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经学与史学著作的《春秋》，在中国古代政治中长期具有特殊意义。1620年的“红丸案”是晚明政治史的重大事件，本文从经学史的视角切入，提供了探讨明末政治思想史的独特视角。明光宗朱常洛服用“红丸”暴崩后，孙慎行、魏大中等东林党人援引《春秋》中许世子弑君、赵盾不讨贼的事例，指控首辅方从哲的“弑君”罪，将其上升至伦理纲常高度；反对者如黄克缵等则以《春秋》“讳君弑”之例反驳，强调光宗“令德考终”，非药所害，其观点在阉党所编史书《三朝要典》中获得认可。本文详细梳理了晚明朝野各方在“红丸案”事后对《春秋》三传文本的不同解读，揭示了经义之争背后所反映的政治分歧与党派斗争。这场经学论争不仅是围绕“红丸案”的争论，更是明末政治文化的重要体现，反映了《春秋》如何被政治化、工具化，以及明代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摘要：明季政事日坏，光宗继位后颇有革新气象，但服用“红丸”后暴崩。此事对士大夫群体的刺激很大，言官、礼臣纷纷上疏，请求从严查处，光宗时之首辅方从哲亦多受牵连，甚至被认为是主使进药之罪魁。尤其是孙慎行、魏大中等，援引《春秋》经义，追究方从哲弑君之罪。反对者则认为光宗“令德考终”，并非崔、李之药所害，其间亦有引经义为佐证者。由于熹宗不问政事，朝局为党争所裹挟，围绕“红丸案”的争论亦被牵涉其中。尤其是东林与阉党之争，无疑助推了针对此案的争论之风。至于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经义纠葛，既是有关“红丸案”争论的内容，也是引发讨论热潮的原因之一。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病死，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光宗继位仅月余，太监崔文升进泻药，鸿胪寺丞李可灼继进“红丸”，自称仙丹，光宗服后暴毙，史称“红丸案”。此事引发轩然大波，朝臣间互相攻讦，其后更有阉党推波助澜，成为贯穿天启一朝的重大事件。在此过程中，《春秋》及三传所载许世子、赵盾弑君二事常被提及，复仇讨贼大义被付诸现实政治生活，两汉时流行的《春秋》决狱亦复见于明季。关于“红丸案”之经过，以及牵涉其中诸人之命运，前人论述备矣。唯于其间经学所发挥之作用，乃至由此引发的经义之争，尚未见专门讨论。此事既系经学史问题之一，亦关涉政治史匪浅，确可谓政治文化史上之重要题目，故本文试作梳理讨论。

一、言官、礼臣借《春秋》大义追论“红丸案”

光宗死后，熹宗朱由校继位。即位伊始，即有言官追论光宗暴亡事，声讨崔文升、李可灼进药之罪。为增加声讨的力度，《春秋》经义被借用来作为依据，将“红丸案”上升到伦理纲常的高度，真正激发了讨论热情。首倡此论者，应当是时任四川道御史的冯三元。冯氏于泰昌元年（1620）九月十日奏言：“贼臣扬扬，犹驾言于先帝不可救之疾，而逃其诞妄之诛也。夫疾诚不可救矣，药之何为？许世子不尝药，犹曰弑君，况此亲下手之人乎。”冯氏主要针对李可灼而发难，这应是史籍中所见“红丸案”后首次依许世子之例提出弑君罪名。不过，据杨涟自述，在崔文升之药后，杨氏与同僚商议时即已倡言：“今上几百年未有尧舜，一旦明明为奸医误坏，许世子不尝药，尚谓弑君，今明知而不言，相公尚谓我错。”只是其时光宗尚未去世，杨氏所言系私下讨论，未形于章奏，影响或不至太广。

