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丁在君这个人》这篇文章中写道，在君曾对我说：“许子将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

这个自嘲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就是民国著名学者丁文江。丁文江可不是饭桶，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不仅在科学上卓有成就，而且喜欢政治和实业。蔡元培称"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在稀有的人物"，胡适评价他为“ 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罗素更是称他为“ 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

丁文江作为一个海归学者，在地质学上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英国《自然》杂志在为丁公发布的讣告中，肯定了其为世界地质学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并誉其为中国地学奠基人。胡适在1922年就说过：“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李济后来在评价丁文江的学术贡献时强调，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丁文江在思想上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参与科学与玄学的论争。胡适常说丁文江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对科学万能的说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科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因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

丁文江立刻反击，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竭力为科学辩护，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不能证明科学破产。丁文江指出，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的玄学，经过重新装点，“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若是我们相信了张君劢，我们的人生观脱离了伦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还成一个甚么东西？”

丁文江和其他的科学家不一样，政治热情特别高，“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人的能力，谁有负责人的能力”，颇有传统士大夫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当时胡适为了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曾决心“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但是丁文江认为：“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为此他经常批评胡适，希望他不要放弃干预政治的努力。

丁文江与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丁文江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蔡元培、胡适、丁文江、李大钊、陶行知等16位著名学者共同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俗称“好政府宣言”，其中提出当前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好政府”。所谓“好政府”有两方面的含义：“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要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并保护每一个人的个性和自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宣言中署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三人，受命组织内阁，分别出任内阁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人称“好人内阁”，在军阀吴佩孚的眼皮下只存在了两个月零六天，便偃旗息鼓。这三个人以后还出了两个汉奸，丁文江的“好人政治”是多么失败。胡适写了《一年半的回顾》，对“好人政治”作了全面检讨，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以止了壁了”。

丁文江信奉：“无论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少数优秀的分子，握了政权，政治就会清明”，丁文江相信精英政治，抓住一切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寄希望于军阀。丁文江认为，这些军阀天资颇佳，只可惜未受现代教育。他向军阀孙传芳建议：由自己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孙传芳却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

1926年5月5日，军阀孙传芳在上海总商会突然宣布：任命丁文江为淞沪督署总办 （相当于上海市市长），并发布了建设大上海的新计划，该计划由丁文江起草。

傅斯年因科玄论战而对丁文江有崇拜之情，得此消息，在巴黎向胡适连说三遍，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杀丁文江 。

丁文江因为给军阀孙传芳当差，在当时备受争议，周作人专门写了篇《丁文江的罪》，曹聚仁也写过《忠告丁文江》骂他。

丁文江在上海在职8个月，将上海的行政、财政、公共卫生等等，治理得有模有样，对上海的规划建设很有贡献。风云变幻，丁文江变成了北伐军通缉犯。

傅斯年回国以后认识到丁文江的才干和品质，成了莫逆之交。傅斯年眼光独到，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官僚，而绝不是一个政治家。丁文江虽然是个科学家，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幼稚的，始终将政治的问题看作是一个行政的问题。这就是丁文江的悲剧所在，理想很伟大，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只能自嘲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

丁文江在政治上从理论到实践都很失败，但是他的政治热情没有停止，从好政府主义，一下子又开始鼓吹新的独裁，说什么“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再论民治与独裁》）

丁文江的独裁理论让胡适坐卧不安，发文指出：“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我可以断断地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

丁文江的才干是惊人的，傅斯年认为，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国”的大队中最有才气的前驱。中国若有这样人二十个，又都在扼要适宜的地位，二十年后，我们庶几可以成等的近代化国家了。（《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可以说生不逢时，爱国之心豪情万丈，可找不到救国的门道，天真以为中国只需要几个精英就能改天换地了。“天下的事业，没有哪一件不是少数人做成功的”，“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丁文江的精英意识太强烈了，没有大众的觉醒，精英就是唐吉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