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道光帝将经世致用之学视为治世之宝，主张以经世方策作为考课官吏的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下，疆臣官吏问政于民的治理措施相继提出和推行，他们关注民生，著书立说。海疆知县陈盛韶所著《问俗录》旨在求俗问政，经世济民，即为重要例证。陈盛韶，字晓亭，又名赓飚，号澧西，湖南安福县人，道光三年(1823)进士，《清史稿》中无传。历任福建建阳、古田、仙游、诏安县知县，后又担任台湾北路里番同知兼鹿港海防等职务。其在闽台游宦期间，撰成《问俗录》一书。该书对闽台地方社会风俗、民情及地方官员如何施政着墨颇多，是研究19世纪上半叶闽台民俗民情及政府治理实绩的重要材料。

陈盛韶撰述《问俗录》的用意是追究当地社会流弊的根源，以求因地制宜，兴利除弊。陈氏认为任何一地的风俗与社会问题都有其特殊性，是由当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共同酿成的，“非精心探访不能周知”①陈盛韶:《问俗录·自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故其在闽地为官时常轻车下访当地民情风俗，并记录成册。时人周凯(1779—1837)在为《问俗录》作序言时，高度赞扬此书是“补偏救弊之方”，并指明其书针对“一名一物之细”，“详细记载”，“反复推勘”，探究一地社会问题的根源。②周凯:《问俗录序》，陈盛韶:《问俗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以上叙述指明闽台社会问题尽管有着相似的外在表现，但是这些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具体到各县域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故而本文在对《问俗录》所反映的部分社会问题作概观分析的同时，试图发掘诸种社会问题的内在逻辑，并按照相应的逻辑顺序对问题进行呈现，探究诸种社会问题在各县域的不同根源。

以往针对《问俗录》的研究多是从宏观角度探讨社会风俗或地方治理问题。③王日根、张宗魁:《从〈问俗录〉看明末清前期福建社会风气》，《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74～82页；王亚民、王明阳:《从〈问俗录〉看陈盛韶的乡村管理思想》，《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第223～225页；王亚民:《从〈问俗录〉看县官对海疆乡村社会的管理》，《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123～134页；王日根:《蓝鼎元、陈盛韶地方行政的比较分析——关于〈鹿洲公案〉和〈问俗录〉的解读》，陈春生、陈东有编:《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纪念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特点——以〈问俗录〉为中心的研究》，《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2期，第1～9页。但现有研究偏向于将《问俗录》所载问题作为闽台的普遍状况来考察，容易忽视其所记述各县作为个体的特殊性，故而对其问题产生的根源不能做出准确判断，容易出现“一勺烩”的现象。《问俗录》中涉及的米价、婚嫁、盗窃、赌博、淫戏、鸦片吸食等问题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诸种问题混合交织，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闽台地方社会问题愈发复杂。而这些社会问题尽管在不同的县域有相似的表现，但其产生的根源却又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本文系统分析陈盛韶历官各县的社会问题根由，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19世纪前期闽台地区的米价问题

福建枕山襟海，地瘠民贫，被公认为不适合生产稻米的区域。台湾在未单独建省时，被视为福建之粮仓。但是由于其四周环海，受亚热带海洋气候影响严重，加之天灾人祸的干扰，其稻米产量忽高忽低，不能维持稳定的供应。长此以往，稻米的供应成为闽台地方的主要社会问题，而其突出的表现正是米价的不断上涨。这在《问俗录》中表现尤为突出，陈盛韶在其中6次提及米价高昂，如表1所示:

表1 《问俗录》所载闽台米价(1824—1832)

由表1可知，建阳县、古田县、邵军厅、鹿港厅四地均不同程度地出现米价上涨的情况。道光《顺昌县志》载:“道光元年春夏，米价昂贵，民难食。”①朱夔修，贾懋功纂:道光《顺昌县志》卷9《拾遗志·祥异》，《中国方志丛书·福建省》第220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730页。陈寿祺(1771—1834)在给闽浙总督孙尔准(1772—1832)的书信中也述及闽地米价上涨的情况:“旬日以来，米粟价大腾涌，日长刻增，众情汹汹，有岌岌自危之势。”②陈寿祺:《左海文集》卷5《与孙藩伯书》，《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208页上栏。书信未明具体书写时间，根据孙尔准任职闽浙总督时间判断，成于道光五年至九年间。据台湾学者谢美娥研究，清代台湾府年平均米价在1824年之前处于下滑阶段，而1824—1832年期间处于大幅度上升阶段，且增势迅猛。①参见谢美娥《自然灾害、生产收成与清代台湾米价的变动(1738—1830)》图1“清代台湾府年平均米价及长期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11页)。既然道光年间米价上涨是闽台地区的普遍情况，那么何以米价在道光年间有明显上升趋势？除了气候等因素的影响，《问俗录》反映出各地原因的多样性。②参见王世庆:《清代台湾的米价》，《清代台湾社会经济》，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73～129页；王业键:《十八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清代经济史论文集》第2册，台湾稻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50页；谢美娥:《清代台湾米价研究》，台湾稻乡出版社2008年版。

