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帝国
德国,作为一个在铁与血中诞生的国家,深究其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作为曾经的神圣罗马帝国,亦或是后来的普鲁士,“战争”和“秩序”似乎永远是这个帝国绕不开的话题。
但也正是这个在欧洲曾经被视为“蛮族”的国家却建立了
世界最早的社会福利制度
,帝国的铁血政治与全民福利,看似相互矛盾,但也是确实存在的事实。想要充分理解这两者的关系,从单一方面来解读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国情,才可以充分解释这一原因。
近代化进程与德意志人权意识滞后
当谈论德国时,首先在脑海中浮现的便是象征着“高精尖”的德国制造,仿佛任何产品只要与德国挂钩,其质量就拥有了百分百的保障。而德国制造的广泛声誉正是以德国人坚毅、一丝不苟的国民性所导致的。从曾经历史上一个极其野蛮的日耳曼部落到如今
以高素质高品质著称
的德国,这背后的转变与德国人的国民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想要清楚德国以及其国家机制,充分了解其国民性便是最重要的前提。
铁血洗礼的普鲁士民族
1、国内纷争连连,近代化体制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熟悉地理的朋友都知道,欧洲最好的地区是地中海附近,而处于中欧的的德国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的,糟糕的外部环境与有限的资源使得日耳曼人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好狠斗勇的习惯,相较于地处富饶之地的罗马帝国,日耳曼人不得不通过强调组织的秩序与效率,从而使其得以生存下去,这导致后来的德国人在内心深处相信领导说什么都是对的,
服从高于一切
。
也正是因为这种思想,德国普通老百姓不会像英法一样享有政治主动权,他们更习惯于将一切委托给国家和贵族,自己老老实实服从安排就好。
中世纪的时候还不存在“德国”这样的一个说法,德意志土地上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小国,被一个徒有其名的神圣罗马帝国统治,松散的统治促就了其小政府的传统。然而,国家政治的不统一使得德意志这片土地上出现了许多外国政治势力的影子,最终,民族内部矛盾演变成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角逐,德意志这片土地变成了欧洲的大战场。
连年征战让德国无法进行近代国家的改变,曾经的效忠与保护政策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行了一定的加强。宗教运动时期,英法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而德国却依然是封建势力之间的争斗,近代化政治体制的进程被欧洲其他国家远远甩在后面。
2、普鲁士崛起德意志统一,国民起初无人权可言
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的政治力量日益上升,经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最终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普鲁士强大的军事实力得益于其对“人性的压迫”。很难想象,世界各地都在争取自由,甚至黑奴在美国都获得了人权的时候,在普鲁士境内,
斩首与车裂依然广泛存在
,下层人民依然过着畏首畏尾的生活,普鲁士的士兵动辄就要受到军官的惩罚,因此相较于敌人他们更害怕自己的长官,军官们甚至可以将士兵作为商品出售。
19世纪60年将军与平民
可以说在普鲁士,人权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导致这一结果是因为德国的容克贵族与知识分子相断层,主导政治的容克贵族是不读书的,他们生来就在学习如何打仗,国家意志如此,普通民众在高压环境下只得
无条件信任政府
。
最形象的例子就是凡是可以叫得上名字的德国思想家,文学家,他们大都是南德人或犹太人,几乎没有纯正的普鲁士人,知识分子在普鲁士境内被处处打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贝多芬将拿破仑看作是解放者而不是侵略者。
然而,绝对的武力在进行军事活动时却有着显著的优点,这也就使得普鲁士最终统一了德意志,进而将他们的理念推广到全国上下。荷尔德林曾说:“德国有工匠,有神甫,有思想家,有主人和仆人,有年轻人和老人,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我们首先要成为一个人,然后再成为一个德国人。但现实却是反过来的。”
德国的民众习惯于将自身托付给国家,认为国家政府理应为其负责,而这也正是
德国知识分子经常发出“鲁迅式”批评的原因所在
。
德国社会福利形成:工业化进程推动
在英国即将完成第一次工业化的时候,此时的德国(普鲁士)还是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国,此时的普鲁士宰相俾斯麦意识到,只有工业化才能让国家腾飞,否则民族复兴无从谈起,于是德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工业化改革。
