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中国正处在中华民国的统治下，社会动荡不安，日本的侵略战火不断蔓延，而西方列强也开始将经济危机的阴影投向中国。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急需有识之士来担负起振兴的重任。 在这片动乱的土地上，清华大学却依然坚定地贯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向全国广招贤才，希望能培养出一批既有知识又有抱负的青年才俊，助力国家走出困境，开辟一条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复兴之路。

在这次的招生考试中，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主任刘文典先生，肩负起了重要的任务。他不仅仅希望通过传统的考试筛选出合格的学生，还希望能够发现那些更具灵性、能继承和发扬国学精髓的人才。因此，他决定请来自己深为敬仰的好友、学术界的泰斗——陈寅恪，来出题。 陈寅恪，1890年出生于江西省修水县，家境书香门第，父母提倡新政，家庭氛围浓厚，从小便广泛涉猎国学经典，也对数学、英语、音乐和绘画等领域有所了解。1902年，他随兄弟一起前往日本留学，开启了他长达数十年的求学之路。1910年起，他陆续在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地求学，学习了十几种语言，包括中亚古文字、蒙古语、梵文、巴利文等，为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陈寅恪不仅国学底蕴深厚，且具备西方的教育背景，他那种横跨东西文化的深邃眼界和深厚学识，堪称当时社会中的学术精英。在那个文盲遍布的时代，他更显得特别珍贵。梁启超曾对曹祥云校长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加入清华后，他与梁启超、王国维并肩并称清华三巨头，为清华的文化学术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次的考试中，陈寅恪出了一道极具挑战性的题目——一副国学传统的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根据这上联作出下联。对于这道题目，考试中的绝大多数考生都感到束手无策，不少人干脆交了白卷，其余的则只是随便填上了几个字。面对这样的情况，陈寅恪和刘文典先生虽然心里早有预期，却依然为如此低的答对率感到失望和痛心。 然而，当他们翻阅试卷时，却看到了一个让他们眼前一亮的名字——周祖谟。这位考生不仅在字句上对得工整，更重要的是，他给出的下联胡适之让两位学者眼前一亮，忍不住称赞其才华横溢。 这道对联的妙处并非仅在字词的对仗上，更在于其深刻的寓意。上联孙行者中的孙既可看作是姓氏，也可以理解为猴子，而胡适之中的胡同样可作姓氏，或理解为动物，这种字面上的契合，便为这副对联奠定了基础。在声调上，行字为平声，与适字的仄声刚好形成了对立，符合对联的平仄要求。而从词性上来看，行和适都是动词，而者和之是虚词，两者一一对仗，恰到好处。 然而，陈寅恪之所以特别称赞胡适之，不仅因为它符合字面上的对仗要求，更因为其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寓意。孙行者，神通广大的猴子，大闹天宫，代表着突破常规、挑战权威的精神。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提倡民主、自由、法治，亦是不拘一格，打破旧有的束缚，具有着与孙行者相似的破旧立新精神。因此，陈寅恪认为，这一对联不仅符合形式上的要求，更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 这道题目，虽让考生们困惑不已，但周祖谟的答案却成了当时学术界的一颗璀璨明珠。周祖谟，凭借这道出色的对联，得到了陈寅恪和刘文典的高度赏识，两位学者甚至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他愿意来清华上学，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个学院。 然而，尽管陈寅恪和刘文典极为看重周祖谟的才华，但当时的社会舆论并不如他们所愿。大部分人认为，考试中的对联题目过于陈旧，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封建迷信的表现，认为清华大学作为一所现代高等学府，不应出这样的题目。对于周祖谟的才学，也有声音认为他华而不实，不符合当时社会推崇的自由、创新精神。面对这场风波，陈寅恪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解释了出题的初衷，并强调这道题目的真正意义，最终才平息了舆论的争议。

虽然周祖谟未能进入清华，但他并未辜负陈寅恪和刘文典的看重。选择了学费较为便宜的北京大学，他在这里大展拳脚，很快便展现出卓越的才华，跟随名师罗常培学习音韵学。毕业后，周祖谟不仅编辑了《国学季刊》、《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还在1955年受教育部委托起草了《现代汉语教学大纲》和《汉语词汇讲话》。他也曾出任《汉语大辞典》的学术顾问，留下了20余部学术成果，成为中国语言学领域的中坚力量。 北京大学的陈玉龙教授评价周祖谟的作品时说：以识器为先，以人品、学养领字。作品蕴藉风流，韵味醇深，完全不同于那些流俗的匠气。正是有像陈寅恪、刘文典、周祖谟这样一批先知先觉的学者，他们不忘初心，坚持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让我们在现代社会依然能够汲取到传统文化的滋养。 他们的努力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历经风雨而不衰，得以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传承。如今，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更应铭记先人的坚持，不忘传统，珍视我们的文化根基。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都应坚持自己的本心，守护属于我们的华夏文明，为国家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