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榆社人，生于太原，长于太原。从木工学徒做起，却集“诗、书、画、印”于一炉，并有上百万字著作出版；他从南宫夜大学起，却有等身的书法作品；他写风格豪放、笔力雄健、气势磅礴的“榜书”，又写细腻精巧、结构严谨的蝇头小楷；他写精致端庄的小楷，也写轻松灵动、意洒脱的草书；他举办个人书法展，作品被美国、英国、欧洲以及东南亚等地的收藏机构和个人收藏，却低调内敛，自我介绍为“榆社笨蛋”，说自己写书法只是为了“锻炼身体，帮助消化”。他的书法作品就是 “做一碗和子饭”，特点就是“耐看”。

他，是“转益多师”“埋头笔耕”“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书法家乔建堂先生。

龙宫直取骊珠处

1960年，乔建堂出生于太原市开化寺东面一条叫“东夹道营”的小巷子里。父亲从榆社来到太原，在柳巷派出所任所长，母亲在利民百货商店上班。从校尉营小学毕业后，他到三中即现在的成成中学读初中。1976年，乔建堂初中毕业时，正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代，他没有继续读高中，而是作为家里的老大，按政策选择留城，开始打零工。幸运的是，1978年海军电子工程学院实习工厂第一次面向社会招工，他成了学徒，在当地人称作“小树林儿”的地方上开了班。

那年，实习工厂招收的工人有车工、钳工、焊工、印刷工、无线工、模型工等，乔建堂当了模型工。所谓模型工，直白地说就是木工。起先就是练基本功，刨呀锯呀的。那时候，车间里早有了电刨、电锯，但老师傅要求严，必须从手工制作开始，所以模型工几乎是当时最累的工种。

经过三年苦练，乔建堂出了师，成为一名正式的模型工。

乔建堂上班的第四年，也就是出师的第二年，海军电子工程学院举办了全校师生书画展。实习工厂的乔建堂抓住这个机会，写了一幅作品投稿。

海军电子工程学院是部队院校，学校师生属于部队上的人。与此相对，类似于乔建堂这样的工人，便被称为“地方上的人”。这些部队上的人，大多来自南方。“部队”与“地方”、“南方”与“北方”的区分，多多少少带有不平等的意味。而乔建堂的这幅作品，让那些“部队”上的“南方”人，不得不正眼瞧瞧这位“地方”上来的小伙子，并由衷地发出赞叹“小乔还真有两下子呢”，老师傅们也认为“小乔这是给实习工厂放了卫星啦”。

乔建堂的作品获了一等奖。虽然奖品只是英雄铅笔和三色圆珠笔，却让他在海军电子工程学院出了名，更是由此改变了他的工作轨迹。

他先是从模型车间调到了电化教研室（也叫传媒中心）。那时海军电子工程学院的声呐技术在全国领先，经常需要拍一些教学片。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教学内容仍须手写。这也是乔建堂从模型车间被调到电教室的主要原因。每次拍教学片之前，他都会根据拍摄需求，将三合板或五合板刷成不同的颜色，晾干，然后用毛笔把教学内容写在上面。后来，他又从传媒中心调到了教学保障科，离开“小树林”，正式到了海军电子工程学院的大院里。

自此与海军电子工程学院大院结下了不解之缘。1999年，海军电子工程学院迁往南京，大院里成立了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太原师范学院的前身）。他从海军电子工程学院到了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先后在房产科、团委、音乐系、艺术系、书法系等部门工作，直到2020年退休。即使退休，他仍住在这个院里。

这段与海军电子工程学院大院的情缘，让他儿时的书画梦得以重圆。

转益多师是吾师

乔建堂先生从不讳言，自己正式学习书法是从1979年南宫书法班开始的。白天上班，晚上学习。

他回忆说：那时刚刚经历了浩劫，人人憋着一股劲，上课的徐文达、赵承楷、水既生、闫俊、王朝瑞、陈嘉树、石华峰等先生，现在都是鼎鼎大名。他们每天骑着二八自行车往返，上一次课挣不了十块钱，但都恨不得把自己所知全部传授给学生。《大盂鼎》《石鼓文》《石门铭》《石门颂》《圣教序》等等，老师讲得投入，学生听得入迷。

南宫的大礼堂，长条桌，一个老师占一角，周边围着二十来个学生。老师边讲理论边示范，学生们都有些社会阅历，深知学习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也特别珍惜学习机会。颜欧柳赵诸帖，他们边临帖边听老师指点。真可谓是面对面、手把手。

