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年（1741）二月十二日，丁未，69岁的大学士张廷玉在文华殿等待乾隆皇帝的到来。当天是花朝节，是人们结伴郊游、祭祀花神的日子，但对清廷的君臣来说，这一天有一个重要的仪式。

这是仲春经筵的时日。皇帝要在文华殿听大臣讲授经典，学习治国之道，并发表对古老典籍的见解议论，训诫臣子。

大学士张廷玉的职责，是在这一切结束的时候，发表一番隆重的赞颂，代表百官和天下读书人表达对皇帝学问和道德的崇拜。从雍正初年开始，张廷玉就担负起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任务。

饱读诗书的张廷玉也许有时会有点茫然。按照古训，经筵似乎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皇帝应该在这里接受读书人规劝和教训，而不是充当学问和道德的权威。但是这样的茫然只是一闪念。

规劝皇帝的权力失落了

至少从雍正三年（1725）开始，张廷玉就担负起在经筵上称颂皇帝的职责。当时是雍正皇帝即位后的第一次经筵大典。张廷玉和大学士孙柱给皇帝讲解《中庸》，皇帝在听完后，做了一番为人处世要诚心诚意的点评。张廷玉立即赞颂道：“皇上以至诚之性之德，成体元赞化之功。圣训精微，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

那一天，在最后负责总结的是掌院大学士徐元梦，他在经筵结束时率领讲官们赞道“圣学高深，洞悉天人一理之源”，所以能够发表如此精准确切的意见，超过了前代的学者，“臣等今得与闻，诚不胜欣幸之至”。

从那时候开始，经筵的结尾要有一番赞颂就成了定制，大学士们绞尽脑汁让自己的歌颂之词隆重而得体，彰显读书人的卑微愚蠢和皇帝的高贵圣明。

但是负责修撰《明史》的张廷玉知道，至少在前朝，经筵这件事还不是这样。那个时候，皇帝不是全知全能，读书人还掌握着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因此掌握着教化、规劝皇帝的权力。

经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唐。当时的皇帝学习儒家经典，由学识渊博的大臣讲授。读书人是老师，皇帝是学生。他们的共识是：皇帝只有接受圣贤的教导，才能成为好皇帝，才能治理好国家。而读书人教育好皇帝，“致君尧舜上”，既是职责，也是理想。

从宋代开始，经筵上老师的地位逐渐下降，从坐着讲到站着讲，但皇帝毕竟还是老师的弟子。到明代，经筵上就有不少荒唐的事。明代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中记载，明代宗朱祁钰时开经筵，每当讲官讲完，他就让太监取金钱撒在地上，令讲官拾取，作为恩典。宣德年间，一次皇帝照例撒钱，学士李时勉端正站立，不肯弯腰。皇帝只好把他叫到跟前，以袖中金钱赐给他。

虽然有种种不堪，但在当时的大臣和读书人心中，经筵依然是规劝、教化皇帝，使皇帝的德行跟智慧得以完善的场所。正直的大臣敢于强调读书人在学问和道义上的权威，并得到颂扬。

明代那些骄傲的帝王老师

张廷玉知道，《明史》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故事。

明太祖读《孟子》，看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觉得大逆不道，不是臣子该说的话，想废除孟子在孔庙受祭祀的资格。他下诏说，谁敢在这件事上说三道四，就以大不敬罪论处讲官。讲官钱唐愤然抗议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也毫无办法。

明熹宗时，大学士孙承宗给皇帝讲授《尧典》，讲上古圣君尧的功业德行，说为人君者，虽然极其尊贵，但一定要诚实、恭敬又能够谦让，治理天下不可有一丝一毫的骄傲自满；他又说，先帝希望陛下能够做尧舜那样的皇帝，所以陛下一定要效仿上古圣君的德行，出入起居，无不恭敬有礼。皇帝听到这些话，便坐直了身体，恭敬地聆听，在大学士提到先皇帝时，更为之动容。