从福建内地来看，各县米价昂贵的原因略有不同。建阳县“山多田少，荒山无粮”③陈盛韶:《问俗录》卷1《建阳县·茶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建阳人多将山地租给江西人种茶，山农与平地农民常因灌溉水源问题引起斗殴，酿成讼端。加之种茶导致水土流失，影响平地稻田的产出。陈盛韶认为由于江西移民的到来，导致米价顿昂，“突添江右人数十万，通衢、市集、饭店、渡口，有声击肩摩之势，而米价亦顿昂”④陈盛韶:《问俗录》卷1《建阳县·茶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民国《建阳县志》亦云:“米价昂贵实由嘉庆二十五年始，米价之贵，半由于粮田之欠，半由于寮厂之多，而其源皆根于茶山之日辟也。”⑤姚有则、万文衡等修，罗应辰纂:民国《建阳县志》卷2《大事志二·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6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34页下栏。由此可知，建阳县米价高昂的根源是江西移民开辟茶山所致，这一来引起区域内总体人口数量的上涨，茶场的开辟也导致粮田总数的减少，此长彼消间，粮少人多的矛盾就显得尤其突出，米价上涨已成必然。此外，山多地少、粮田歉收、寮厂之多等客观因素也影响了米价的明显上升。

至于古田县，陈盛韶认为此地米价昂贵的原因在于“民间逐末者多”，也即是追逐商业所带来的利润。然而，古田县百姓逐末的更深层原因实际上在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局限，即土壤瘦瘠，可耕地少。(道光)《重纂福建通志》言:“(古田)旧曰山洞阴箐，邃壑岚气至午乃霁。地瘠难以蓄聚。”①孙尔准等修，陈寿祺纂:道光《重纂福建通志二》卷55《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福建》第4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339页上栏。陈盛韶也称古田县“山深气寒，土薄地瘠”②陈盛韶:《问俗录》卷2《古田县·牛骨》，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古田县山多地少，土壤瘠薄，稼穑艰难，需靠牛骨、草灰来滋养稻田。种植水稻的土地极为有限，《问俗录》载:“古田西南多山，东北平衍广阔宜稻，可以耕三余一”③陈盛韶:《问俗录》卷2《古田县·降来米》，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反映出一县不同区域的差异性。通过此记载倒看不出其缺米的迹象，而问题的根源正出在当地民众对米的分配上。古田百姓将米分为三份，“白米作粉十分去一，早米作曲三分去一，糯米作酒又三分去一，计三项运省者，每年数十万石。所由一遇荒欠，米价大昂”④陈盛韶:《问俗录》卷2《古田县·酒米》，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百姓种植的稻米，剩余口粮不到三分之一，其余运至省城变易货物，是受生活所迫。故古田县米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环境恶劣致使民众多务末为生。

仙游县米价昂贵大概是当地不产稻米之故。兴化府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地区，仙游县属兴化府西南部，可耕地极少。(宝佑)《仙溪志》载:“县三面皆山，而濒海之地仅东南一隅。”⑤赵与泌修，黄岩孙纂:宝佑《仙溪志》卷1《风俗》，《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8276页。受此影响，仙游县民多以种植地瓜为生。《问俗录》云:“兴泰里山高土瘦，稻止一季，贫而啬，地瓜为食。”⑥陈盛韶:《问俗录》卷3《仙游县·地瓜签》，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闽地其他各县也有将地瓜作为正餐的记载。《闽杂记》载:“闽地上间山，下濒海，瘠多腴少，赖此(地瓜)以佐谷食之不足。”①施鸿保:《闽杂记》卷10《地瓜》，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道光)《厦门志》云:“(厦门)地窄人稠，物价数倍，民多食红薯杂粮。”②周凯修，凌翰等纂:道光《厦门志》卷15《风俗记》，《中国方志丛书·福建省》第80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325页下栏。由此可知，在濒海一带，受自然条件影响，米的种植较少，这加剧了供需失衡，致使米价上浮。

邵军厅米价上升多是受人为因素影响。邵军厅出产稻米较多，可运至省城福州。《问俗录》云:“邵武土宜稻，而北境狭，稻米出于东北与西南者为多。拿口之米，顺流而东，运之省城。”③陈盛韶:《问俗录》卷5《邵军厅·开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光绪)《重纂邵武府志》载:“地颇饶沃，无饥馑之患。”④胡升猷修，张景祁纂:光绪《重纂邵武府志》卷9《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10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163页上栏。但正是其与福州间米粮贸易所产生的利益，被一些逐利之人所觊觎，当地土棍聚众把持米粮的流通渠道，假托保管粮食，禁止私运，借机哄抬米价。甚至官府派差役搬运米粮，也需贿赂地棍方可成功。⑤详见陈盛韶:《问俗录》卷5《邵军厅·开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这就提高了运输米粮的成本。

