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在欧洲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司法的干涉。上帝拯救死刑犯，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中世纪欧洲

“黑暗的中世纪”是个过于笼统的概念，实际上无法准确表达那长达一千年的欧洲历史。比如死刑犯的数量和执行率，中世纪就比不上16、17世纪。而教会对于世俗的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的理解。

死刑，永远是世俗统治者震慑犯罪（尤其是反抗）行为的最有效手段。但是当基督教在欧洲不断扩大影响力的时期，死刑被刻意的“压制”了。教会通过各种手段“拯救”死刑犯，以表现自己的仁慈和影响力，掌握地方统治权的贵族领主也尽量显得“慈悲”——这样不仅可以取得教会的支持，也可以获得领地内农民的感恩。

在中世纪，一个触犯法律的死刑犯，实际上有很多机会活下去。

死刑犯前往刑场

首先就是统治者的宽恕和拯救

，有一个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事实：在中世纪，法律、公正经常与严厉、无情划等号。君主和贵族可以决定人的生死，但是教会往往会劝导他们：不要对人民过于严厉，宽恕和赦免罪犯才是值得赞扬的。

所以在贵族的领地内，一般的犯罪很少被判死刑，领主们更喜欢用罚金的方式代替。而在11世纪后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贵族领主的控制力减弱了很多。城市议会更倾向于严刑峻法，而贵族们则习惯于赦免死刑犯。我们找一个16世纪初的例子，就能看到这特别的一幕：弗莱堡的一个年轻人，因为偷窃了一个银杯，被议会法庭判处绞刑。当地的奇默恩侯爵觉得很可惜，一个年轻人不能因为一个银杯而被处死。于是，他认为法庭的判罚过重。当然，城市居民、教会以及弗莱堡大学的学生也觉得这个年轻人罪不至死。

所以，大家决定拯救这个年轻人。在当时，城市议会拥有最高司法权，连侯爵也无法改变审判结果。于是，奇默恩侯爵和另一位年轻侯爵，联合了弗莱堡大学的学生们，在行刑的当天来到刑场，剪断了绞绳，宣称救济院是死刑犯的避难地。城市议会非常愤怒，立刻召集议员们质问侯爵，而侯爵自信的回答议会：自己只是在行使权力，如果议会不满意，可以上报国王。

最终，议会妥协了，贵族拯救了死刑犯。

实际上，中世纪乡村地区的死刑犯数量非常少。但是在城市中，底层市民的状况就很糟糕了。就像上一个例子里的年轻人，因为偷了一个银杯被判处绞刑，这是很普遍的。城市议会对为数众多的底层市民毫无宽容之心，但其他市民却恰恰相反——在教会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会展示自己仁慈的一面，比如为犯人求情，甚至竭尽所能拯救犯人的性命（尤其是罪行较低的盗窃犯等）。

绞刑

中世纪还有另外一个传统，那就是通过婚姻拯救死刑犯。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被判了死刑，另一个清白正直的人愿意和他（她）结婚，就能避免死刑。当然，这也是明显的基督教对于世俗生活的影响，这种情况虽然不普遍，但是也有记载。

如果贵族、神职人员和民众都无法阻止议会法院的判决，上帝也会通过“奇迹”的方式拯救死刑犯。

公元600年，一位修道院长来到了亚眠地区的一个刑场，这里刚刚有一位犯人被绞死。修道院长冲开阻挠，把犯人从绞刑架上放下来，然后抱着他开始痛哭。结果，这个死刑犯苏醒了过来。法官们要求再一次执行绞刑，但是修道院长反驳：

法官们已经执行了死刑，是上帝让这个人重获新生，不能杀一个人两次。

这种“绞刑架奇迹”在欧洲成了惯例，一旦犯人在绞刑时绳子断裂，就是得到了上帝的宽恕，不必再执行死刑。

总之，在16世纪之前，死刑犯的数量并不多（尤其是乡村地区）。除了那些犯叛国罪或者被指控为“异端”的人之外，不少死刑犯都有机会活下去。这要感谢教会的“干涉”，让仁慈和宽恕深深影响着执法者。

