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842~845年间，导致了大规模禁废外来宗教和这些宗教中的第一种－－佛教的运动。“民族主义”与排外的特点，在当时引以为据的动机中，表现异常明显。

早在836年，一道诏令就禁止汉人与“色目人”有任何联系，“色目人”一词系指原籍为位于帕米尔以外地区和东南亚的人，包括伊朗人、粟特人、大食人、印度人、马来人、苏门答腊人·····制造法难的诏令是于845年才事后颁布的，当时已经落实了所有的具体措施，它指责外来宗教佛教，是短暂的南朝（如、晋、宋、齐，特别是梁和陈诸王朝）在伦理和政治上削弱的原因。更具体地说，它指出了如果让景教徒（大秦穆护）和袄教徒还俗，那是由于他们“不杂中华之风”。

▲僧人们正在诵经

诏令中提到了此后将呈现的“清净训人”和“简易齐政”之风。对佛教的反对，既是情感方面的－是针对所有外国人以及他们在755年之前，所获得的宗教特权的一种弥散性的仇视，又是审慎的，也就是说抑佛必须符合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太监宦官们的势力，虔诚的、迷信的、没有文化和唯利是图的佛教徒，佛寺在田产、人员、钱币和黄金方面的蓄财，而当时正逢国库空虚和缺乏铸币之铜。佛寺以法器、铸钟和供像等开销，占用了帝国中的一大部分贵重金属。

当时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令人将钟与像化作铜钱，但由于害怕亵渎宗教，民间拒绝使用这种货币。然而，如果认为禁废外来宗教是突然的和粗暴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时正是逐步地过渡到采纳最激进彻底措施的时候。起初仅仅是根据一种人们可以奉为传统的观念，而纯洁清理佛教僧侣界，以便从中驱逐那些无文化的僧侣和假出家人。接着人们又根据一种对佛律经文的狭义解释，而没收僧侣们的私产（因为他们发愿保持贫穷），并在官方的宗教礼仪中取缔佛教仪轨，以及采取越来越多的还俗措施（845年是每天还俗300人）。最后，当时还对寺院的教产作了全面统计，此后便是没收土地、奴婢家庭、钱币和金属。26万名佛教男女出家人被还俗和被重新列入纳税人行列，15万名过去曾摆脱了国家税役而依附于寺院的人，又重新被统计在两税户的户籍中，四千六百余座寺被拆毁或被改造为公共设施，四万座招提或兰若被拆除或改作他用，仅有几座具有官方地位和由少数僧侣主持的寺院，才被保留了下来。

▲演员扮演的佛教僧人

起源于伊朗的宗教（袄教、摩尼教和景教），则遭遇了更为严酷得多的命运，它们最终都被禁废了，为数仅有数千名的从教人均被还俗。这些非常严厉的措施，均对中国佛教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损害。武宗皇帝（841~846年）的继承人，并没有在法难刚过去不久就缓和于843-845年所采取措施的严厉程度，或允许相当数量的还俗者恢复其宗教生活和修建某些寺院。但是，法难的诏令无疑仅仅在京师才如此严厉地实施，到处都有（甚至在执政官吏的等级上）一种暗中的反抗，它无疑可以使某些距离长安遥远的地区，宽容出家人及其宗教信仰地。

唐代的中国就如同我们中世纪的欧洲一样辽阔。所以，佛教僧伽的势力，于10世纪在福建闽国和吴越国中被维持了下来，甚至还得到了加强。在宋代，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僧侣阶层，佛教僧伽又恢复了其大部分权力。但这是一种自我残存和似乎失去了其灵魂的教团，因为学问深奥的僧侣精英都被遣散，其教派传统已由于845年的大规模法难而被中断了。自8世纪末叶以来，中国佛教与亚洲的宗教大中心被隔绝了，而在近五百年以来，其虔诚灵感之源，都是从那里传来的。它再也无法接触圣地了，佛教本身在印度和伊朗边陲受到了伊斯兰教扩张发展的威胁。

继唐末之后，唯有一个教派仍真正地活跃于中国，这就是禅宗，它事实上更应该是中国的而不是佛教的教派。印度经文的译经越来越罕见了，那些佛经的大译师、疏证者和诠释者都已圆寂。佛教史学家们在宋代对过去作了一番总结。《景德传灯录》问世于1004年，共包括1701篇禅宗和尚的传记，它丝毫没有最早佛教高僧传的那种朴素自然的虔诚；《佛祖统纪》是受世俗史学家们的方法启发的一部内容广阔的文集，它似乎是于1269年对佛教通史作了一番最后总结。总而言之，我觉得鼓动6~7世纪人的巨大宗教虔诚，此时暂时减低了。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但也可能应该到社会的变化中去寻找其深刻的和主要的原因。

▲禅宗文化

佛教曾适应社会变化，也就是3~8世纪的那些变化（实行族内婚制的贵族、庄园和寺户、市民和农民区），受到了在8~9世纪之间产生的城市和货币经济全面发展的触动。大寺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拥有它自己的庄园、寺户、碾硙、油梁、邸店，同时成了中国伦理、宗教和经济权力的象征。在六朝时代和唐代的大寺院与世俗贵族之间，所具有的似乎不仅仅是一种相似性和命运的共同性，而是一些密切的关系。845年的法难确实是对佛教僧伽非常沉重的打击，但社会的发展可能足以毁灭当时已遭严重动摇的基础。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不是将其根系延伸到它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去的。

结语

参考资料：《中国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