刚刚二十出头的乔建堂，在这样开放式的教学环境中如鱼得水。颜真卿的稳健厚重、欧阳询的方圆兼备、王羲之的洒脱而安逸平和，博观约取，熔于一炉。

1985年，乔建堂于南宫书法班中级班结业。他回忆说，自己到了成家的年龄，便没有再上高级班了。

学校式的书法教育结束了，但乔建堂学习书法的脚步并没有停止。自小就喜读书的他，拿上户口本到省图，一看书就是一上午。各位老师的倾心相授，更让他学习得欲罢不能。上班后，一有点儿闲钱，就买书。这从他书架上标价2毛3、3毛5的字帖就可以看出。乔建堂说，直到现在，“贴不离手”，一有空就拿出来看看。他说：“每天练，手不生，情绪来了，氛围来啦，才能表达出来。心性也好，神采也罢，没有平时的练习，即使到了也表达不出来”。

他向授课老师学习，向黄庭坚、傅山、王铎等古人学习，向林散之、于右任等近代先哲学习，向林鹏等当代时贤学习。

《栎之习书偶得》（以下简称《偶得录》）中提到“问路书山切莫疑，颜欧柳赵为先驱，江山万古滋风雅，转益多师是吾师”。这是乔建堂的心得，更是他书法实践的写照。

丹田尽蓄千秋气

问路书山，转益多师。但常言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乔建堂回忆说：在海军电子工程学院教学保障科，自由支配时间较多，白天没事，自己就研习老师所讲内容。保障科还有个好处，虽没有宣纸，但不缺白板纸、白报纸、新闻纸，随便用，随便写。一有空，他就练，揣摩理论如何运用于实践。

从那时起，他便形成了每天必做“日课”的习惯，四十余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即使是2013年以后，太原师范学院搬迁至榆次大学城，他仍是在家做完“日课”才乘班车去上班。

正是这雷打不动的“日课”，让他完成了等身的书法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小楷绣像金瓶梅》（100多万字）、《小楷妙法莲华经》（8万多字）、《大方广佛华严经》81卷（约67万多字），其他的还有佛教经典《大佛顶首楞严经》《般若波罗蜜金刚经》《心经》等，儒道经典《论语》《老子》《庄子》《朱子治家格言》等，蒙童读物《三字经》《弟子规》等。

在管涔山做的一次“日课”，至今他都回味无穷。那是秋后的一天，学校派车到管涔山去拉土豆准备过冬，需要几个年轻人帮忙装车。乔建堂和同事跟着大车到了管涔山后，大家先休整，来日干活。

第二天他穿衣起床，准备“日课”。屋外一块大石头，桌子大小，平平整整，天地铺就一张宣纸。于是他拿起笔，蘸上水，在上面写了起来。

难怪《偶得录》中这样写到：“万古江山一画和，清风爽气出银河，凭空一点灵犀雨，逗起苍龙逐浪歌”。

写出世间真阅力

四十余年，乔建堂临池不辍，但那不是简单地临摹、刻写，而是他深厚学养的养成过程。

就拿《小楷绣像金瓶梅》（全本，并绘二百幅插图）来说吧。《金瓶梅》问世以来，各以一词，褒贬不一，颇多争议，世人避之、鄙之。但刚刚三十出头的他，在偶遇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张竹坡点校的《绣像批评金瓶梅》时，便不避嫌隙，萌动“该做点什么事情”的念头。前后三年零四个月、每天早中晚写1个小时，他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为什么还会写出“书《金瓶梅》序”“后记”和《题〈金瓶梅〉》和《再题〈金瓶梅〉》？

这当然不是他爱标新立异，因为“世有抄三国、西游、水浒、红楼，鲜闻抄金瓶梅者”。也不仅仅因为他能够坐得住，更不因为结集成书评职称拿绩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能“为人物的悲欢遭际、市井情态和精妙的语言所吸引”，“每抄至入骨处不免为之击节、为之拍案、为之顿足”；是因为他能读出该书“肯定了人是社会的主体，强调了人的自然本性”；是因为他读懂了该书“是一曲世纪末的悲歌，是一曲生命的悲歌。它是一面镜子，一部教科书，使人们对看到过去，审视现在，正视未来”，正如姚奠中先生所评价的“该册……对于正确认识《金瓶梅》一书的社会意义和在中国文学史的文学价值很有益处。”

换言之，乔建堂的“日课”成果，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从形式的角度看，是书法作品；从意义的角度看，是文学作品。他记录的儒佛道经典、诗词歌赋、名言警句等，都是多元、包容的中国文化的反映。

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一遍遍地抄写，一次次地揣摩，作品之精华，自然内化于心，滋养心性。

这正应合了《偶得录》中所言：“眉间胸际冷风霜，墨海书山自有章，写出世间真阅历，强于涂抹巧梳妆。”

直作思迁见异人

乔建堂的《小楷绣像金瓶梅》写就，书界名流欧阳中石、徐文达、姚奠中、闫俊、赵承楷、袁旭临等先生均给予中肯的评价，其中姚奠中先生肯定了它的艺术价值：“书法艺术性强，字体工整，可印行出版，非常有收藏价值。”