德国工业革命成果
1、工业化的影响
由于德国民众“服从”的国民性,俾斯麦的工业化之路几乎毫无阻力,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人口的爆炸式增长,1816年至 1850年期间人口大约增长了50%。
工业化也同时使得国家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大量的工业产区出现,让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占比小于工业人口。至1846年,德国境内的工人占比高达国家人口的4.44%。
工人阶级俨然成为了德国一股新兴的力量
。
同时,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也影响到了德国的工人阶级,德国逐渐的形成了以工人和手工业者为主的政治同盟。在统一后,工人阶级的力量则更加壮大,至1877年社会民主党(德国工人党)在议会内获得了12个席位。
这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被俾斯麦视为国家政治的“定时炸弹”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的必要性,于是他一方面出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用以压制社会党,另一方面出台《工人医疗保险法》用于安抚国内的工人阶级,至1911年德国颁布了一系列保险法,确实的保障了工人阶级。
纵使在过程中也出现过许多的反对声音,但是上文所提到的德国人的国民性——即,将自身看作是国家的一部分。这一心态也致使德国人天然的服从于国家所做出的一切决定。各种保障法案得以顺利执行,
极大的缓和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
,国内形势在种种条件下趋于稳定。
俾斯麦
2、“大社会”的救助传统
在工业化蓬勃发展的大条件下,德国较为坚实的大社会自救自助传统开始发挥了作用,这一传统主要由曾经的基督教与行会所构成。欧洲早期的基督教与其他社会团体一样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教堂的最初设立是为了殡葬的需要,中世纪以前的教堂大都毗邻墓地,教徒们在教堂举行葬礼从而达到精神上的互相慰藉,在罗马帝国时期,信仰基督教的奴隶们在一起共同用膳,相互救济,这一被称为“爱筵”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
教会对社会进行的福利活动
。
法兰克时期,随着教会力量日益提升,其社会救济职能也不断加强。如十字军东征时期教会所组建的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准军事组织在除过军事行动外,必要的社会救济也是其任务之一。
随着欧洲教会敕令的颁布,带有宗教色彩的医院在大量外界的捐资下建成,这类医院以慈善作为其建立的根本服务当时的欧洲人,直至今天德国的天主教及新教依然传承了这一传统,关心健康、乐善好施、虔诚笃信是教会以及社会捐建开办的医院都必须遵守的三个基本原则。
除过教会,行会这一商业团体也具有救助职能,中世纪的商人们以“誓约”这种形式组成了同业公会,工会以保证商队在通商过程中的安全为其职能在欧洲逐步发展起来。最有名的商业工会便是12世纪的“汉萨”,加入“汉萨”的商人不仅在贸易与关税方面互助互利,同时也相互提供在遭遇危机时必要的帮助。
西欧历史上,英国以纺织业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其包销分工制的经营方式逐渐冲破了传统行会所带来的束缚。但与此同时在德意志这片土地上,采矿业大行其道,由于其无法采用包销分工的经营模式因而行会所受到的冲击较小,在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这些拥有厚实行会传统的国家甚至还产生了矿工联合会这一社会组织,在反社会民主党法案废止之前,这些行会既是德国工人们宣称诉求的重要窗口也是其社会保障的代言人,在工业化发展的前提下,这些行会成为了俾斯麦建立福利制度的根本基石。
德国汉堡市宗教医院
总结
如今的德国,完善社会福利成为了各个政党竞选的重要口号,执政党通过不断社会福利制度维持其政治的稳定。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德国的高福利制度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随着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本国公民的命运,其不均衡社会福利也会引起民众的诸多不满,未来的德国能否继续维持其高福利的传统,这依然是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德国人》
2、《全球化、统一与德国福利国家》
3、《浅析德国成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