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时间前了吧，高晓松在一期《晓说》节目上说过：“郑成功是如假包换的大倭寇！”

这句话在网上可谓是一石激起了千层浪，一时众说纷纭。

毕竟人家高晓松先生在网络上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他的节目《晓说》拥有广大的收视受众，比起我们这些草根自媒体从业者，高先生才是不折不扣的意见领袖。因此那段节目播出之后，这句话在网络上很快就流传开来，而且围绕这句话展开的众多讨论可谓是有褒有贬，赞同者与反对者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

那高晓松评价郑成功的这句话到底是否正确、符合不符合史实呢？

先看看“倭寇”的定义。

什么是“倭寇”？“寇”的意思，盗匪；“倭”字不用多说了，中原王朝对东洋人的非褒义称呼。加在一起，倭寇的意思，就是东洋流窜过来的盗匪。

历史上倭寇盛行的年代，从元朝开始，一直绵延到明末时节。我们经常把他们定义为打劫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由日本盗匪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无业游民组成的军事性质的团伙。“倭寇”这个名字从那时发明以后，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得到“发扬光大”，我国民众也把这个称呼送给了新时代的侵略者，借以表达对他们的憎恶之情。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虽名为倭寇，其实明朝的倭寇来源鱼龙混杂，既有日本来的盗匪、浪人、商人、渔民，更多的还是我国东南沿海当地的渔民、流民、盗匪和无产者，“倭寇”这个称谓是对他们的一个统称。

由此可见，“倭寇”也分广义狭义，可以简单点说，狭义上的倭寇，就是日本人，广义上的倭寇，也包括中国人。

说“倭寇”定义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阐述一点，郑成功本人是百分百的中国血统，或百分百日本血统，或中日混合血统，对他是否符合“倭寇”的定义，并不重要。

我们不应该关心他来自哪里，而是要聚焦于，他究竟做了些什么。

还是要介绍一下郑成功的出身，从郑成功的父亲说起。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就在日本从事贸易，算是定居在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也就是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

虽说郑芝龙生活在日本，但是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郑芝龙的妻子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很凑巧，她是由在日中国人收养长大的，所以郑芝龙的妻子不仅懂得汉文化，而且还算颇有造诣，这对以后的郑成功的成长教育影响极深。

郑芝龙从事什么贸易？其实说穿了，就是活跃在东南沿海和日本之间的海商兼海盗，套用上文的概念，郑芝龙即属于一个广义上的中国人“倭寇”。

那时候郑芝龙已经有了很强大的私人海军，而且颇具规模。明朝朝廷无力降服郑芝龙的军队，于是便转为招抚，郑芝龙也觉得这一行没前途，便脱离了海盗的身份，成为了明朝朝廷的一名官员。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清军入关，郑芝龙又投降了清军。

作为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不认同父亲的投降之举。他或许是为了感激明朝朝廷的知遇之恩，也或许是他认为作为明朝的臣子应当有自己的气节，一臣不能事二主。所以在清军多次招降郑成功未果之后，便软禁了他的父亲郑芝龙，想用郑芝龙来威胁郑成功，最终郑芝龙被清朝官员所杀害。

父亲死后，郑成功率领父亲郑芝龙的余部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继续进行抗清斗争。对于当时的天下来说，清朝的统治已经是大势所趋，即使郑成功有父亲旧部的支持、有领导部队作战的才能、本领，却也无力抗衡一个偌大的朝廷的镇压，于是在清军一次次的围剿之后终于不堪承受，开始节节败退，最终郑成功的军队只能退守到厦门、金门一隅。

但郑成功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反倒激发了抗争心理，无论是面对清军的威逼还是利诱，他绝不妥协。在清军的绞杀下，为了开拓新局面，找一个稳定的抗清基地，他把目光放到了海峡彼岸的台湾岛。

当时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已经占据了台湾，郑成功毅然决然的率领自己的军队与荷兰海军作战。凭着自己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他最终击败荷兰海军，将荷兰海军赶出了台湾，成功收复了宝岛，立下了不世奇功。

对于台湾民众来说，郑成功担得起英雄二字。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举措使台湾民众避免被他国统治，最终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所以在郑成功去世之后，台湾专门为他建立庙宇来祭奠他、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郑成功对宝岛回归大陆怀抱所起到的积极意义，怎么盛赞都绝不为过。

纵观郑成功的这一生，再来回顾高晓松评判他的这句话，很明显是有失偏颇。虽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经做过一段时间海盗，可以被认为是广义上的“倭寇”。

但这“倭寇”二字在郑芝龙成为明廷官员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最终的“洗白”和救赎;作为他儿子郑成功，则是从与降清的父亲郑芝龙决裂的那一刻起，就从一个官二代提升为抗清领袖，从收复台湾的那一天起，则再次升位为民族英雄。这几个关键点，务必分清！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为了继续的生存和发展，为了与大陆的满清政权斗争到底，自然要持续在东南沿海一带登陆袭扰，假如我们站在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视角上来看，郑成功当然是一个该死的“倭寇”。

但假如这个该死的“倭寇”奋起余勇，掀翻满清统治，等待这位民族英雄的最终待遇，将是高高在上的汉家皇权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