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2月18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2月6日刊登题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悲惨历史》的文章，作者是萨莎·波拉科夫斯基-舒兰斯基。全文摘编如下：

几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始终未能带来地区和平，也未能实现确保稳定和促进民主的既定目标。中东反而爆发了灾难性的新战争，许多独裁政权得以延续，而美国的对手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是为什么呢？

习惯诉诸军事手段

对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马克·林奇来说，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且用心良好的官员进入政府，承诺解决该地区的问题，但最终却让这里的问题雪上加霜。

他在《美国的中东》一书中给出的答案聚焦于长期存在的制度性体系上，它们束缚了美国的决策者，迫使他们一直坚持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的特点就是“支持专制而非民主，习惯性诉诸军事手段，纵容有罪不罚，没有维护国际法和制度”。林奇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开始批评，猛烈抨击老布什及其随后的历任美国总统的决策，不过他把最尖锐的评判留给了乔·拜登。

丹尼尔·祖格比的《捅了马蜂窝》得出许多相同的结论，认为“虽然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行动……但最终它每次采取行动都让问题变得更糟”。祖格比是一位复杂系统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追溯的失败根源更久远——从哈里·杜鲁门政府承认犹太国家(而不承认巴勒斯坦国家)的决定开始。

祖格比认为，自1945年以来，除了一位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以外，其他总统都有过错。他称赞福特1975年在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后，“重新评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

美以“特殊关系”或生变

林奇和祖格比在书中对历史细节明察秋毫，尖锐批判美国政策失利，但两人的关注点很大程度上都集中在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前的时期。虽然没有人能够预测现任政府的政策，但他之前的四年任期确实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尽管特朗普过去曾对以色列表示敬重，但早就有迹象表明，这位总统偏爱做交易而非遵循传统，以色列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与华盛顿秉持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精神格格不入。

林奇列出可能带来变化的四种途径。美国可以“单方面从该地区撤出”；可以“推动阿拉伯国家实现真正的民主化”；可以不再“持续把自己和以色列排除在全球规则和规范之外”；或者允许伊朗拥核及其后续出现连锁反应式的核扩散，由此实现一种地区恐怖平衡。对祖格比来说，答案在于把外交和发展置于军事解决方案之上。

尽管如此，两位作者都没有提到一个根本问题：如果特朗普2.0版根本就不是旧秩序的延续，那会怎样？

“9·11”事件后，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惧驱动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以色列成功将自己塑造成西方打击恐怖分子的最后堡垒。但对交易主义者来说，结盟的基础并不是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对老朋友的忠诚，甚至不是现实政治，而是裙带关系收益或国家利润。为了忠诚可靠，亲手挑选的特使取代了经验丰富的外交官。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戏剧性地打破了几十年来的既定做法，他的外交政策具有独特之处。近几个月来，特朗普促成加沙和平协议，并且向以色列施压接受该协议，迫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袭击美国盟友卡塔尔道歉，并宣布：“我不会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

林奇承认出现了某种断裂，“他最意义深远的创新可能是不抱幻想地接纳真实的中东”。正如其他人所观察到的，如果加拿大、丹麦、韩国和日本能够在威逼下接受特朗普的贸易或防务条款，那么谁能断言以色列不会在某个时刻也被要求承担相应代价？如果特朗普的问题是：“我能从这项协议中获得什么好处？”那内塔尼亚胡就麻烦了。

特朗普以对公众舆论异常敏感著称。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支持一直是美国两大政党的试金石。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一些民调显示，年轻一代保守派的亲以色列情结在迅速减少，这位总统不会忽视。右翼舆论领袖的观点也在发生变化。

未来的发展方向一目了然。以色列人不会像比尔·克林顿曾经说过的那样被奉为“全世界人民的光辉榜样”，而是有朝一日发现，美国对待自己就像对待泰国或亚美尼亚一样，这些国家历史上都曾与美国交好，但在最近与邻国的战争中，这些国家并没有得到美国太多的关注或援助。

将特殊关系单纯视为交易关系，最终可能使以色列在华盛顿眼中沦为普通国家——这一结果将是以色列最不愿见到的噩梦。（编译/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