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知国学必知当时社会，知当时社会要了解当时的中国人。

先从当时基本的社会形态说起。

古远的春秋战国时代，有着什么样的社会风貌？我们先从社会的重要基础，人口与阶层探索开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口，经现代考古方法估测在2000—3000万之间，一般认为东周早期人口2000多万，到战国时代人口最高峰时达3000万。

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我们拿近代的英国比较一下，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后的十九世纪中叶，人口是1800万，国土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本土）。而东周列国地跨黄河与长江中下游，版图面积约150万平方公里，可见，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虽人口密度不及近代的英国，听起来也有些遥远，似乎刚走出蛮荒不久，但从人口的数量和活动的区域面积来看，当时的中国已是个规模相当宠大的繁荣的社会。

当时这一社会中阶层人群的是如何分布的呢？哪一类人群是主流，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呢？

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都是有分层的，即社会阶层。而其中有一个主体阶层，所说的“主体阶层”不仅是因他们人数多、社会、经济影响力大，更是因为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精神、价值观的构成，所占的权重最大，他们是社会的中坚与民族的代表，是发挥民族性格的主体人群。

如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主体社会阶层是中产阶级，他们构成了所谓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庞大中间部分，他们才是西方社会的中坚力量。

再如后世中国历史，农民长期以来就是主体阶层，另一个对应的主体阶层应该是“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是指官僚阶层及其后备军。说农民与“读书人”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主体阶层，是遵从事实而言的，这两类人，长期是中国历史舞台演出的主角，是推动社会转动的主力。

说个直白的例子，像当代中国经济的积累与增长，没有中国农民，就不可能完成。靠他们中国式的吃苦耐劳、勤奋寡欲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他们的逆来顺受、他们的知足、“老实”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是农民及其子弟的血汗从根部滋养了中国的经济。

先秦时代的中国人，这些被最终定格于秦始皇兵马俑中的先秦中国人，他们与后世的中国人有何区别？当面对人生的功名利禄，他们和我们一样的处世为人吗？谁是先秦中国人的代表与中坚，可泽被后世。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有这么一个社会群体，或者说阶层，他们与后世的中国人在气质上大相径庭，或说完全不同，他们叫作“士”。他们是先秦中国人的代表。

与秦汉以后不同，中国商周时代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之分，且泾渭分明、壁垒森严，很难逾越。到了西周，等级制更加丰富，周朝的贵族主要分天子、诸候、大夫、士四级，平民则分国人与野人（贱民、庶民）。

周朝初年，周人经伐纣与东征承继了殷商的“天命”。获得“天下”后，开始分封天下，当时还没有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和皇帝等东东。天下之大，靠分封诸候国进行管理，受封对象包括姬姓王室、功臣、殷商宗室及上古帝王之后，接着受封的诸候带着各自的部民，到封地建立起统治据点，也就是建城郭，当时城叫“国”，那些跟随分封而来的普通部民与统治阶层同族，居于“国”内及四郊，叫国人，国（城）的四郊以外的地域叫野，被征服的商朝遗民及当地土著属于外族，散住于野，叫野人、贱民。周之前的商代大体也是这样操作的，先进民族到一个地方，先建立据点，慢慢同化周边部族，毕竟社会发展水平还有限，直接统治区域是点状的，还不能连片。

因此，贵族有等级之分，平民有国、野之别，是西周时的社会阶层特点。等级决定了各阶层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与财富多寡，还有直观的生活细节，像“国人”有受教育、参政和当兵作战的权利，野人就没有，野人在军队里顶多打打杂。贵族男子成人后，束发戴冠，有气度、有风度，平民就没那么潇洒了，不管有钱没钱，束发后都不能戴冠，包块布，缠根布条就可以了。但不论国人、野人，作为平民，他们的人身均是自由的，野人虽然固着于土地，职业只能是世袭务农，受贵族盘剥，但贵族无权随意处置他们。国野制在春秋时代开始瓦解，到战国时被郡、县、乡、里等具体的行政区替代。