他的恩师林鹏先生更是开门见山，“乔建堂是我的学生。他的小楷很精致，曾手抄古典小说《金瓶梅》，非常精彩。他的草书也颇见功力，是目前有潜力有实力有发展的青年书法家。”言辞中充溢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幸福感，更彰显了自豪感。

在该书出版三十余年的今天，再谈起这个“日课”成果时，乔建堂却说“匠气啦！”

但正是这份“匠气”，让他拥有了书写“自我”的底气，成就了《乔建堂书法集》的出版和2014年的乔建堂个人书法展，印证了三十年前林鹏先生所作出的“有潜力、有实力、有发展的青年书法家”的预判。

楷书是汉字书法中的一种字体，也称正书、真书。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仅以《乔建堂书法集》为例，共有作品41幅。从字体角度看，他立足于楷书，一头儿带篆、隶，一头儿带行、草。从数量上看，楷书作品15幅，篆、隶、行各1幅，而草书作品17幅，其中还包括在典型书体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章草2幅、行草4幅和行楷6幅。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一个书体大全。

俗话说，“字大一寸，力重千均。”从字体的大小来看，《乔建堂书法集》仍以小楷为核心，往小里走到蝇头小楷，往大里走，途以中楷到大楷，即字径由0.5cm到2cm、再到3～4cm和5～6cm，直至“榜书”，即单个字超过45cm。

所谓“榜书”， 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字体，主要是从字的尺寸大小而言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指出：写榜书有五难。执笔不同，故“榜书”又称“擘窠大字”；运管不习，即执笔方法打破传统的习惯；三曰立身聚变，即写字的身体姿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曰临仿难周，即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五曰笔毫难精，越大的字，它的神、气、骨、肉、血越难精细地表现出来。

用笔精道、端庄精致的楷书，轻松灵动、飘逸洒脱的草书，细腻精巧、结构严谨的蝇头小楷，风格豪放、笔力雄健的榜书，在乔建堂的笔下，矛盾统一，收放自如，可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中国有“书画同源”之说，但那主要是从文字产生的角度而论的。乔建堂先生则通过力的把握，让毛笔产生的线条呈现出丰富的变化性，反其道而行之，“以画入书”。如他的草书作品“真水无香”之“香”、“佳想安善”之“想”和“安”以及“登鹳雀楼”之“欲”“更”等。

除“以画入书”外，乔建堂的作品中还有“以画入书”及“诗书互注”之特点，如他的代表作“禅”， 整个大字庄重典雅，笔力雄健、气势磅礴，有庙堂之气。细部看，左边偏旁部首，恰似“高高抬起的脑袋和噘起的小嘴、高耸的鼻子”，“圆润的锁骨”“向后举起的两臂”“下飘的衣袂”等形成一个比丘尼之剪影，实现了“以画入书”。

再看书品的整体布局，“禅”字底部，大唐。无尽藏比丘尼的诗“春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去，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草书写就。

两厢配合，“禅”诠释了诗之意境，而“诗”丰富了对“禅”之理解。“诗书互注”，表达了书法家对“禅”之意涵的理解，也显示了书法家不跪拜求创新的个性和品格。

余论

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百分之一的灵感。乔建堂从小就喜欢书画。上中小学时，学校的墙报基本出自他手。《小楷绣像金瓶梅》的100回文字抄就后，他又花了近5个月的时间，摹绘书中200幅插图绣像，使其与自己的书法作品达成风格上的统一。

乔建堂先生出版《历代歌咏书法诗选注》（北岳文艺出版社，约35万余字）、《历代咏论文房四宝诗选注》（北岳文艺出版社，约15万字），还出版诗集《栎之习书偶得录》。著名诗人马斗全先生评价道：“诗书兼擅古来多，莫问而今究若何。但喜小乔能努力，好凭一笔振颓波”。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原山西诗词学会副会长陈婴先生评价：“诗书三昧见精神，笔下清风扫俗尘。一片天真忘得失，功臻不必问他人。”

乔建堂另有诗词集《小野草集》和散文集《随笔》《随想录》等作品待出版。

一言以蔽之，书法艺术，表面上看是笔势墨趣，是娴熟的技法，但其底层则是书家的内在修炼。乔建堂正是深植根脉、厚取学养、临池不辍、精益求精，方可集“诗、书、画、印”于一体，守正创新、壮大自我，实践“春华何计去年痴，风雨江山入酒卮。莫顾浮云迷世目，豪情信手自家诗”之志向。

知子莫如父，知徒莫如师。在《乔建堂书法作品集》出版之际，林鹏先生曾题诗云：“轻轻一支笔，重重写真经。南山有赤豹，风雨不出行。”

乔建堂先生的低调内敛，毋庸我再多言。

作者：延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