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赵佗率领的秦军，以及后来南迁龙川的移民是最早的客家先民！
前面我们对古龙川的历史已经了解了不少，现在我们进入苏辙那时的宋朝。
我们知道，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农历八月，“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的胞弟苏辙，在其儿子苏远的陪同下来到龙川，之后在此生活了17个月。
苏辙
宋时循州辖龙川、兴宁、长乐，治所在今佗城。
据考，北宋时的循州，生活条件很差。苏轼曾给循州守周彦质（字文之，衢州江山人，绍圣年间任循州知州）写过一封信，谈及岭南民情：“民居其间，衣食之奉，终岁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乐者。”
苏辙并不是和当地人完全不能沟通
有土白引苏辙的话说，当时苏辙在龙川“语言不通”，因此推论当时的龙川话不是“客家话”，显然是不懂历史所致。
循州地图
首先，我们要知道，秦军虽兵源复杂，但内部沟通必用秦朝雅言（当时的普通话），否则令难行禁难止，无法打仗。也就是说，当时迁驻至龙川的秦军官兵用的应是雅言（属最早期客语，后又受诸多影响，演化为水源音）。而唐宋雅言和秦朝雅言相比，因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了。
苏辙雕像
所以，苏辙一时听不懂龙川当地人的方言也并不奇怪。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苏辙和当地人并不是完全无法沟通。苏辙曾去邻居黄家串门求助，“得一茎，劲挺可喜”，制成竹杖，每天拄着不离身。苏辙还跟当地人借书，一起饮酒聊天：“尉佗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
苏辙还用五十千钱买了一座曾氏小宅，大小10间房。
而且，那时，龙川城中的住户在粤东地区并不算少。佗城中所居之人肯定有不少是秦军后裔及汉族人。
因此，我们可以大体明白，苏辙待了一段时间后，结识了一群能“语言相通”的人，一扫之前“此郡人物衰少，无可晤语者”，终日闭门，索然度日的颓废。
龙川苏堤
另外，他还在嶅湖东率众筑堤抗旱。后人为纪念他，将他所筑的堤命名为“苏堤”。如果完全“语言不通”，实在很难想象他能率众筑堤抗旱。
同样是在宋朝，宋景定年间宰相吴潜被贬龙川时，曾居于龙川东山寺，并创设三沙书院，与当地及周边士人讲学授道。如果吴潜听不懂当地人讲话，又如何讲学授道？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另一种可能：苏辙和吴潜能和当地人及周边士人沟通，接触的必然是讲客家话的人，而“语言不通”者也可能就是讲俚僚白话的人。
苏辙作诗应该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寂寞，才说“语言不通”的。
“风声气习颇类中州”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根据宋朝人对两种方言的评论来定的。
南宋庆元间（1195—1200），泉州永春人陈一新任汀州教授，写过一篇《跋赡学田记》，提到“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
《舆地纪胜》记述粤东和梅州“民俗风气”亦称，大略与“汀、赣同”。这说明当时赣闽粤结合区的通行语言是“颇类中州”的汉语，而非古越族语言，也不是苗瑶语族的语言。
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专家认为，至迟在南宋中后期，赣闽粤结合区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独特区域文化风貌和独特族群人文性格的社会文化单元，区域内部的赣南、闽西和粤东北三片在风土习俗、言语嗜欲方面趋同。
龙川客家人南宋日炽明清鼎盛
我们不妨继续通过史籍记载穿越回宋朝，尽可能了解龙川县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北宋的龙川到底有多少人口，居住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客家人、著名民族学家徐松石先生在论及岭南的客家人曾推断：“今日的客家人乃是中原汉族和越族的混合体，就中大约以中原汉族的成分较为丰富。”他又说：“愚按今日岭南客家密集地方，元朝以前都是僮僚居地。宋《太平寰宇记》，载‘龙川县织竹为布，人多蛮僚，妇人为市，男子坐家’，以此为例，可资证实。”
如果徐松石先生所论为真，这说明元代之前俚僚分布仍广。但俚僚分布广只是多在乡野之间，汉族人在龙川仍占一定比例。
而且，这也说明作为汉族民系的客家，是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南迁移民集团。
据谭其骧在《粤东初民考》中称，“汉人之移殖粤东，唐宋以来始盛”，又据司徒尚纪、许桂灵《文化视野下赵佗在东江龙川经略》考证，龙川在宋时已属望县，有1万户以上，为广东9个望县之一，比属中县（3000户以上）的东莞、归善、博罗高出3个等级。
学者徐俊鸣在《岭南历史地理论集》一书中认为，龙川等岭南人口增加，主要原因是，大量人口从北方迁徙而来。
从客家迁徙历史来看，北宋时期，中华大地特别是中原及其边地常遭战火的威胁，即使在难得的和平之际，人民也饱受北宋政府及其所赖以支持的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以致于不少农民田园被占，家业破产。可是，在闽粤赣边区却相对安宁，到处多是地广人稀的景象，因此吸引了汉族人迁入。
宋末元初，粤东却因文天祥率客家人抗元，战乱频仍，人口锐减，以致到了元朝，仍难恢复元气。这一点，笔者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分析过，有心者可查阅了解。
——据《文天祥年谱》，文天祥当时在江西经历了空坑之败，勤王的兵马损失大半，后躲进广东循州（今河源龙川县）的南岭深山中；据《龙川县志》：景炎三年（1278年）春，文天祥聚集循州散兵屯于南岭，光复循州。
再据《龙川县志》“卷三人口”记载：
明初和明末清初，兵燹残虐，居民散亡甚多。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仅有850户，丁口 1692人。明永乐十年至万历二十年（1412年——1592年），全县人口由5949人增至10825人，净增4876人，平均每年净增 27人，年均递增速度0. 3%。
明末清初，崇祯十五年至乾隆元年（1642年——1736年），全县（丁口）由7402人增至11806人，净增4386人，平均每年净增55人，年均递增速度0.5%。
清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二年（1757年——1817年），全县人口由19208人增至41720人, 净增22512人，平均每年净增375人，年均递增速度1.3%。
至此，明清之龙川遂成为客家人的地盘。仍据《龙川县志》记载：龙川人口绝大多数属汉族，操客家方言。其祖先从中原南迁而来，最早见于秦汉时期。
学者冯秀珍认为，客家是由中原汉军戍边、汉官谪宦、汉民迁徙南方而成的汉族族群。客家先民、客家族群、客家人皆可简称为客家。
据报道，2010年，河源成功举办第23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彰显河源客家在全球客家中的崭新形象。学术界经多年研究，普遍认同当年赵佗率领的秦军以及后来南迁龙川的移民是最早的客家先民，确立了河源是“客家古邑”的文化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