工科署科事右给事中惠世扬则将声讨的目标对准了时任首辅的大学士方从哲。惠氏于泰昌元年（1620）九月十一日上疏言：“崔文升轻用下泄剥伐之药，伤损先帝，科臣先言之，台臣追论之，心痛而声急，自是臣子迫切至情，从哲又何心而代拟出脱耶？以君父之性命作私交情分，律之赵盾不讨贼、许世子不尝药，又何辞于弑君之罪乎？”此疏影响颇大，方从哲请求辞官，因内阁乏人，未获皇帝允准。九月十六日，又有山东道御史郑宗周奏曰：“先皇帝偶以忧劳致虚，原非沉痼之疾。崔文升辄用攻伐下泄之药，致先帝不逾月而崩逝，此其罪人人知之，亦人人得而诛之者。臣具疏乞勅法司严鞫，乃辅臣方从哲票旨则云进药日期及药方有无错误，着司礼监查明奏处。嗟乎！不下法司而下司礼监何心？乃忍为许世子、赵盾所不忍为耶？先帝何人？贼及先帝何罪？仅仅以闲住结局。恳乞圣明，即将文升勅下法司，明正典刑。”

言官职司纠察，对皇帝意外崩亡这种重要事件发声，自然是分内之事。不过，诸章奏并未引起熹宗的重视，崔文升、李可灼皆毫发未损，方从哲更是屡被皇帝慰留。有鉴于此，礼臣亦勇于参与此案的讨论，其中引起反响最大者为时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孙慎行，其于天启二年（1622）四月上疏，其中有云：

值皇祖、皇考相继宾天，勉随诸臣匍匐哭临，哀号无地。传说纷纷，谓皇考速逝，虽云夙疾，实缘医人进药不审，一时形迹可骇可疑。睹邸报有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两丸，乃原任大学士方从哲所进。凡进御药，须太医院官呈方，并传示天下，药咀片须一一检验明白，恐致失误。可灼非用药官也，丸不知何药物，皇考病症相宜与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进。《春秋》许世子进药于父，父卒，世子自伤与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书“许世子弑君”。然则从哲宜如何处焉？速剑自裁，以谢皇上，义之上也；合门席藁，以待司寇，义之次也。

按，《谷梁传》记述许世子弑君事云：“止曰：我与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与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孙慎行据此责难方从哲妄进药丸，铸成大错后，尚不如许世子痛加忏悔，其弑君之罪实在是没有任何说辞。值得注意的是，与冯三元、杨涟、惠世扬不同，孙慎行并不赞同“许世子不尝药”之说。孙氏曾作《许世子辨》，其中有云：“不弑而自责为弑，止非伪为言也。诚痛父之深而不得其故，且随药随卒，不敢谓买之死果非由药也。夫死之由药与不由药，此真影响难明之际，天亲至爱，死生大故，以影响难明之际而遂慠然辞之，此在常人流俗，决有所不忍，而谓止之孝而为之乎？”按照他的看法，许悼公买是否因药而死，已难考明，但许世子原本孝心，不敢辞弑君之罪。果如此说，以之比附方从哲，似亦十分恰当。其时孙慎行为士林楷模，此疏引起极大反响。高攀龙闻之，甚为赞赏，“孙宗伯疏论红丸，先生曰：此一部《春秋》也”。几天后，都御史邹元标又上疏云：“近读礼部尚书孙慎行一疏，令人神骨为悚，即未必有是心，当时依违其间，既不申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其无心，无能以解人之疑也。”

其时方从哲虽已辞官闲居，但以孙慎行为首的讨伐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对此，熹宗亦难以搁置不理，于是在天启二年（1622）六月下旨，令群臣会议，掀起了重新审视“红丸案”的高潮。据载，“是时以次出疏，则有薛文周、张慎言、江日彩、安伸、温皋谟、周希令、汪庆伯、方有度、傅櫆、徐景濂、沈应时、魏大中、沈惟炳、彭汝捕、韩爌；计与议，则有尚书汪应蛟、王永光，侍郎陈大道、李宗延……等，或专纠，或合论”，百余人汹汹议论，几至盈廷。其中多有继续阐发孙氏之说者，如兵部侍郎张经世、陈邦瞻二人在与议过程中说：

