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吕振羽对湖湘辛亥革命人物的评述(二)
摘 要：吕振羽虽长于治中国古代史，而在其史学研究中，也曾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先后对秋瑾、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等湖湘辛亥革命人物进行过评述，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开创性。但由于多种原因，其个别评述也还存在一些偏差与不足，值得我们在相关的研究中加以注意。
吕振羽（1900—1980 ）
二、吕振羽对湖湘辛亥革命人物的评述
评述古今人物，也是吕振羽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后治史的主要内容，因而在评述王夫之、魏源、王闿运、谭嗣同等近代湖湘人物的同时，吕振羽还对一些著名的湖湘辛亥革命人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评述。
（一）秋瑾
秋瑾(1875-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祖籍浙江绍兴，出生福建厦门，1893年随父迁居湖南，先后在长沙、常德、湘潭、湘乡等地学习与生活,1896年嫁与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今属株洲市)富绅子弟王廷钧。 1903年，秋瑾随夫到北京，次年夏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费留学日本东京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开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5年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被举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兼浙江主盟人。1906年初,为反对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 秋瑾愤而归国,在绍兴主持明道女学和大通师范学堂,联络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分头准备皖、浙两省起义，不幸事泄被捕，于次年7月英勇就义。孙中山有挽秋瑾联云：“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虽然秋瑾祖籍浙江绍兴，但因她在湖南学习与生活多年，后又嫁入湖南，留学日本期间积极参加湖南同乡会的会议，而被认为湖湘辛亥志士，其传记被列入《三湘英烈传》《娄底英烈》《湘乡史地常识》《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涟水人》等湖南人物传记书中。
对于秋瑾，吕振羽十分崇敬，在组诗《咏诗》中作《秋瑾》七绝一首曰：
三岛疾呼到国门，河山破碎痛行吟。民权国族同盟志，鉴湖侠骨报黄魂。
然而，吕振羽意犹未尽，又在组诗《咏史》中作《秋瑾》七律一首曰：
风雨神州半陆沉，列强鲸噬朝纲昏。东游岛国参盟社，西入国门力革新。骂贼稽山甘引颈，浩歌东海誓捐身。九原今日应无恨，华夏乾坤转好春。
在以上诗歌中，吕振羽简要勾勒了秋瑾痛感祖国内忧外患，毅然从日本归国从事革命活动、最后英勇就义的经历，高度评价秋瑾为践行同盟会三民主义理想而矢志不渝，最后英勇就义的中华民族精神。
（二）陈天华
对于陈天华，吕振羽早年曾听与其较接近的同盟会会员冷公剑说：“陈灭华谈革命的著作很多……是真干革命的。”因而对其顿生崇敬之情，认为其“思想和主张都是较激进的”。但对于冷公剑“甚至夸大地把他（陈灭华）推到孙中山以上”的观点，吕振羽却并不赞同，认为：“这是不合事实的。”
1963年，李松年在柳亚子磨剑室藏书中发现一本未署作者、出版单位及写作时间的小册子《国民必读》，认定它就是佚散的陈天华于1905年所著《国民必读》，并于当年12月18日在《光明日报》刊发《陈天华〈国民必读〉》一文，评述了陈天华及其《国民必读》。
李松年《陈天华〈国民必读〉》一文，触发了吕振羽对陈天华及其《国民必读》的强烈兴趣。于是根据李松年的文章，吕振羽撰写了《陈天华〈国民必读〉所提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若干论旨（1963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载李松年《陈天华〈国民必读〉》读后）》一文对陈天华及其《国民必读》进行了评述。
对于《国民必读》的反帝思想，吕振羽指出：“《国民必读》的反帝论旨，从多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在实质上，是揭发了帝国主义各国宰割下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呼起中国民族反帝革命的必要——中国民族和人民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虽然，由于其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这样明确地提出问题。”
对于《国民必读》的反清思想，吕振羽认为：“（《国民必读》）指出清朝政府即所谓‘皇帝官长’、‘官场’，成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工具……这里虽还夹杂着同盟会的满汉之界的狭隘观点，但他朴素地指出了清朝统治的半殖民地性，却是比较深刻的、急进的……这就是陈天华的反清反封建的朴素思想和要求。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提出‘反封建’的口号，而只能提‘推翻专制政体’‘驱除鞑虏’”。
吕振羽还评述了《国民必读》中陈天华所宣扬的“共和国的蓝图”，指出：“‘推翻专制’‘驱除鞑虏’的革命往何处去呢?陈天华应其革命同盟会的纲领，宣扬了一个旧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在《国民必读》的开端，就对‘国民’作了如次的解释:没有国之时，一定必先有人民，由人民聚集起，才成了一个国家。国以民为重，故称“国民”。“国民”的讲法，是言民为国的主人，非是言民为国的奴隶。陈天华自然不可能理解，也不会说明‘国民’的阶级性，他所谓‘为国的主人’的‘民’，实际上也只是资产阶级。但他以‘民为国的主人’‘国以民为重’与‘君主专制’的‘国’对立起来，并主张前者反对后者，在当时是有积极的革命意义的。他认为‘国家’不是自有人民就已存在，而是先有了‘人民’然后才产生‘国家’的观点，也可能来自古代诸子著作的一种传统说法，即与儒家‘三皇五帝’‘开天辟地’说相对立的说法，也是可贵的。……虽然，陈天华没有也不可能从阶级观点上来认识国家。”
