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五年的一天，对于已经去世几千年的亚圣孟子而言，并不是个好日子，这一天，以草根皇帝起家的朱元璋，除了屠杀功臣之外，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盛怒的朱元璋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撤了下来，此举让天下饱读儒家学说的学子们面如死灰，心中的信仰摇摇欲坠。

这件事的可怕程度不亚于一场侵略战争，因为动摇了人心中的信仰，让儒生心中的价值体系崩塌了。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这么痛恨孟子，不惜动摇大明尚未站稳的根基呢？

朱元璋之前做过和尚，所以他有一部分是尊崇佛教的，但是治理江山不能太佛系，而且朱元璋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他上位后，时而重用佛家道家礼法，时而一怒之下杀了和尚和道士，重用法家儒家礼法。

朱元璋骨子里严苛、残暴的性格是法家的，虽然他经常大骂韩非子，但他治理国家的精髓是法家的。

朱元璋一开始，对孔子的态度是恭敬的，毕竟他需要争取天下儒生的支持，《明史·太祖本纪》中曾提及朱元璋下令“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甚至他还接待过孔子的后人孔克坚，而且对他的态度极为亲切友好——诏“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养之以禄而不任之以事”。

朱元璋性格极为刚愎自用，可以说他是自卑而导致的自负，对一切学说都不看在眼里，唯我独尊的性格特质，导致了他对孔子的态度说变就变了。洪武二年，他就要下诏让天下儒生不必通祀孔子，群臣慌了，进行死谏，劝住了患了失心疯的皇帝，让朱元璋暂时压下了对儒家的一腔怒火，免得得罪天下读书人。

朱元璋压制的怒火总要有个出口，他是那种豁达良善之辈吗？当然不是。后来朱元璋在下朝之余，翻阅了《孟子》，本想从中挑出反对儒家学说的部分，看到的内容把他气个半死。

孟子说了一句话，彻底得罪了朱元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儒家学说和各种流派里，孟子的“民本”思想最重，他认为，王是百姓的王，应该为百姓服务。朱元璋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才成为普天下最“尊贵”的人，他想做什么，还需要百姓比手画脚吗？他为什么就是那个“轻”？到底谁“轻”谁“重”？

他认为，孟子的意思是残害百姓的王，不配得到天下，正好触碰了他的心事。但其实孟子的思想是适合春秋诸侯争霸那个时代，因为那时群雄争霸，每个王都希望扩展疆土，抵御敌国，甚至一统天下。所以孟子提出——“保民为王，莫之能御也”。这个言论最终是为了维护“王权”，只是采取了赢得民心这样一个方式而已。

我们也不能说朱元璋就是错的，因为时代变了，实现“王权”的方式也要跟着变化，明朝已经统一天下了，不需要“莫之能御也”，皇权的集中首先要价值观统一，如果人人都迷信一个学说，把它当成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那整个国家岂不是混乱不堪了？而且朱元璋明显只希望，全国最好只有一种信仰，一个神明，那就是朱元璋他自己，他就是神，他应该是百姓唯一的信仰。

抱着这样一个目的，他将以孟子的学说是歪理邪说为由，将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庙，也发泄一下他对于儒家学说的不满，此举果然激怒了天下士子。

大家都认为，朱元璋打天下靠的是天下的读书人，朱元璋没文化，如果没有读书人的帮助，他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他现在成功了，怎么能随意将读书人心中的“神”请出孔庙呢？

于是，朝廷上不停地有人死谏，连掌管天文的官员也对朱元璋说，文曲星暗淡无光，恐怕是大凶之兆，对大明江山不利。

时隔一年，朱元璋在刑部尚书钱塘的誓死进谏下冷静了下来，以“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的由头不情不愿地将孟子牌位请了回去。

但是作为泄愤和维护统治的需要，他将《孟子》删减了不少，并以“删减本”代替了原来的版本进入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目，可见他心胸之狭窄，而这件事情，或多或少也让大明命途多舛，动摇了文人对朱元璋的信仰和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