职闻太史公云：“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人臣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弑逆之诛，被之空言而不敢辞。”由今观之，则旧辅方从哲进药之事是已。先皇帝即位之初，以勤劳感疾。自崔文升故进下药，其势已革，不必以红药而致大故也。红丸之进，从哲与可灼方侥幸万一之回春，岂其包藏祸心，敢为弑道？而其罪实有不可解者。夫药物进御，必院官呈方，传示咀片，一一检明。此其中盖有深意，若令外廷之臣得进不可知之药，安知莽、冀鸩毒之谋不得阴行其间？故进红丸而效，尚为从哲凛凛寒心，而矧先帝升遐适与药会乎？比之《春秋》许世子之义，从哲其何辞焉？世子虽杀身以自明，尚无逃只字之斧钺；而从哲方恕人之罪以掩己之咎，益为诛心者所不赦矣。总由不知《春秋》之义故至此。故曰“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不敢辞”。亦可哀也已。今世道清明，公议昭著，礼臣、宪臣二疏，俱是万古铁案，亦不待青史董狐之笔，而奸党已奄奄若泉下人矣。至于引经断狱，明正典刑，自有朝廷之大法在，非职等所敢与也。

张、陈二人承认，崔文升之进药后，光宗“其势已革”，红丸并非致死之根源，但方从哲置药物进御之原则于不顾，其心可诛，以许世子事为例，定为弑君，乃是铁案不可动摇。此说与孙慎行大同。

其时工科给事中魏大中又上疏大倡《春秋》复仇讨贼之义，认为“梃击”“红丸”二案，方从哲作为时任首辅，是理所当然的罪魁祸首。其言曰：

礼臣孙慎行痛先帝崩殂，讨旧辅方从哲以《春秋》之法。皇上命诸臣据实会奏，何以迄今未奏也？……然则张差、崔文升诸人，所谓先帝之贼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在不讨贼之臣，何也？《春秋》书赵盾为弑，惟以其不讨贼也。不讨贼何以即名为弑？以盾为正卿也。《传》曰：深责执政之臣。然则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时执政者谁？讨贼者谁？甚晰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独不讨而已。酬可灼以赏，奖可灼以爱，宽可灼以罚俸，优可灼以养病，而崔文升者代为委之于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数十年忠肝义胆所羽翼之元良，数十日深山穷徼所讴吟之尧舜，一旦戕于二贼之手，从哲不能讨，反从而护之，从哲真无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诛贼即急诛夫党贼之人，谓人人起而诛贼而莫之与，则人莫敢劝于为贼，而为贼者孤，篡弑之祸亡也。今一夫奋梃，曹起而讙之，是何举朝皆党贼者，而执政者不以问也？《春秋》之法诛意，谓恶莫憯于意也。然则阑入慈庆，非张差之意，固郑国泰之意也；投剂益疾，非崔文升之意，固郑养性之意也。而执政者何又不以问也？《春秋》之法，诛贼又必诛夫贼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党贼者何所恃？恃从哲也。不必红铅之进，出从哲之意，而从哲久已为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也？

虽然同样是声讨方从哲，但与孙慎行不同的是，魏大中并未再继续援引许世子事为据，而是以赵盾为例，说明不讨贼就是弑君。赵盾作为晋国的执政，在晋灵公被杀后，“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因而被冠以弑君之罪。与之相较，方从哲所为更有过之。按，复仇讨贼之说，《公羊传》备言之，尤其是隐公十一年传云，“《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以此为据，方从哲即使并非亲手进药之人，亦难逃无君无父之罪。此疏通篇以《春秋》为本，以“讨贼”“复仇”大义继续抨击方从哲，与孙慎行疏一唱一和，可谓“红丸案”后最具影响力之声音。其间又有多人效仿孙、魏，比附经义，竞相倡言，如薛文周、倪应春等，然其间新意已无，徒壮声色耳，今不复赘论。

需要指出的是，孙慎行等以许世子事相比附，或亦前有所鉴。考《皇明大政纪》载：

掌大理寺事工部尚书杨守随泣执误用御药近侍张瑜等，不宜轻贷，诸阉衔之。上命太监李荣审录，时瑜及太医院官俱以误用御药系狱。荣承内意，谓可矜疑。守随泣曰：“先帝梓宫在殡，臣子哀愤方殷，君父之事，误与故同，例以《春秋》许世子之律，岂宜轻宥。”荣亦默然泣下，众皆畏服。