而宗教改革之后，上帝很难再拯救死刑犯了。

贵族领主

首先的变化就是“权力洗牌”，当教会的权势遭到极大的削弱之后，君主、贵族和城市议会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竞争”。

由商人主导的城市议会，一直是严苛刑罚的推动者。他们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了城市的最高司法权，以法律对抗贵族领主的特权。此时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由于商业的不断发展，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农民们很可能一年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耕种收获，其他时间都在城市打零工。当然，有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干脆进城讨生活。

这种情况直接让领主的统治受到了威胁，他们为了宣示自己的统治权，也开始积极使用死刑。比如1539年2月，明斯特公爵就在统治区的路上制造了恐怖的场景：几个轮子被竖在路边，上面绑着死刑犯尸体……附近的城市公民赶来把轮子扔进了河里，表达对公爵的不满。没过几天，公爵又竖起了两个轮子，然后再一次被城市议会派人扔进了河里。双方都想通过死刑展示自己的统治权，所以不会再有宽恕和赦免。

猎巫运动

争夺司法权是这一时期的最大特色，统治者变得更加冷酷无情，正是此时，“猎巫运动”也走向了高潮。无数轻微罪行和无辜的人，都因此被处死——被宽恕的时代结束了。

《欧洲死刑史》记载，16世纪依然有很多人采取婚姻的方式拯救死刑犯。

纽伦堡议会记载的最后一例此类事件，是1525年3月21日，一名刽子手请求娶被判死刑的女子盖豪斯·斯德尔辛为妻，议会答应了他。这位女囚犯随即被赦免，跟着刽子手回家了。

此后，纽伦堡再无这样的记录。比如1527年，一个17岁的死刑犯，同时有3个女子愿意嫁给他，以获得赦免。结果，议会法庭拒绝了。1550年，一名监狱女看守请求议会，愿意嫁给其中一名死刑犯，换取他的赦免，但是议会拒绝了，并且让监狱解雇了她。

16世纪中期以后，这种通过婚姻的方式换取赦免，在欧洲已经很难行得通。很多公国都发布法令，让死刑犯

“不要心存幻想，不要认为如果有女子愿意与其婚配，死刑犯便可得到赦免”。

不管怎样，群众想要影响法庭的判决，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最后再谈谈“绞刑架奇迹”，16世纪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刑场上的牧师

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的观点普遍认为上帝会控制世俗司法，刑场上绳子断裂等情况，正是上帝对犯人的赦免。但是在改革之后，16世纪的后期开始，连天主教都开始批判这种“奇迹”了。而新教，尤其是路德教派，大多数人坚定的认为世俗司法就是上帝的执行者，绞死犯人是上帝的意愿，不存在赦免的“奇迹”。如果绞刑架的绳索断裂，那就换上新的绳子，再执行一次。

这种变化源于宗教改革，也是教会与世俗司法寻求平衡的一种表现。毕竟，世俗司法已经很明显超越了教会的影响力。严格的死刑制度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没有人可以阻挡。

1525年的纽伦堡，三名男子被执行绞刑，结果其中一人因为绳索断裂掉了下来。但是，刽子手很快换了新的绳索，吊死了这个人；1584年，波恩地区的一名死刑犯在行刑时从绞刑架掉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但是他很快就被再次送上了绞刑架；1549年，纽伦堡的一名女子被判浸河，结果她挣扎着没有被淹死，刽子手第二次将她扔进了河里，这次她没有逃过一死……在宗教改革之前，这些情况都是刑场上的“奇迹”，意味着上帝赦免了犯人。不过到了16世纪，上帝“不愿意”再拯救这些犯人，他们不能轻易被赦免。

同样的死刑犯，在中世纪可以有很多机会活下来。但是到了16世纪之后，以往有用的办法统统失效，任何人也无法拯救他们的性命，哪怕他们真的罪不至死。

仅仅用某一个理由来解释这种变化，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十分混乱，对最高司法权的争夺也异常激烈。

死刑犯们的遭遇至少可以说明，曾经力主仁慈和宽恕的教会，已经无法再影响新兴资产阶级把持的城市议会。

这是法律取代宗教的时期，也是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