和平，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局势并不像贾谊所说的那样危急。

再比如，建立西汉王朝的文臣武将们，多出身草莽，文化修养有限，缺乏起码的君臣观念，贾谊就极力向文帝说明兴礼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然而，实施儒家的礼制规范是一个漫长的完善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之举。

……

总之，贾谊积极有为的政治策略，并不全部适合汉文帝在位时期的为政要求。

毕竟西汉前期的政治经济还不太稳定，各方面的局势也比较复杂，政策的实施更需要时间。

当时，汉文帝继位之后，朝堂整体上显示出一种臣强主弱的局面。汉文帝也想改变这种局面，但奈何时机尚未成熟，他不得不隐忍。

后来，一个才华横溢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即贾谊的出现，让汉文帝很是赞赏。

贾谊毕露锋芒不循旧规，不但有问必答，还积极地针砭时弊建言献策，重塑礼制，以区别君臣上下尊卑，加强皇权的威严和至高无上。

然而，贾谊的这些建言，不仅仅是引起元老重臣的反感，还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汉初统治集团中不通文墨的布衣将相占绝对优势，掌握着国家的主要权力。倘若文帝采用贾谊的建议，任用大批士人进入朝廷，那么无疑会触动朝政中的权力秩序。

所以，在贾谊提出了“列侯就国”的建言，即在长安城的诸位列侯都要离开长安，前往封国时，手握重权的元老大臣坐不住了。

离开长安，也就是离开了帝国的权力核心，回到封国后，就无法掌控西汉帝国的政治权利， 自然也难以保护既得利益。

这让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如何善罢甘休？于是，始作俑者贾谊就被报复了，“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汉文帝只好丢卒保车，疏远贾谊，并将他贬至长沙。

毕竟，他不能因为贾谊而触犯众怒，更不能失去朝廷权力的平衡。否则，恐怕连自己的位子都无法坐得安稳，毕竟他能够顺利入继大统依靠的是元老重臣的支持。

总之，在汉文帝、 贾谊与元老重臣的较量中，以汉文帝的暂时让步、贾谊的被贬而告一段落。

总之，文帝作为一代贤主，并非不知贾生之才，而其不用贾生，而是因为贾谊的思想主张无法与现实相融合。

后来，贾谊的这些思想主张，到了武帝时期才一点点地得到实施和完成，如改正朔、易服色、国家收回铸币权、推恩令等，归其实皆可以从贾谊之策中找到影子。

可见，贾谊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源自社会--政治结构和制度--体制的因素，这是不可抗拒因素。而天命不可为，实属无可奈何之事。

至于贾谊才华太高遭致嫉恨，被权贵所排挤；情商低，与同僚关系不睦等，已属于造成他悲剧的次要因素了。

贾生之才，已超越一般的文士之才，而是一种结合了政治家之政治责任、思想家之思维能力的“士大夫之才”。

他所求的是一直是王朝国家的长治久安，而非个人的小私小利。

正是如此，“贾谊悲剧”才能让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所为之痛惜，贾谊也成了后世文学中不断吟咏的怀才不遇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