明孝宗英年早逝，原因之一在于太监张瑜及御医等用药错误，因此武宗即位后，杨守随等执意要从重追究，其重要依据就是许世子之例。这一事件，应该对孙慎行等有所启发。

二、黄克缵等以经义反驳言官、礼臣

孙慎行等以经义追论“红丸案”，上升到弑君的高度，声势极盛。其时受攻击者，如崔文升、李可灼之流，自然没有辩解的机会，而方从哲也只能以请求辞官避其锋芒。真正能予以反驳的，也多是以光宗病势本已无可挽回解释，少有能就其中所牵涉之经义予以回应者。直至天启二年（1622）六月二十六日，兵部尚书黄克缵奏曰：

臣惟古今立国，惟此三纲五常。……臣近见礼部尚书孙慎行疏，论先帝将晏驾时李可灼进药事，引《春秋》许世子止弑君，欲以为旧辅方从哲罪。……夫文周主礼臣之说，引许世子不尝药，以弑君罪从哲。臣窃谓其欲附于忠而反陷于不忠者，以五常中无礼与信也。凡《春秋》书法，外国之君见弑，则直书曰某弑其君，如宋督弑其君与夷，齐无知弑其君诸儿是也；内君见弑，则讳其事而但书薨，不书地、书葬，如鲁隐公见弑于子翚，而书曰“冬十一月壬辰，公薨”，鲁闵公见弑于庆父，而书曰“秋八月辛丑，公薨”是也。夫君弑不书，正以臣子所不忍言，胡安国所谓示臣子于君父有隐避其恶之礼；不书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没其实之忠；不书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讨贼复仇之义。夫鲁君果弑于其臣，孔子犹且讳之。况非被弑而可强名以弑乎！即许世子止之事，乃外国事也，孔子书以弑君，左丘明为素臣，其书于传曰“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世子止之药，卒”。夫疟非速死之疾，药出于世子之手，而卒在饮药之日，据事直书，止将何以自解？然《公羊传》又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犹以用药偶误，得从末减。今李可灼进药罔效，不无侥幸尝试之罪，而先帝疾革呼问，自有急迫求生之心，而必欲以人臣之不尝药概坐为弑，则在官在宫，人人可论矣。夫先帝以天年终，今已葬矣，一月御天，千秋称圣，臣子不能歌诵盛德，传之无穷则亦已矣，而强诬以见弑之名，使之抱恨九原，可谓有礼乎？加以讳言之事，且请速修实录，贻笑万世，可谓信史乎？……于事为失实，非信矣。于君父君母为诬诋，大无礼矣。无礼无信，三纲沦、五常绝矣。今夫市井小民，稍知礼义者，其父母病，偶为庸医投反病之药而没，尚隠忍不欲告官，恐被父母以见杀恶名，为子道亏。臣惧薛文周方自蹈不忠，无以见先帝于地下，不暇为臣忧矣。臣于李可灼，明言其轻易进药，无所逃罪，何尝有所私庇？而文周恃势妄言，罔思臣子之于君父当保全其令名，信口污蔑，诚不知忠孝二字何物。

此疏长篇大论，引经义以驳斥薛文周，当然也是在驳斥孙慎行，其中所谓“无礼无信”“不知忠孝”云云，正是从纲常着手，对弑君之说予以回应。疏中所言，于经义确有所据。隐公十一年《春秋》经云：“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杜预注云：“实弑，书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讳也。”《正义》进一步解释说：“他君见弑则书弑，鲁君见弑则书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鲁史策书所讳也，不忍言君之见弑，又不忍言其僵尸之处，讳而不书，故夫子因之。传不言书曰，知是旧史讳之也。董狐书赵盾弑君，仲尼谓之良史。不书君弑，则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为人臣者或心实爱君，为讳愆过；或志在疾恶，故章贼名。虽事迹不同，而俱是为国。圣贤两通其事，欲见仁非一涂。僖元年传曰：讳国恶，礼也。”这正是黄氏的理论依据所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公羊传》于此条经文下，也提到“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紧接其后就是前文所引的复仇讨贼之说。黄克缵截取讳言弑君之说，却故意淡化复仇讨贼之说，似难免断章取义之嫌。

