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热播剧《觉醒年代》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和广泛好评。100余年前的那个时代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少有违和感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遗产一直存留在我们课本上和生活体验中，它滋养了现代中国人，我们时刻仍在新文化改良的土壤里徜徉、呼吸。比较陌生的是，那个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各路奇人异士张狂和出格的一面被最后的胜利者长期以来抹杀或脸谱化了，如今适度还原令人耳目一新。回过头来看，新中国建国后70多年的历程波澜壮阔，虽然经历了重大挫折但成就仍然十分辉煌。再往前回溯，为什么当年我们鸦片战争爆发70多年后才姗姗进入觉醒的年代呢？中国历史的前进步伐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

15 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让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传来的西方科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开启了他们的眼界。同时，西方国家不断将殖民势力投向东方，只是在武力优势有限的情况下面对庞大的中国不敢轻举妄动，仅仅在边陲骚扰而已。葡萄牙连哄带骗占领了一个小澳门，荷兰、西班牙在台湾大打出手。两百年后西方完成工业革命之后,中西形势就完全一边倒了。

继明之后的清王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康乾盛世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格局，但也留下了隐患。1697年，正值康熙（1654—1722年）统治时期，俄国彼得大帝（1672—1725年）化装为平民亲自前往欧洲各国游历，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一位历史学家准确地指出：“在１７００年欧洲以外的大多数人对实现西方化的好处还认识不清。彼得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先于时代二百年认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由于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西欧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俄国否则无法同西欧并驾齐驱。”真正领先中国觉醒年代两百年！

大约一百年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使团来到中国，他们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开放贸易，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被拒。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王乔治三世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试图接续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未尽使命，依然被拒。

马戛尔尼访华漫画

嘉庆在位的时候，世界工业革命才刚刚兴起，凭借康乾以来积累的实力，如果适时改革，踏准世界工业革命的节奏，中国的历史、大清的历史就要改写。

任何腐朽的时代都有睁着眼睛清醒的人。道光十九年（1839 年）暮春，被称为“中国的但丁”的龚自珍辞官寂然南归。他看到过、享受过盛世的繁华，归途所见，却使他更深切地预感到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颓风日盛，江河日下，“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他看到了危机，但是他不可能认识到如何来改革。两年后，这位曾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中国改良主义先驱辞世。

此时，大清国已经统治中国近两百年，中国王朝两百年的衰世景象可以想象。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羽翼已丰，它终于开始正面向中国发难了！

1839年6月，林则徐虎门销烟的胜利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甚至不啻为一个诱饵。无论是林则徐还是道光皇帝，都既没有预见英国政府会做何反应，也没有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做好应对的准备。虎门的烟雾消散后，随之而来的局面，却是任何一个大清官员始料不及的。鸦片战争清朝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导致中国大门被迫向列强开放。

龚自珍 遗世独立的思想先驱

在与美国、法国签订条约后，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准备了赠送给清朝的礼物，里边包括现代科学技术书籍、望远镜、火枪、蒸汽机原理、世界地图、各国概要等现代文明的成果，而出于狭隘的天朝上国心理，清朝拒绝了这些礼物。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除了少数有气节的官员外，大多数官员的主要心思都用来对付皇帝和朝廷，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是他们惯用的手段。这只是一个开始，清朝注定要在更猛烈的血雨腥风中才能完成自己的涅槃。

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七月，力主抵抗的林则徐被清政府视为“肇事者”发配伊犁。途经镇江时，他与老友魏源一聚。遵照老友的嘱托，魏源将《四洲志》扩编为《海国图志》。它是中国人用主权、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经验教训。然而，“天朝大国”的惰性实在太强大了，失败很快就成为被忘却的过去，醒来的雄狮似乎打了个哈欠又睡着了。中国辜负了林则徐、魏源的一片苦心，历史再次停滞了。左宗棠在为《海国图志》作序时愤然写道：“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

“事局如故”是说这二十年根本没有什么变化。林则徐、魏源的心声根本无人理会。令人感叹的是，《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却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波澜。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恭亲王奕䜣作为全权代表议和，1860 年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被动地化解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二十年来的冲突，清王朝内部出现了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的现象。一场以学习西方为标志的洋务运动正在逐步展开，“同治中兴”的欢呼声充斥朝野。

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

然而，清政府此后三十多年学习西方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中国拥有一支亚洲最强的现代化海军，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权意识；中国拥有一大批近代企业，诸如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制造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但没有产生自己的资产阶级。掌管这批近代大型企业的人，差不多都是“红顶商人”，因而这些企业虽然在基本装备上非常现代化，但管理它们的却是旧式衙门。

日本与中国差不多同一时期走上近代化道路。1868 年 3 月，明治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庶民各遂其志；四、打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明治维新为日本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在此框架下开始商业、科学领域的改革，这与清朝的洋务运动有着本质区别。走上了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日本也立即加入了侵略者的行列。

甲午战争中，经过三十年自强运动的中国在陆上、海上均遭到最惨重的失败，向日本割让领土等条款引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历史还是给清王朝留下了一线生机。甲午战后中国人有过一次非凡的觉醒，新的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面对西方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已经超越器物层面，开始向制度层面转型。遗憾的是，路走得太艰难了。王朝的执政者，总以为时间还多，不在乎一朝一夕，殊不知，工业化时代在时间上根本输不起。

严复，作为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作为第一批前往英国海军学校学习的留学生，作为北洋水师学堂二十年的教习、总教习，精神受到强烈刺激。他虽然认为李鸿章的战略、战术都有问题，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浅层次的埋怨、指责上，而是从中西文明大背景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何以败，何以败得这样惨。严复从多方面比较了中西文明的差别：“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讲非常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困境：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百日维新昙花一现，标志着维新道路的阻塞，革命成为先进人士的主要道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结果再次证明维新派向日本学习的合理性，实业家张謇都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梁启超等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通过《新民丛报》等报纸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反对专制，倡导建立君主立宪、进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反对激烈的革命。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不再在原地等候统治阶级的恩赐了。孙中山等革命人士通过《民报》与维新派论战，倡导推翻满族政权，建立共和政府。

日俄战争沙俄宣传画虚张声势，结果自己的海军被打得满地找牙

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兴冲冲地在1906 年宣布政治改革启动时，革命党经过十年挫折，已经对清政府的改革毫无兴趣。回望1905 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留给大清王朝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政治改革已经不能引起知识精英的兴趣了。

晚清几十年的被动开放，影响王朝的因素不再局限于国内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社会变革思想。晚清“新政”远水不解近渴，1911年“革命派”领袖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终于成功，一举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并没有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很多守旧官僚投机革命，“咸与维新”，纷纷摇身一变成为民国的统治者，官照当，舞照跳，一步步陷入前清旧军阀势力割据斗争的局面，共和国需要进行艰苦的整合。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于1919年7月21日在《湘江评论》刊发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为中国后面的革命乃至建设事业写下了最好的预言。文章开头直指中国危局并点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文章结尾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这一矛盾的深厚动力，预测了革命的彻底性，描绘了中华民族前途的光明与美好：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