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胡思乱想，常引发一些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想，由方孝孺想到布鲁诺即其一。他们两个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在脑子里把他们联起来的纽带：一是他们各自所受的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凌迟处死， 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二是他们两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引起我对中国和西方文明巨大差异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

朱元璋

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 称“汉中教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四十五岁）。建文四年（1402），朱元璋的另一个儿子，即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棣打到

南京

，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灭族”的不计其数。到那时为止，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

关于“十族”的来由，流传较广的故事是：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坚拒，投笔于地，又哭又骂，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不过一般正史不采此说，而是说方表示宁愿立刻死，不草诏书，朱棣说：哪得遽死（意思是太便宜你了），当灭十族。

那么“灭十族”是皇帝的发明，而不是方孝孺一句话让他学生遭殃的。不论采何说，总之株连“扩大化”及于学生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 后世的学生如及时划清界限，揭发批判老师，则可幸免。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时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 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欧洲正在迈进蓬勃发展的近代史。思想、人文、科学、艺术大放光彩，人才辈出，以科学和民主推动人类文明，独领风骚五百年。15世纪的开头，1401年，德国人尼古拉斯?德?库萨（Nicholas de Cusa）诞生，他的职业是主教，同时也是科学家和哲学家，是挑战传统、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的先驱。

一百多年后，波兰哥白尼“日心说”问世（1543）。哥白尼死后，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善于独立思考，是典型的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他的哲学思想对17世纪的斯宾诺莎有重要影响，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新教。他周游北部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凡十年，到处讲学，到处与人辩论，同时找机会出版他的著作，最后在哪里都难容身，终至回到意大利惨遭刑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