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指使党羽纂修《三朝要典》，为三案翻案。在该书中，对黄克缵此疏倍加赞赏，以“史臣曰”的形式加按语云：“克缵兹疏引经析义，何直而核也！虽圣人弗能易已。公卿大夫须用有经术，于是乃信。秉礼者至以《春秋》之所讳，横加于考终之令主，谓经术何哉？克缵欲令诸臣中有经谊学术者具议以听圣裁，斯言足令妄引经者媿死矣。”反驳孙慎行等人者甚众，阉党却唯独对黄克缵不吝赞美之词，关键即在于他对经义的运用非他人所及。

因为对“红丸案”的认识不同，黄克缵备受薛文周、沈惟炳等人的攻击。不过，黄氏事实上并非阉党成员。正如《明史》所言：“克缵历官中外，清强有执。持议与争‘三案’者异，攻击纷起。自是群小排东林，创《要典》，率推克缵为首功”，“崔景荣、黄克缵皆不为东林所与，然特不附东林耳。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在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中，黄氏本属中立，只因与东林观点有歧异，而为阉党所借重。黄氏之所以对“红丸案”如此大费笔墨，还是因为认识的不同，与政治立场无关。在这一番长篇大论之前，黄氏曾奏言红丸案之始末云：“先帝即位，正当哀痛焦劳之时，因感寒即患虚弱之证，曾召阁部科道官入宫，语以病状。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渐，臣等至宫门外，有鸿胪丞李可灼自言欲进红丸，臣同今吏部尚书张问达与阁部诸臣，皆言此药性热，恐圣体虚弱，受不得补。可灼袖出《万病回春书》一卷，载有此方，诸臣亦未敢以为可进也。及入宫问安叩头毕，先帝言及辅太子、择寿宫等事，因问有鸿胪寺官欲进药丸，着唤他进来。可灼入，因诊脉奏药，即传取人乳药臼，和药以进。先帝举玉杯饮药曰：朕欲少休。诸臣出候于宫门外。至申，复召入曰：朕饮此药，倦欲思睡，及觉，体有微汗，似已小安。次早即闻上升矣。此进药始末。皇上所谓诸臣多所亲见，着据实会奏，以释群疑者也。礼臣所言君臣大义，忠爱至情，欲使天下后世为人臣子者，于君父有疾，凡一饮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阁臣实未尝使可灼进药。即可灼自进，其意亦欲为先帝少延无疆之寿，不自意其夕进药而朝上仙也。轻易之罪，将安避之？”此疏叙述“红丸案”事实较为详明，但被给事中薛文周痛加驳斥，主张九卿科道一起会议“克缵是否忘先帝之恩，是否蔑皇上之法，是否与从哲、可灼关窍相通”，要“亟正刑章，庶奸逆本末与举朝之公议，犹不至以克缵一片纸含糊不明，此皇上之孝思不容已，而天下臣民知有纲常、知有法度，实在此举也”。文周所谓“孝思”“纲常”云云，恰恰刺激了黄克缵再次上疏详论“红丸案”，并对何谓孝、何谓纲常提出了迥异的解释。黄氏前后两疏分别就事实与经义加以反驳，所谓事实，当时熟知者甚众，不待黄氏之疏始明；至于经义，则黄氏首倡新说，也是为其招致非议的关键所在。

此外，给事中王志道在天启三年（1623）二月上奏说：“然则李可灼可无罪乎？曰：奈何勿罪也！凡良医必知时日，大渐在即，方进补剂，士庶犹有庸医之律，况至尊乎！但非杀人之药，与进毒者异矣。不尝药者，谓药中有毒不可尝也，若寻尝之剂，何惮不尝？国人何至生疑？许止何至自杀？而圣人何加以弑逆乎？非人情也。”此说似主调和，亦牵涉经义。王氏认为，李可灼之罪仅限于庸医无能，绝非许世子故意以毒弑君之比。这就涉及对许世子事的不同认知，说详下文。

