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回忆起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曾经学过关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他们掌握着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肆意干涉朝政,残害忠良。任何公开反对阉党的大臣都必然会遭受惨痛的下场,整个朝廷上下笼罩在一片惶恐之中,宛如人间地狱。当时,小编对魏党的存在感到愤怒,觉得这个强大而坚毅的大明朝,竟然被一群太监摧毁。然而,随着对历史知识的深入了解,我突然发现,魏忠贤的阉党虽然不光彩,但在明朝灭亡这一事件中,他们似乎被冤枉了。
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当时明朝的政治局势。在明熹宗时期,魏忠贤担任司礼秉笔太监,极受宠信,被尊称为“九千九百岁”,排除异己,独揽国政,以至于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这是魏党权力的巅峰时刻。与此同时,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生存空间变得狭窄,因为“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开始在士大夫中普及。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相互结盟,形成了阉党之外最庞大的政治群体——东林党。
东林党虽然不是政党,但他们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社会上层利益集团。尽管在国家政权方面,他们在与阉党的斗争中处于下风,但东林党掌握着国家大部分社会财富。由于士大夫独特的地位,他们甚至不需要纳税,不需要为国家贡献一分钱。
到了明朝末期,关外的后金起义试图入侵中原。然而,当时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虽然希望取得一番伟业,却远未设想过吞并整个明朝的计划。与此同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给了满清占领全中国的信心。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大明帝国的灭亡,但如果这两者分开看,那么拥有雄厚家底的明朝就不至于溃败。特别是在对抗农民起义的战争中,明军一直占据上风。然而,李自成对明朝国力的大量耗费减轻了满清的压力,为他们入关创造了条件。
但究竟是哪个因素更为重要,我们难以下定论,因此需要对这两者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
明朝时期的政治格局中,阉党、士大夫、武将构成相互平衡的三极。经过明末战乱与土木堡之变的毁灭性打击,武将体系基本上名存实亡。这使得明朝的政治变得类似于阉党与东林党的一对一较量。虽然明朝有完善的科举制度,使得下层读书人有机会成为官员,但实际上国家权力仍然被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掌握。当时的传统思想是“长大了种地”,在农耕社会中,士大夫对于那些希望通过读书上升阶层的人来说,是一种异类。因此,相对于阉党这种暴发户,东林党更像是明朝的根基,是代代相传的“豪门家族”。
我们之前提到,士大夫阶层不需要纳税,而税收通常来自下层社会人民的劳动,比如种地、经商、制造业等。战争必然带来国家力量的耗费,而掌握着国家大部分财富的东林党却选择假装穷人,例如在崇祯时期,朝臣希望能够捐款支持国库,但竟然没有一人响应。日益沉重的税收最终将百姓推向绝境,这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在阉党得势时,这个问题从未出现过,相反,魏忠贤权势昌盛的时期,国库相对而言是充盈的。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林党绝大多数成员只是一群充满“天朝梦”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尽管他们散发出清高气节,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却相当缺乏能力。特别是在崇祯清除阉党后,东林党失去了限制,一家独大,导致在国家危急之际,皇帝的实际权力几乎被剥夺。此外,士大夫阶层中的其他党派,如楚党、浙党等,与东林党不断内讧,朋党林立,大大消耗了明朝的气运。他们对挽救国家危机没有有效的行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明朝灭亡。
小编曾经看到一位评论说,历史上的暴君不一定是庸君或昏君,与暴君相比,昏君更容易误国。的确,阉党并不光明磊落,魏忠贤的出现打破了士大夫阶层对政治的掌控,阉党手段残忍,架空皇帝,从伦理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大逆不道。但在某种意义上,魏党的存在创造了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维护了政治局面的稳定。明熹宗对魏忠贤的评价是“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在处理“大事”方面,特别是在维护大局、明智任用人才、赏罚明确等关键问题上,魏忠贤获得了皇帝的认可,这一点魏党要比东林党强得多。
综上所述,将明亡的黑锅归咎于阉党实在是有些过重了。如果让明朝百姓选择,问他们更讨厌谁,也许结果将与我们的答案一致。明朝灭亡的真正罪魁祸首,可能是历史课本上所歌颂的清除了魏忠贤党羽的东林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