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蔡锷所编《曾胡治兵语录》中摘录胡林翼治兵语录12类98条，对于研究胡林翼及其军事思想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语录与胡林翼的原文却有诸多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很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一番校勘，探寻其原貌，并加以相应的处理，促使胡林翼和蔡锷的相关研究更为准确与科学。

胡林翼(1812-1861)

三、成果的运用

蔡锷当年编辑《语录》，是要借“中兴名臣中铮皎者”曾国藩、胡林翼的名气，提高其吸引力和影响力，以达到训练部队，提升部队作战能力的根本目的。《语录》中的胡氏语录，有的出自胡氏书信，有的出自胡氏奏折、有的出自胡氏的批语，因而在其语气、用词等方面各有特点。而《语录》则重在实用，意欲从中编出简明扼要、意思明确、实用管用的语录，因而根据当时练兵的需要，删去无关的文字和内容，并对其进行了剪辑、提炼和加工也就在所难免。

据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分析，《语录》除了抄录、编排、出版方面不够仔细而导致错误的客观原因之外，可能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观原因：

一是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清朝时期，“兵”是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在入关之前，清朝主要依靠由旗人组成的八旗兵。入关之后，为了弥补八旗兵的兵员不足，清政府又建立了由汉人组成的汉兵，因其以绿旗为标志，又被称为“绿营兵”。“勇”，又称为“乡勇”，是由于军事的需要，为补充八旗兵和绿营兵的不足而临时招募的兵员，战事结束后，即予以解散，因而不是清朝的正规军队。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之际，八旗兵、绿营兵已不堪一击，曾国藩奉旨“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改非正式的乡勇为练勇，定营哨之制，称为“勇营”；胡林翼亦奉旨率带黔勇前往湖北，征讨太平军，从而成了清政府用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后来捻军的重要军事力量。因此，曾、胡当时所统领用以与太平军交战的是练勇。而蔡锷在云南时，所练已为新军，而非练勇，遂将胡氏著作中的“勇”一律改成“兵”。如“将才”一章中，胡氏的“屡救弁勇于危难”被改写为“屡救弁兵于危难”。同样，又将当时曾、胡对太平天国起义军及捻军带有贬意的称呼“贼”，也一律改成中性词“敌”。如“兵机”一章中将胡氏的“杀贼为上策”改写为“破敌为上策”，又将“古人必四路无贼”改写为“古人必四路无敌”，等等。

二是为了转换称谓的需要。《语录》所摘录的胡氏治兵语录，有一些来自胡氏当时与他人的通信中的称谓，但到蔡锷练兵之时已时过境迁或对象发生变化，因此需要转换成合适的语录体词汇。例如，“尚志”一章“吾人任事”条，出自胡氏咸丰十年《复李元度》一文，但原文为“吾儒任事”，而蔡锷练的是“兵”，而非“儒”，故改写为“吾人”。又如，“兵机”一章的“兵事之妙”条中“我以静制动”，原文为“官军以静制动”，但到蔡锷时代已称新军，故将原文中的“官军”转换成意义较为宽泛的“我”，不仅于意思上无大差异，且更为精悍。同样，该章“侦探须确、须勤、须速”条中“我军必从其入境之处”之语，其中“我军”亦由原文的“官军”改写而来。

三是为了提炼文字的需要。名人语录需要短小精悍、新颖鲜明，以便于朗诵和记忆，因此，《语录》对原文中的一些无关的文字和内容进行删节和改写也势在必行。例如，“公明”一章“世事无真是非，特有假好恶。然世之徇私以枉事者”条，出自胡氏咸丰九年《致罗遵殿（四月十二日）》，原文为：“世事无真是非，特有假好恶耳。我若徇私以枉事，异日岂有利于星槎哉?然世之徇私以枉事者……”《语录》辑录该条，删去了与此条意思无关的“我若徇私以枉事，异日岂有利于星槎哉”等语。又如，“兵机”一章“夹击原是上策，但可密计而不可宣露”条，出自胡氏咸丰九年《致金国琛（十二月二十七日）》，但此句原文为：“夹击原是上策，欲破此贼，非此计不行，然须密计而不可宣露。”可见，《语录》出于精简和提炼文字的需要，对原文进行了加工。对于这一点，无独有偶，蔡锷的恩师梁启超也不例外。在其1916年所编的《曾文正公嘉言钞》一书序言中，梁氏则直言不讳：“是编所取自便省览，故务求简要，往往一段之中仅节数语，不嫌割裂，但求受用耳。”例如，该书所编之“咨之以谋”和“推诚信之至”条，就在原文“不外是矣”与“推诚信之至”之间删节了“近日人心，逆亿万端亦难穷究其所往”等语，而编成两条。而“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条，则删节了原文两句之间“一部《水浒》……”等大段文字。

正是由于以上主客观原因，导致了《语录》中的胡氏治兵语录与原文的差距，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校勘，寻找其原貌，以增进对《语录》中胡氏治兵语录全面、准确的理解。但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不仅需要进行全面、细致的校勘工作，更要注重对校勘成果的运用。鉴此，笔者借编五卷本《蔡锷全集》之机，拟对《语录》所辑录的胡氏语录做出相应的处理：

一是对于胡氏语录中存在的脱漏、讹误、衍文，均按《蔡锷全集》校勘例，以相应的符号和文字直接进行补充和更正。这样，即可保留《语录》的原貌，又因加了入校勘的内容而可以看出胡氏的原文，方便读者同时了解《语录》中胡氏语录与原文的差别。

二是对于《语录》对胡氏原文删节的部分，则以加注的方式进行补全，以方便读者了解其原文原貌，增进读者对胡氏原文全面、正确的解读。

三是对于胡氏语录中被改写的部分，以加注的方式标出其原文，以帮助读者了解原文原貌，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从而正确理解被改写部分的含义。

四是对于《语录》中有拼接胡氏语录情况的条目，按不同的原文出处，单独成条，做到一条一出处，以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各条的内容。

五是对于《语录》中误录的胡氏语录，在该条后加注说明，以提醒读者加以注意，慎重处理。

六是对《语录》中所录的每条胡氏语录均注明其出处，以方便读者查对原文。

校勘《语录》中的曾国藩语录[5]、胡林翼语录，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我们也希望今后各方面重版重印《语录》时，亦重视对其中曾氏和胡氏语录的校勘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适当的说明，以促使曾国藩、胡林翼和蔡锷的相关研究更为准确与科学。（全文完）

（原载：《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原标题：《胡林翼治兵语录校勘研究 ——以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