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明朝中期的河北农民起义,在许多历史著作中被称为“刘六、刘七起义”。我们认为这个名字不太合适。以刘六、刘七命名,也就是说,他们被视为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但它对历史的影响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可磨灭的。
明武宗正德六年,河地区爆发了以杨祜、刘三(刘辉)、刘六(刘冲)、刘七(刘)为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陈)等人。起义军横渡淮河南北大河,遍及六省,攻克数百座城市,数度逼迫首都北京戒严。这对明朝的统治造成了沉重打击。用明朝官方记录的话来说,这是“百年未有之事”。明政府“动用了全世界的力量”镇压了这次起义。但它对历史的影响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这次起义的过程,你会发现,明朝中期的河北农民起义军始终分为两部分。这两部分相互呼应,有时协同工作,但始终保持相互独立。刘六、刘奇只是其中的一些领导。另一部分的首领,原来是杨虎。杨祜死后,为刘徽、赵廉。简单地用刘六、刘七来命名这场起义,显然不能反映这一基本事实。刘六、刘奇、杨虎等人都是河北霸州拦路抢劫的“马贼”。他们还被招募来为政府逮捕“小偷”。
五月,刘六乙“自湖广归来,劫苏州、灵璧、泰安、武定等州县”。 6月,两队回到霸州地区并肩作战。 2月至6月,在两批人员会合前,刘六、刘奇分别从河北、河南前往湖广,再从湖广经南直隶、山东返回河北。杨虎从山东到河北,从河南到山西,再从山东到山西。山西返回河北。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走了数千里。虽然客观上相互呼应,但并无直接联系。
6月至8月,双方共同作战,在河北、山东广大地区来回穿梭。攻占郡县。其间,两队领导“各自喝酒,聚在一起说:我军难成大事,何不先从本县做起,然后组织天下,招募数十人”。千军万马去建国?”打着拥贤之名,却要做一些残酷的事情,才能让人才就范。若不听从,则灭诸州,灭诸县。首先必须拿下河北、河南,然后再去南京。如果有空位,到时候就见你拜相。侯,全家享有财富,但这并不好。”这次讨论实际上成为两队共同的政治纲领。不过,在组织方面,没有采取统一措施,但继续保持独立性。
8月,起义队伍再次开始大规模行动。杨祜部先包围沧州,随后刘六、刘七部也前来会合。两人一同围攻沧州,未能攻下,遂迁往别处。从此,两军各自行动,再也没有汇合。刘六、刘其一主要在山东、河北两地经营。杨祜率军第一部从山东东部南下直隶,再进河南。十一月,羊祜战死,赵廉等推荐刘徽为首领。从此,这支起义军主要在河南活动。明朝政府还分别称刘流、刘七一伙为“鲁北直隶贼”,刘徽、赵廉一伙为“河南贼”。
这段话中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说这次起义“初为杨祜,后为刘徽”的说法是错误的。前面说过,他们两人只是一支起义队伍的领导,并不能算是整个起义队伍的领导,就像另一支队伍的领导刘六、刘奇不能算是整个起义队伍的领导一样。整个起义队伍。其次,如果真如所说的杨祜、刘徽是历代领导人,为什么不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起义,而以刘流、刘启的名字来命名呢?
作者的意思似乎是说,刘六、刘七这帮人对明朝的威胁更大,影响力更广。事实上,这也不是真的。杨祜、刘徽一队“跑遍中原,超越刘六之位”。最高峰时,人数超过13万。至于刘六和刘奇的团队,有人估计“不到一万人”,也有人估计在两万人左右。实力远不如前者。明朝政府并不认为刘六、刘启这一支对自己的威胁比刘徽一支更大。相反,它认为“他们的诡计比刘六高”。所以,刘六和刘七就被单挑了。七、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明显不符。
顾英台的《明史》称这次农民起义为“河北盗”。我们觉得这次农民起义起源于河北,称其为明代中期河北农民起义更为合适。当然,也可以以起义军两队首领的名字来命名。那么,就应该包括两支队伍的领导人,称其为“刘六、刘七、杨虎、刘徽起义”,或简称“刘六”。杨祜起义。关于刘六、刘七、杨祜等人起义前的活动,各书记载差异较大。有的说,他们为地县“抓捕有功”,但后来因政府过度勒索而愤怒,“聚众掠夺”,不久又“投案自首”,“再次叛乱”。
起义队伍的领导和骨干大多是前“盗贼”。这是这次起义的一个特点。当“贼”的时候,刘六、刘七、杨虎的人马都很少。刘六、刘七一行原本有八人,“后来变成了二十六人”。最多的时候,“不超过六十、七十人”。杨虎一行人也“不超过二十、三十人”。但当他们开始武装斗争后,“穷苦百姓皆响应,十日之内,已达数千人”。正德六年二月,明朝政府派马中锡督师时,“刘六、杨祜之军五千”。 6月,杨虎从山西返回河北,见到刘六、刘奇时,到场的已经有“数万人”。
广大人民群众热情支持和参加起义军。相反,他们对官军十分痛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朝官员也不得不承认:“盗贼所过之处,山东居民都愿意供给物资。粮草、兵器、战乱,皆因于民。那些背井离乡、参加叛乱的人,都是人民的功劳。”官兵所过之处,即闭门不进,赐赏招兵,却很少传信攻打郡县。”
结论
广大人民群众热情支持和参加起义军。相反,他们对官军十分痛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短短两三个月时间,起义军从几十人发展到数万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影响巨大。关键在于“贫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没有群众不能继续照常生活的客观形势,没有“贫民”的拥护和拥护,一小群“盗贼”不可能发展成为农民起义。这对明朝的统治造成了沉重打击。用明朝官方记录的话来说,这是“百年未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