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人开源区别未必大，节流能力可就天壤之别了。

后来乾隆打准格尔初步失利要继续打时候，刘统勋就劝谏，说劳师远征太费钱了。乾隆表示，我爹当年跟准格尔打仗花了六千多万两，我这才花一千多万两，你就说我费钱？我就算再花一大笔也比老爹省！

至于用兵之费，雍正年间西北两路，费至五六千万。今自军兴以来，统计军需，才及一千七百余万。将来即更有多费，较之曩时，终属减省，亦何惜哉？

为啥抠门的雍正花这么多钱呢？因为打的是打败仗啊！而乾隆之前花一千多，因为也败了，只不过败的轻，后面直接大胜，花的反倒更少了。

打仗确实费钱，但费钱也分三六九等的。败仗要比胜仗费钱的多，惨败又要比普通败仗费钱的多。

一场败仗下来，旧城丢了，还得修新城防御吧。那么修旧城的钱就都打水漂了，修新城的钱一个子不能少还得出。

丢了多少马？多少盔甲？多少刀枪弓箭？多少大炮？这哪个不是海量银子堆出来的，都没了，还得买新的，甚至新的都买不到了，这是多少钱？

死的士兵多少得有抚恤吧。皇帝就算想不给，带兵的将领稍微靠谱点都得设法筹钱，否则以后就彻底没士气了，谁还敢给你打仗啊。

大量老兵死了，你得练新兵吧。新兵要想训练好有多费钱？大明还算军事能力可以的卢象升就感慨过，自己练好一个兵得一年时间。

而胜利者，这些钱就可以省下来很多，甚至还能赚钱。

夺了新城，肯定有大量缴获吧，正好用来赏赐和抚恤将士。

马匹、弓箭、盔甲这些，打赢之后缴获和回收加起来，很可能大于耗费，大炮这种更是纯缴获，最多就是费点火药钱而已。

老兵肯定也有战死，但如果俘虏投降的有经验士兵远多于战死老兵的话，这仗就还是良性发展。

更不用说新增的土地、人口是源源不断的聚宝盆了。

所以，虽然谁打仗都烧钱，但烧钱和烧钱不一样的。

皇太极时代，除了宁锦之战算亏本外，其他所有战争哪怕四城之战这种败仗单从财富上说都是赚的。甚至大部分战争都是收益巨大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以战养战模式，属于投入一点本钱，赚大量收益。所以清才能以关外苦寒之地这点体量，和大明对耗。

多尔衮时代，胜仗的稳定率略差点，因为统治全国所以很多开支也乱些，每次胜仗的缴获程度也不能一样。但整体来说依然绝大多数都是胜仗，而且硬仗都不多。这时候就算财政收入不好，但支出也是可控的。

崇祯时代，能勉强打好守城战的，都已经是难得名将了。绝大部分战争都是一边倒脆败，每一次脆败的背后都是大量财富、人口、粮食、器械、马匹的海量损失。这种损失再配上糟糕财政，才是最灾难的结果。

所以核心不是多尔衮比崇祯弄银子水平高，是花银子水平高，银子花出去能见效，就不会总重复花钱。而崇祯属于很多钱扔出去连个响都听不到，这实际费钱程度哪是多尔衮可比的。

清初财政情况也惨，只不过没有明末那么惨罢了。

（顺治六年）需用粮饷为数甚多，一岁所入不足当一岁所出。

方顺治八九年间，岁入额赋仅千四八百万，而诸兵饷岁需千三百万，加以官俸各费二百余万，计岁出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出浮出入者八十七万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后，又增饷至二千万，嗣又增至二千四百万，时额赋所入，除存留项款外，仅一千九百六十万，缺饷额至四百万，而各项经费犹不与焉。国用之匮乏，盖视前代为独甚。

顺治十二年，入数比出数缺额二百五十六万有奇。

陆续又准兵部咨会，增添湖广等省祁阳等处兵马，并浙江、福建大兵粮草等项，约算增银一百九十余万，今共缺额四百四十余万两。

今因拨十三年兵饷，出数浮于入数，止拨十分之八，尚少十分之二，臣等日夜忧惧。

多尔衮和顺治的解决方法也不比崇祯高明，就是加派呗，三饷换个名字继续征。清朝自己写的《清世祖实录》里都有“以一二亩之地纳五六亩之粮”的记载。

以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为例，在被东江军和关宁军轮番抢劫过之后，耕地面积已经从万历年间的3800多顷下降到了3300多顷，但清朝还是严格按照《万历会计录》的标准征税，那500顷土地没人种也得交税。

河南人口和万历年间相比，只剩下了40%，但清朝收的丁银还是100%。

不仅正税一点不减，各种附加税还要增加，白银的“火耗”增加到了50%，每征米百石，还要多征50两银子的“官耗”。

再有就是扩大明朝的捐纳制度，主要是纳监生例、纳吏例、纳承差例三种。廪生捐银120两，增生捐银190两，附生捐银270两，青衣捐银300两，俊秀子弟捐银350两，可以取得监生资格。吏和承差都是官府的基层办事人员，也可以拿钱买编制。出售监生、胥吏、承差的编制，实际上都是把国家权力卖出去，但反正大清也管不了基层，不卖白不卖。

康熙为了打三藩，进一步扩大了捐纳范围，一为捐纳知县等实官，二为捐复原职，三为捐加级、纪录、旌奖，四为捐读书资格。光是卖知县，他就卖了二百多万两。这些县太爷上任之后，肯定是要把这些钱连本带利向老百姓收回来的，但是反正朝廷也没有直接向老百姓收这么多钱的能力，所以还是不卖白不卖。