春秋时期，有两个著名故事是有野人参与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继位前因政治避难，长期远走各国，经过卫国时，国君卫文公不接待他，一行人在路上也只能向野人乞讨食物，有位野人为渲泄对贵族王侯的不满，递给他们一把土块。卫国的太子蒯聩[kuǎikuì]，路过宋国时，因自己的母亲南子（论语中与孔子相见的“美而淫”的卫灵公夫人）与宋国的公子朝私通，遭宋国的野人当面唱歌嘲笑，野人们唱道：“既定尔娄猪，盍[hé]归吾艾獗[jué]？”（成语“娄猪艾豭”就出自这里）意思是：已满足你们求子发情的母猪，为何还不送还我们漂亮的公猪？之所以这么唱，是因为公子朝是个美男，此时正被卫灵公召去与南子相会。对于身份自由的野人，两位公子也不能对他们“生杀予夺”，顶多发火动手打他们几下。

维护这种等级制除靠权力（政治）、军队（暴力）之外。还得有意识形态来支撑：

——天命观、宗法制、礼乐制。

天下太平时，这些东西冠冕堂皇，大家也其乐融融，皆大欢喜。而一旦天子式微，诸候争霸，这些东西就有点“浮云”了。这些意识形态自然能固化不平等的社会，但也束缚了社会的发展，在诸候争霸的竞争时代，无疑让墨守这些传统的诸候国出现发展甚至生存的危机。

诸候生存、争霸靠的是实力。各诸候国的国君、大夫仅仅依靠宗法制规定下的，有家庭门弟出身背景的传统的士来合成力量，已然不行。

一来这些人也不一定靠谱，宗法制下，行嫡长子继承制，天子、诸候、大夫和士都只能由嫡长子来当任，但实际中，长子就一定强过其它儿子？庶子就一定不如嫡子吗？可不一定。

二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东周初年，经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和犬戎破镐京之后，继位的周平王将都城从陕西关中平原的镐京（今西安），迁到千里之外的河南洛邑（今洛阳），从天府之地、四塞之国的自己地盘——关中，迁到诸侯四面包围的中原四战之地，以后也要看别人脸色了，“平王东迁”是东周的开始，也是周天子权势衰落、周室衰微的开始。

从“平王东迁”始，就有一些文化官吏流散民间，因为东迁没法迁走全王畿之地的百姓，也没法带走所有的官员，有些文化官吏失去了世袭的职守而流落社会，成了最早靠出卖文化知识糊口的士。

在春秋以前，“学”完全在官府，官师政教合一，随着天子失政、周室衰微，官学开始散落于民间，这也为后来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此后，天子逐步失去权威，没了权责、名不副实，原来主要存在于中央（中原）的先进学术、技术及文化典籍资料，也逐步转移到了各诸侯国，包括一些边远的被视为“夷”的诸侯国。中央王权不仅失去政治权威、经济实力，也失去对高水平技术、文化的主导，“学”不仅由中央转到各诸侯国，也从垄断式的“官学”，发展为遍地开花、百花齐放的“私学”。

民间私学兴起，人才辈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诸侯争霸的竞争时代，凭的是实实在在的实力，不遵从事实，再拘泥于宗法、礼乐的意识形态束缚，是行不通了，而要不拘一格的集中人力资源，吸收人才，才能令自己强大。于是各诸侯国让野人拿起戈矛，直接为国参战，给社会上有本事的人以“士”的名分，来为自己做事，成为势所必然。

周天子式微，权力被分割，社会转型、动荡的同时，也给东周社会带来了自由与公平，一种更为平等的社会体制，在取代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等级制。这给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发展与自我实现的机会。

一个时代之门被打开，一个和“士”密切相关的伟大时代被开启了。自上古而始的华夏文明积累，在这个时代厚积薄发，在这个时代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