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咸丰、道光年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再次轰动全国。这个在施耐庵笔下好汉聚义之处，出土了七件青铜器。数量虽然不多，但件件庄重华丽，精美无比，被称为“梁山七器”。它们到底有多出名呢？就拿现存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小臣艅犀尊来说，就经常登上各类青铜器的书刊封面，作为中国青铜器的典型代表。

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清政府既腐败无能，又没有相应的文物保护规定，眼睁睁看着这批国宝文物流落民间。现在，除去几件下落不明之外，绝大部分都已经流失海外，唯有今天要说的主角“太保鼎”还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鼎应该是圆形三足的，这才符合“三足鼎立”的说法。其实，方形四足鼎并不少见，而且根据实物考证，四足鼎出现时间还应该略早于三足鼎，最著名的国宝重器司母戊鼎就是四足鼎，太保鼎也是四足鼎。

相比于司母戊鼎的庞大体型，太保鼎实在算是个小个头。它高为57.6厘米，长为35.8厘米，宽为22.8厘米，重量仅仅只有26公斤。但是，它的器型古朴庄重，纹饰华美，依然能从各种青铜鼎中脱颖而出。在太保鼎之上竖立着两耳，耳上以夸张的浮雕刻画着两只怪兽。在鼎的腹部密密麻麻布置着蕉叶纹与饕餮纹图案，显得诡谲神秘。最为独特的是鼎的四棱边和柱足之上都装饰着扉棱，这才所有的青铜鼎中是绝无仅有的。

一般而言，青铜器上的铭文也非常重要，深知决定了青铜器的价值。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它上面有近五百个铭文，是目前可见的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者。然而，太保鼎的内壁上唯有“大保鼎”三个字，照样弥足珍贵。

在金文中，“大”通“太”，所以此鼎被命名为太保鼎。太保指的是西周官职，与太师、太傅并称为三公。《尚书君奭》就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根据专家多年的考证，这件太保鼎的原主人就是召公奭，象征着他的权势和地位。

这样非凡的艺术品，展现了西周时期顶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也凝结了古代先民的无穷智慧。当然，出土之后，立即惊艳世界，也受到了许多金石收藏家的热捧。几经辗转，山东济宁钟氏、南海李山农、日照丁跋臣都曾经拥有过它。

到了民国初年，国务卿徐世昌成为了它的新主人。虽然他是袁世凯的心腹，位高权重，见多识广，但也深知能得到太保鼎需要多好的机缘。因此，他在得意洋洋地写下了《得鼎歌》，叙述了自己与太保鼎的缘分，称赞太保鼎的珍贵，并将之与毛公鼎并列。

更让徐世昌欣喜的是，就在喜获太保鼎的第二年，他就当选了民国大总统。这样一次难忘的“问鼎”经历，让徐世昌感到太保鼎是吉祥之物，更加视若珍宝，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即便是后来隐退为寓公，也从未放弃此鼎。

徐世昌逝世之后，徐家人将太保鼎当作传家宝。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收藏环境如何恶劣，都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损毁。直到建国以后，新中国欣欣向荣，国力蒸蒸日上，徐家后人深感国家的强大，由国家保管这样的重器更为安全，便在1958年由徐世昌的孙媳作主，将其捐献给了天津博物馆。

因为它早已名扬天下，是“梁山七器”中唯一一件存于国内的青铜器。所以，国家将其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出的文物，绝对不允许外出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