真正代表阉党大肆倡言的是刘志选、周昌晋二人。刘氏于天启三年（1623）、五年（1625）分别上了两封言辞激烈的奏疏：“夫慎行以国朝簪履之遗，荷皇上特达之遇，宗伯重任，属望良深。慎行莫展一筹，无端发难，自倡为不尝药之论，而妄疑先帝不得善其终，更附为不讨贼之说，而轻诋皇上不获正其始。自非会议诸臣，各秉公心，无偏无党，迨我皇上独持乾断，不贰不疑，将令德考终之主，被烛影斧声之诬，而泰昌一朝实录几为千古谤史矣。若慎行者，真所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人臣事君如天，所藉以联堂陛而效忠荩者，惟章奏一途，即言未必得当，而事务期核实，故圣门垂勿欺之训，而《春秋》谨无将之诛。况职总礼曹，事关君父，无端以古今未有之变横加于令德考终之主，如原任礼部尚书、今为民孙慎行者哉”。疏中一再强调光宗为“令德考终”，抨击孙慎行所谓不讨贼之说为附会无稽，孙氏本人恰恰是欺君之乱臣贼子，依据《公羊传》“君亲无将”之说，孙氏所为恰属逆乱。刘志选确属巧言善辩，但对经义的运用则太过牵强。至于周昌晋于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所言，“天下事如平衡然，低昂一差，便隔千里。诸臣以偏胜之心，就一成之局，如议进药，则处进药者之不详慎已耳，而蒙之以弑逆，加之以主使，引经断狱，以古案附会今事，而先帝正终之道亦不光矣”，虽了无新意，但对孙慎行等以《春秋》大义比附“红丸案”明确表示了反对。

三、党争与经义的双重纠缠

“红丸案”虽系宫闱之事，但当时亲见者甚众，事实经过本甚为清晰。之所以能引起长达数年的争论纠葛，党争无疑是最主要的助推因素，对所涉经义的不同认识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所在。

对于“红丸案”所牵涉的党争纠纷，前人已有注意。在争论过程中，双方经常互相抨击对方植党，如薛文周批评黄克缵说“向以贿纵盗库之狱，与旧辅方从哲首尾作奸，比周为党。以故今日倚恃奥援，颠倒公论，欺君害国，无所顾忌。克缵向日既与从哲朋奸，今日不得不为从哲护法”。而刘志选在前引两疏中亦大肆攻击叶向高、孙慎行植党营私。类似之说颇多，不再一一列举。虽然“红丸案”的直接责任人是李可灼，但方从哲无疑是关注的焦点所在。方从哲系所谓“浙党”，攻击方氏的惠世扬、魏大中、孙慎行等皆被视为东林党骨干，这场纷争从一开始就难免带有党争的色彩。而随着天启间阉党的崛起，围绕“红丸案”，东林与阉党间更是兴起了互相攻击的高潮，案件本身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

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名士杨涟奏上著名的《劾魏忠贤疏》，列举魏忠贤之二十四罪，其中第三条即是：“先帝强年登极，一月宾天，进御、进药之间，普天实有隐恨。执《春秋》讨贼之义者，礼臣孙慎行也；明万古纲常之重者，宪臣邹元标也。忠贤一则逼之告病去，一则嗾言官论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顾于护党气、殴圣母者之人，曲意绸缪，终加蟒玉，以赠其行。是何亲于乱贼？何仇于忠义？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孙、邹二人，积极主张从重惩处“红丸案”中的责任人，但遭到反击后皆离职而去。在杨涟看来，这正是魏忠贤党羽的恶意攻击所致。反映在《三朝要典》中，这种敌我双方的对立就更为明显了。凡是与东林意见不合者，阉党皆引为同道，前揭黄克缵之例即足以说明问题。魏忠贤并以熹宗名义发布编纂《三朝要典》的谕旨，其中说道：“我皇考光宗贞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称圣，因哀得疾，纯孝弥彰。而奸人孙慎行、张问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红丸以快私怨。”将众人意见一律归结为“私怨”，自然是党派观念使然。诸如此类，皆系“红丸案”与党争相关联之证，兹不赘论。今欲详言者，在于其中有关经义的争论。