又有一次，熹宗在听讲时咳嗽，拿纸擦拭涕唾，孙承宗便停止讲授，东向肃立，等皇帝整理完之后，才上前讲圣贤出入起居，无有不恭敬的。皇帝肃然起敬，说孙讲官知礼，此后再咳嗽，也“不复拭唾矣”。

当时，讲官读书的读音倘若跟皇帝有差异，都是以皇帝的读音为准，不敢纠正。孙承宗侍熹宗读书，听到皇帝把“六”读成“溜”，便大声朗读。皇帝不高兴，继续读作“溜”，读了三次，孙承宗高声纠正三次，皇帝只好改正，退下来跟近侍说：“毕竟拗讲官不过，以后休错，以免被讲官笑。”

崇祯时，大臣文震孟以给皇帝讲学时态度严正著称。有一次，文震孟给崇祯帝讲《五子之歌》，皇帝听得久了，把脚盘到膝盖上。文震孟不动声色，讲到“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之句时，便盯着皇帝的脚，崇祯帝急忙以衣袖盖住，慢慢把脚放下来。

皇帝自己成了圣贤

到了清代，经筵的味道开始变了。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统治者们把精神世界的权力也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他们不再是需要被圣贤教导的对象，他们本身就成了不会犯错的圣贤。

康熙以“讨论”为名，改造经筵，把它从教化帝王的仪式改变成皇帝训示臣僚的场所。

一开始，他只是在讲官讲习之后，进行“覆讲”，到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皇帝决定由他自己先讲，讲官只能恭听，之后顺着皇帝的意思再做补充，并要深刻领会学习皇帝的讲话精神。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六日，康熙在乾清宫，讲官进讲《易经》。康熙亲自讲了其中一节之后，讲官孙在丰奏称：“皇上圣明天纵，学问日新，天人理数之奥，无不洞彻”，而“臣等学识短浅”，只能凭借每天侍奉在您身边，听您的天语教诲。讲官归允肃则说，臣等只是拘泥于辨析章句的粗鄙儒生，所学只是字句的解释，皇上的学识深不可测，见解精妙，想必已经超过寻常人万万倍，“非臣等所能窥测”。

经筵上充满了这种溜须拍马的言辞，讲官们再也不敢妄想教化规劝皇帝，而是竭尽全力把皇帝奉承得开心，显示自己的忠诚。

在乾隆六年二月的那一天，张廷玉侍奉在文华殿。负责讲习的直讲官们给皇帝讲了《中庸》和《尚书》。他们诚惶诚恐地讲完之后，皇帝发表了自己对这些经典章节的解释，饱读诗书的大臣们跪在地上，聆听训示。

然后，该大学士张廷玉出场了。他要完成自己在这个仪式中的神圣职责。前一年的经筵中，皇帝对他们感到不满，因为张廷玉在结束时的赞颂中说：“圣训精微，实阐先儒所未发，臣等不胜钦服。”皇帝宣布，自己对这一套马屁文章已经厌烦，而现在的大臣们“颂扬之词多，而箴规之义少”，让他感到惭愧，以后不应如此。

那一次，讲官们又惶恐不安地跪拜认错，但是对皇帝心思明察秋毫的张廷玉知道，乾隆皇帝觉得那一套颂词太老套。

年迈的大学士胸有成竹，朗声说出他抑扬顿挫对仗工整的颂词：“皇上以立诚为敷政之本，九经时措而咸宜；以体道为制治之原，百姓从风而向化。握宪章之圣矩。探精一之心传。臣等不胜钦服。”

乾隆皇帝這一天显然心情不错，面对这一派肉麻的颂词，他说，此次经筵讲章，你们没有阿谀奉承，让朕很满意，请你们以后跟朕互相勉励，造就一个太平盛世。

讲官们走出文华殿，在殿外下跪两次，叩头六次。花朝节余寒犹厉，隆重的乾隆六年仲春经筵大典就这样结束了。

摘自《壹读》2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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