然而台湾是产米大省。《问俗录》称:“(台湾)近山沃衍宜稻，一年耕有五年之食。内地福、兴、漳、泉四府山多田少，必借台米接济。”⑥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义仓》，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周凯说:“台湾，内地一大仓储也。”⑦周凯修，凌翰等纂:道光《厦门志》卷6《台运略》，《中国方志丛书·福建省》第80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119页上栏。正常情况下，台湾米价不至于过高，然而陈盛韶发现:“道光五年以前，米价每石不过二千余，六年以后，动辙贵至三四千、五六千。”⑧陈盛韶:《问俗录》卷5《鹿港厅·义仓》，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这其中有何变故？陈盛韶发现道光六年(1826)以后台湾歉收，而各省水旱灾害频仍，对稻米需求量比以往更剧。而“价愈贵，富人愈囤积居奇”①陈盛韶:《问俗录》卷5《鹿港厅·义仓》，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这样的归因，左海学派领袖陈寿祺与闽浙总督的书信往来内容可为佐证。陈寿祺在给闽浙总督汪伊的书信中述及省治之急务，首条为米价昂贵，“福州连岁水潦荐臻，今年晚获未丰，杂粮大损，冬间米价较之去岁已增十分之二，延至明春必加腾涌”②陈寿祺:《左海文集》卷5《再与总督汪尚书书》，《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201页下栏。。他指出水灾影响了米粮收成，导致米价增长。其又在给孙尔准的书信中点明米价昂贵的原因有二，一为“亢旱时久，蚤晚两稻十失七八”，二为“或有乡庄豪户囤积居奇，野鄙同乡相禁出粜。或有莠民恶子，恃强压买，乘机攘兑”。③陈寿祺:《左海文集》卷5《与孙藩伯书》，《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208页上栏。(道光)《厦门志》称:“台运风潮迟滞，则米价腾涌。”④周凯修，凌翰等纂:道光《厦门志》卷15《风俗记》，《中国方志丛书·福建省》第80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325页下栏。简言之，水灾、旱灾、风潮等自然灾害因素直接影响米价上涨，而商贾囤积居奇无异于雪上加霜。

综上，影响米价上升的因素是复杂的。建阳县山多地少，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激化了本已严峻的人地矛盾。江西移民占用山地资源和寮厂的存在，导致土地使用更加受限，而仅有的粮田歉收，促使米价上升。古田县山深气重，土壤贫瘠，百姓种米卖酒，可供食用米粮偏少，饥馑之年容易诱发米价上浮。福州、仙游县、漳泉各处不宜种植稻米，全赖台湾运输，价格自然昂贵。邵军厅产米，但土棍把持运输关口，运米成本提高。台湾受福建内地影响，加之自然灾害与商人囤积居奇，导致米价昂贵。概而言之，1824—1832年闽台地区米价上涨是移民、地理环境、嗜利心理、自然灾害和商人操控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推而广之，闽台地区米价昂贵的根源在于闽地山多地少，土地资源严重缺乏。米粮稀缺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主要障碍。自然灾害的难以控制，给当地百姓雪上加霜。民众的逐末心理也是自身对未知风险的一种保障。

二、《问俗录》中的盗窃问题

在应对米粮短缺导致的生存困境时，往往会滋生其他社会问题，如盗窃问题频现。民生学说的根本基础在于:不受饥挨饿是一种人民最低的生活标准。①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陈盛韶称“凡人劳则善心生，逸则淫心生”②陈盛韶:《问俗录》卷5《邵武厅·女儿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闽省自然环境恶劣，地狭人稠，百姓多无地种植稻米，无业之民尤甚，盗窃事件频发。台湾地区贫富差距悬殊，土棍、地痞等迫于生存，多以盗窃形式获取资源。《问俗录》中关于盗窃的条目可见表2:

表2 《问俗录》中闽台盗窃事件

由表2可知，建阳、诏安二县和鹿港厅盗窃现象居多，诏安县“二都有大埔、景坑，三都有林家巷、西潭村，四都有厚广村、竹港村，皆贼薮也”①陈盛韶:《问俗录》卷4《诏安县·朝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淡水同知陈明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称淡水厅内山三汉河蕉坑一带“居民稀少，向为盗窃渊薮”②丁曰健辑:《治台必告录》卷6《彰境开仗连日大捷并南路各营获胜折》，《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3辑，第41册，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429页。。闽台盗贼组织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

其一，盗贼按照有财产多寡可分为有产之贼与无产之贼。③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盗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页。《问俗录》云:“沿海贼多赤贫，沿山贼间有产业。”④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盗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页。因贫穷成为贼的人，主要以盗窃和劫杀为生。有产之贼，往往会与地棍勾结，有组织地进行树旗、械斗等，无所不作，负面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