《春秋》决狱大盛于西汉，孙慎行等以“红丸案”比附许世子事，亦属《春秋》决狱之例。但是，《春秋》学的这种运用方式，在法制已然较为完备的明朝是否适合，还是备受争议的。就旁观者而言，亦不乏反对声音。如查继佐云：“（孙慎行）必以红案一案，加弑逆等字，失之过”，“议红丸必以《春秋》之义，则贤者之过也”。又如东林党的后起领袖钱谦益于崇祯元年（1628）作《春秋论》五篇，自跋其后曰：“天启进药之狱，蒙有猜焉。进药决之禁中，阁臣不为药主，一也。光宗寝疾弥留，非以红丸故，奄弃万国，二也。舍崔文升而问李可灼，三也。谷梁子曰：‘于赵盾见忠臣之至，于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儒者相沿服习，以为精义。执此以断斯狱，则过也。”其《春秋论》之四曰：“欲引《春秋》之义，断后世之狱，是犹禁奸盗以结绳，理文书以科斗，岂不缪哉！汉世去春秋未远，《公》《谷》之学，即齐、鲁之学也。援《春秋》以断汉狱，犹为近之。本朝去汉远矣，而况于《春秋》乎？乃欲以赵盾、许世子止之狱辞，傅本朝之律令，不已迂乎？”钱氏此文系模仿欧阳修之《春秋论》而作，对“红丸案”乃至赵盾、许世子弑君事提出了新的见解，尤其对以经义处置“红丸案”表示明确反对。

在当时争议“红丸案”的参与者中，也有人对援引《春秋》经义的做法表示了怀疑。如给事中汪庆百上奏说：“李可灼进药一节，吏部发册科道建议，言人人殊，然皆云奉旨会议则非也。明旨惟着当日亲见诸臣据实会奏耳。夫小大之狱，未有众证不到而可招详评允者。今许世子、赵盾，古律也；进药，新案也；慎行、从哲，两造也；而当日亲见各官，不啻众证也。事关先帝之终、皇上之始，先帝果由可灼宾天，可灼果由从哲进药，此其本末非亲见莫能悉。《春秋》许世子以不尝药，赵盾以不越境、不讨贼，笔之圣人，至今议者犹为纷纷，况以新案傅古议乎？”汪氏所言，可谓得其正者。“红丸案”的真相，应由亲见者据实会奏，据此才能判定方从哲是否有罪。至于许世子、赵盾之事，本身就疑问重重，据此断案，殊为不当。

正如汪庆百所言，“红丸案”所涉经义本身亦存有争议。即如许世子弑君事，三传详略不一，且颇有出入，致启后人疑窦。昭公十九年《春秋》经云：“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许悼公买之死，经文仅十三字，唯借三传可稍得其详，现具列如下：

《左传》云：“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

《公羊传》于“冬，葬许悼公”经文下云：“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曷为不成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其讥子道之不尽奈何？曰：乐正子春之视疾也，复加一饭则脱然愈，复损一饭则脱然愈，复加一衣则脱然愈，复损一衣则脱然愈。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

《谷梁传》云：“曰弑，正卒也。正卒，则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责止也。止曰：我与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与其弟虺。……日卒时葬，不使止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许世子不知尝药，累及许君也。”

细味三传之意，皆有所谓《春秋》笔法之解读，似乎皆认为许世子并未真正弑君，经文“弑君”云云，并非实情，仅是为批评许世子于为人子之道有所未备而故为此论。不过，由于三传用词的差异，也有学者认为其间有根本性的差异，如明末清初的王介之说：

五刑之属三千，不孝为大。然轻重则有等矣。违温清定省之常仪，而遽加以污潴之大法，又岂忍哉？许止之弑，断自圣笔，罪较然矣。《左氏》曰：饮太子之药卒。《公羊》曰：止进药而药杀。以刃与药有以异乎？此逆子不刊之定案也。而《谷梁》以为不知尝药，故备责之，见孝子之至。不尝药者，子道之不尽，谓之不孝允矣，而谓之弑，不已憯乎？《谷梁》此论，非以求全于孝子，特以曲贷于元凶而已。是捣附入宫而霍光掩其妻之大恶，红丸进御而方从哲赏李可灼以金币之术也。《谷梁》何私而曲庇逆止哉？

在王氏看来，按照《春秋》经文，许世子就是真正实施了弑君，《左》《公》二传所言，正符合经文之意；而《谷梁传》仅仅解释为不尝药，是为元凶开脱，恰如“红丸案”后方从哲不追究李可灼之罪一样。不过，王氏所言与汉唐之注疏并不尽相符。