对于陈天华在《国民必读》中提出的国民 “八项权利和三项义务”，吕振羽认为其包含“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旨趣”，并指出：“其中的‘政治参与权’就是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国民必读》说：由国民选举议员，把国民所想要的，向皇帝、总统面前要求。一切法律都要议院承认；议院没有承认的，即算不得法律。皇帝、总统不能脱离法律，下什么命令，作什么事情。他这里是包括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和民主共和国的—般议会而说的。陈天华等人的革命行动和革命同盟会的纲领是‘建立民国’。”
最后，吕振羽认为：“这本书虽然只是他们一种较通俗的宣传品，它和革命同盟会纲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只是同盟会纲领还有‘平均地权’，不悉陈天华对此有无阐述?解决土地问题，在性质上，是属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问题。‘平均地权’虽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却提出了这个问题。陈天华如对此未加阐述，便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上述《国民必读》所提出的要求和主张，和其时保守、复古等反动派的主张、要求正相敌对，也是和改良派正相反对的。但他在民主政体或君主政体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也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君主立宪派即保皇党间相互争论的一个严重问题，却没有完全划清界限——至少在文字上是这样——也是和陈天华自己在内的同盟会人物孙、黄等的行动相违反的。从前面所引的文字看来，在怎样实现其旧民主主义革命要求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即关于‘革命转变’或‘过渡’的问题上，他也没有完全和改良主义划清界限，存在着和平主义的倾向或杂质。”
综上可知，吕振羽在该文中，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既充分肯定了陈天华及其《国民必读》的反帝、反清、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和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精神及其重大意义，同时也阐述了陈天华在《国民必读》中对“平均地权”“未加阐述”而存在的“很大的缺陷”和“没有完全和改良主义划清界限”的“杂质”，并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其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
（三）黄兴
对于黄兴的革命事迹，吕振羽在长沙求学期间就听老师汪根甲经常说起。有一次，汪根甲还告诉吕振羽：“克强先生组织华兴会前，曾仗剑任侠，某夜遇匪盗掠河西一农家女，乃仗剑纵马驱走匪盗，将少女送还农家。”这更令吕振羽对黄兴神往不已。1962年12月，吕振羽回湖南时，又特到岳麓山瞻仰黄兴墓，并赋诗对黄兴作了以下评述：
少年仗侠击恶盗，兴华结盟信有因。手持三尺频倡义，海天筹运费艰辛。三镇首义纡筹策，神州鼎沸清社泯。名连中山应不朽，岂同渔父谬二民！惊人事业付流水，泥土圭冕不帝秦。依依猿鹤无端感，寂寂鱼龙叹孑身。覆清未能兴民国，墓表峋峋青石珉。
诗的前四联，回顾了黄兴早年行侠、创建华兴会和同盟会、不断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最后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革命历程，高度评价黄兴在艰苦而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1894-1911）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与孙中山一同彪炳青史。诗的后三联，借化用黄兴1912年10月25日39岁生日之际所赋《感怀》“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中之诗句，指出黄兴辛亥革命后功成身退的归隐思想是其“未能兴民国”的根本原因，说明黄兴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而使中国富强起来。
（四）蔡锷
蔡锷是从吕振羽家乡走出来的革命志士，也是吕振羽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蔡锷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促使吕振羽从小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2年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曾派人到武冈、邵阳招募学童，吕振羽闻迅后立即报了名，虽然未能遂愿，但他经久不忘。长沙求学时，他常听老师汪根甲说起蔡锷革命的往事；走上革命道路后，他又常津津有味地听蔡锷的部下朱德讲述蔡锷在云南“真正试行过民主”的故事，因而对蔡锷非常熟悉和崇敬。1962年12月在岳麓山瞻仰蔡锷墓后，他特赋诗对蔡锷作了以下评述：
荦荦三门缝工孺，头角初露试童子。仗义结盟除学阀，亡命东瀛两奇士。辛亥举滇同响应，表率西南规范宏。韬晦遁迹古北平，反袁未计死和生。刘氏夫人志虑远，策奇制敌月三更。平康有女识国士，智绐巨憝到滇城。洱海义旗联黔蜀，领袖反袁百万兵。袁死兵解盟约散，未能展志搏巨鲸。滇疆新政试民主，内务军令盈蜚声。壮志未酬身逝去，江山悠悠万古情。
诗的前两联，忆述了早年在家乡听闻的关于“神童”蔡锷的传说和蔡锷与唐璆因痛殴私吞学款的“学阀”而“亡命东瀛”的往事。以下六联则评述了蔡锷一生中于1912年“表率西南”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一举推翻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和1915年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领袖反袁百万兵”，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的两大功绩。最后两联高度评价了蔡锷推行民主政治和高超的治政治军才能，同时对蔡锷壮志未酬、英年早逝表示深深的悼惜。
（五）宋教仁
对于宋教仁，吕振羽虽然通过汪根甲早就有所了解，但未见对宋教仁进行过专门的评述，只是在相关的诗作中偶有提及，而且相较于陈天华、黄兴、蔡锷，对其评价也并不高。1962年在《岳麓山黄兴蔡锷墓》诗中，吕振羽以“名连中山应不朽，岂同渔父谬二民”的诗句将黄兴与宋教仁进行比较，赞扬黄兴与孙中山一样名垂不朽，批评宋教仁只是一个“二民”主义者，即丢掉了同盟会三民主义政纲中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1963年在《祖国颂》诗中，吕振羽又以“国会多数复何益，渔父只解覆清社”的诗句，批评了宋教仁的议会政治思想和实践。（待续）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因篇幅限制曾作删节。本刊为未删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