但也有一些在明朝被“分封”出去的权力被收回了，比如说漕粮官收官解、发放易知由单，这些措施加强了官府对税收的管理。还有裁存为起，扩大地方税收解运中枢的比例。清朝刚刚占领江南时，江南的税收起存各半，清朝为了和南明作战，把那些原本存留供地方财政开销的钱都抽走了。

顺治九年，户部尚书车克曾经上疏反对过分压榨地方财政。

起运以供军旅之需，即有不给，尚可拨济于他藩，存留以供本地之用，一或不敷，万难乞贷于别省。且细查存留各款，不及枚举，其万万不容已者，如经制之有俸薪以养廉也，俸无所出，何以惩官之贪？衙役之有工食以劝力也，食无所资，何以禁吏之蠹？礼士藉有月粮，粮裁而学校皆沮气矣。赈贫恃有孤米，米去而茕独尽呼号矣。他如祭祀之行于春秋，考试之兼夫岁录，以及朝觐、表笺、乡饮、科贡诸费，自难节省。

顺治直接回复：“无庸再议。”

结果就是，吏书廪给银、快手工食银、府尹柴薪银、儒学斋夫工食银、心红纸张银、油烛银、上司伞扇银、修宅家伙银、吏书工食银、门子工食银、皂吏工食银、马快工食银、民壮工食银、灯夫工食银、看监禁子工食银、修理监仓银、轿伞扇夫工食银、库书工食银、仓书工食银、库子工食银、斗级工食银、铺兵工食银、典史俸薪银、书办工食银、马夫工食银、生员廪膳银、朔望行香纸烛银、乡饮酒礼银、科场器皿银、状元归第银、新中进士牌坊银、新中举人牌坊银、新中武进士花红银、新中武举人花红银、吹手工食银、火夫工食银、更夫工食银、膳夫工食银等等杂七杂八的地方官府开支都被大清朝廷给划拉走了，但地方衙门的办公人员也不能饿肚子啊，那就再去刮老百姓呗。

连康熙自己都说：“自三逆变乱之后，军需浩繁，遂将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项必不可省之经费，又经节次裁减，为数甚少。此外则一丝一粒，无不陆续解送京师，虽有尾欠，部中必令起解。州县有司无纤毫余剩可以动支，因而挪移正项，此乃亏空之大根源也。”说是这么说，该搂钱照样搂。

康熙年间，为了打三藩还出了新招。

十五年丙辰，御史张维赤建言，军兴饷缺，人臣分谊，尤当急公，请案天下地丁钱粮，除生员田亩及民田照常征课外，凡缙绅本户钱粮，原额之外，加征十分之三，以助军需。

于是，在任、在籍乡绅及贡监诸生，不论已未出仕者，无不遍及。白银每两加额三钱，漕粮每石加征三斗。

往往有民田收入官户者，亦在加征之列，致有官不如民之叹。

而且清朝也不是完全不事生产，顺治对垦田也挺重视的，包括辽东地区，也不是一直搞封禁，是有鼓励垦田的措施的：“如有殷实人户，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照辽阳招民事例，量为录用。”“州县士民暨见任文武各官并闲废缙绅有能捐资开垦者请敕部，分别授职升用。”

因为全社会白银存量的增加，清朝扩大了赋税折银的范围，而且利用这一点进一步盘剥。比如说顺治十八年，江西省报告，当地大米的价格是每石四钱银子，而漕粮折银却要每石一两二钱。

大体来看，顺治和康熙没有想出任何超过崇祯的奇谋秘策，只不过是把许多崇祯想办但办不了的事给办成了。

首先，清朝有八旗作为军事支柱，崇祯没有，所以清朝如果在政策上折腾出什么问题来，大不了一屠了之，崇祯却没这个本事。清朝治下百姓照样起义，只不过起义之后没打赢。

其次，明朝的统治阶层在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军入关的过程中损失惨重，藩王、勋贵、太监、厂卫几乎一扫而空，光李自成就“十蹶明王”，这使得这些人靠封建特权攫取的生产资料又回到了官府控制之下。

比如说清朝“清查废产”，就是变卖明朝藩王留下的土地，就是一笔巨大收入。虽然这些土地早就让李自成、张献忠他们给农民分了，但“贼”分的土地大清能认吗？没收回来再卖一遍。

最后，就是清朝和基层官绅胥吏的谈判能力大大加强。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都不可能的直接去管理农民，收税还要着落在基层的官绅胥吏身上。明朝末年，这些人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吃拿卡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庞大关系网，完全把持了基层，除非是自己打天下的马上皇帝，靠继承上位的皇帝没有军队和自己的官吏队伍，谁也弄不过他们。

而明末农民战争中，这个群体遭到了大洗牌。正当他们被农民军打得没辙，只能大呼闯军“掠我资，均我产”的时候，是清军入关“解放”了他们。江南奴仆解放运动、闽赣佃农减租永佃运动，都打得当地缙绅无计可施，最后靠着清军的兵力才镇压。而其中有骨头的人，在剃发令的时候都死了。

所以，崇祯没资格和这些人谈判，多尔衮、顺治有。崇祯要加强管理、清查田亩、清理积欠，只能查出个屁，但清朝就可以查。崇祯要和地方斗法，把财政向中枢集中，得费九牛二虎之力，顺治一句“无庸再议”就解决了。康熙敢直接对缙绅加派，崇祯要是敢这么干，直接歪脖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