关于许世子是否真正弑君，在经学史上长期存有争议。欧阳修曾作《春秋论》，详论此事云：“其于许悼公之事，孔子书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子者曰：非弑之也，买病死而止不尝药耳。学者不从孔子信为弑君，而从三子信为不尝药。其舍经而从传者何哉？”他认为，应当舍传就经，径依《春秋》经文，断许世子为真弑君：

不躬药者，诚不孝矣，虽无爱亲之心，然未有杀父之意。使善治狱者，犹当与操刃殊科。况以躬药之孝，反与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为也。然则许世子止实不尝药，则孔子决不书曰弑君，孔子书为弑君，则止决非不尝药。难者曰：“圣人借止以垂教尔”。对曰：“不然。夫所谓借止以垂教者，不过欲人之知尝药耳。圣人一言明以告人，则万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恶之名，而尝药之事卒不见于文，使后世但知止为弑君，而莫知药之当尝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恶矣。圣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责止，不如是之刻也。”

正因为有这种意见的存在，所以王志道反驳孙慎行等人说：“李可灼……非杀人之药，与进毒者异矣。不尝药者，谓药中有毒不可尝也，若寻尝之剂，何惮不尝？国人何至生疑？许止何至自杀？而圣人何加以弑逆乎？非人情也。”按照他的看法，李可灼之罪在于医术庸劣，与许世子故意下毒有本质区别，孙慎行等人将二者等量齐观，完全是罗织罪名。值得一提的是，明初《春秋》四传并行，朱棣定都燕京后，则一遵胡安国传。王志道所云，显然与胡传相背，而孙慎行在《许世子辨》一文中亦痛诋胡传，于此亦可窥见政治与学术之互动关系。

此外，就复仇讨贼之义而言，争辩双方也是见解迥异，如薛文周批评黄克缵说，“不达《春秋》讨罪复仇之旨，偏执经义，淆乱信史”。尤其对于《公羊传》大复仇之义，历来反对者甚众。天启二年二月王之寀上《复仇疏》，其中说道：“《礼》，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难，弥留之际，饮恨以崩。试问：李可灼之误用药，引进者谁？崔文升之故用药，主使者谁？恐方从哲之罪不在可灼、文升下。此先帝大仇未复者，一也。”但复仇的对象，即所谓“贼子”，究竟是直接责任人，还是幕后主使者？是否与情理相符？《公羊传》并未明言之，红丸案的争辩双方也只能就自身立场自说自话，恐怕都难免“偏执经义”之嫌。

四、结语

明季政事日坏，光宗甫继位，颇有革新气象。不料红丸进御，一月而崩。此事对士大夫群体的刺激很大，言官、礼臣纷纷上疏，请求从严查处，光宗时之首辅方从哲亦多受牵连，甚至被认为是主使进药之罪魁。尤其是孙慎行、魏大中等，援引《春秋》许世子、赵盾弑君二事，大倡复仇讨贼之义，一时附和者甚众。反对者则认为光宗“令德考终”，并非崔、李之药所害，而黄克缵等亦引经义为佐证，批评孙慎行等不知忠孝，无信无礼，背弃纲常。由于熹宗不问政事，朝局为党争所裹挟，围绕“红丸案”的争论亦被牵涉其中。尤其是东林与阉党之争，无疑助推了针对此案的争论之风。至于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经义纠葛，如对《春秋》决狱、许世子弑君的不同认识，既是有关“红丸案”争论的内容，也是引发讨论热潮的原因之一。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史记·太史公自序》）弑君事属常见，许亦非大国，有关许世子事，本不足深论。但在两千余年后的明朝末期，此事却被反复提及，究其原因，还在于《春秋》被经典化之后，与纲常伦理结合起来，具备了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的理论基础。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春秋》大义被明季诸臣普遍称引来讨论“红丸案”。由于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不同，争辩双方对经义各取所需。实事求是地说，这样一批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对于经学的发展并未有太多实质性的推动，也并没有真正的学术宗尚，一切只是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但这一事件确实将枯燥的经典大义与生动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正因如此，不仅后世史家关注“红丸案”，清代经学家亦热衷讨论，不可单以政治史题目视之。

作者介绍：刘德州（1985— ），男，山东汶上人，历史学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现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院长。

文章来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139—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