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中国的省会城市，武汉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从政治上看，它曾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最早取得成功的城市，还曾短暂担任过首都和直辖市的地位。在地理上，武汉拥有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被称为九省通衢，牢牢掌握了东西南北交通的关键枢纽。从经济角度而言，武汉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标杆城市，早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真正使武汉在近现代历史中占据独特地位、激发城市发展潜力的人物，当属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 张之洞在执政期间，如何将武汉建设成闻名中外的东方芝加哥，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话题。

1842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国家开始走上丧权辱国的道路。1851年，洪秀全等人发动太平天国起义。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城，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后去世，清廷又被迫与英法俄三国签订《北京条约》。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使得清廷中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是振兴国家的关键，于是大规模洋务运动应运而生。 张之洞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崭露头角。1863年，他在同治二年的殿试中高中一甲第三名，进入翰林院任七品编修，年仅26岁。年轻时的张之洞信奉儒家理念，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担任学政、副考官等教育官职。他请名儒为师，亲自撰写教科书，指导士子如何读书修德。如果没有列强入侵，他大概会成为一名传统治学名臣。

然而，当张之洞开始处理实际政务时，他的眼界逐渐开阔。1879年，左都御史完颜崇厚与沙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将伊犁周边土地割让出去，令边境安全岌岌可危。张之洞上奏朝廷，提出整修武备、暂缓签约并惩治崇厚的建议。他的见解得到两宫太后认可，并被允许随时参与总理衙门的事务，与张佩纶、陈宝琛等人共同起草边防筹备奏折。 虽然出身清流派，张之洞注重实践与经邦济世。1881年，他出任山西巡抚。山西当时经历丁戊奇荒，土地大量抛荒，鸦片泛滥，官场腐败。张之洞上任后整顿吏治，裁汰冗员，严格考核官员，亲自下乡调查民情，实行免税政策吸引流民返乡耕作，并通过戒烟局帮助鸦片瘾民戒毒。此外，他还创办令德堂，培养人才。

在山西期间，张之洞接触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亲身体验西方先进技术，并萌生了在地方兴办洋务的想法。但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他上疏请求加强防御，被召入京谋划战事，随后任两广总督，全面负责防御法国。在此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兴办洋务、发展工业的紧迫性，尝试在广州试办水陆师学堂和制造枪弹厂，虽成效有限，但极大拓展了他的视野。 1889年，张之洞提出修建卢汉铁路（京汉铁路），连通南北交通枢纽，清廷批准，由湖广总督负责南段，张之洞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他离开广东时曾说：外洋富强之术，百工之化学、机器、开采、制造为本，商贾行销为末。自此，张之洞成为清末洋务运动中的新星。

张之洞在湖北的洋务事业，并非从卢汉铁路开始，而是从汉阳铁厂起步。在到任湖广之前，他已筹划建设近代钢铁企业，并向外商订购设备。他深知钢铁工业是现代国家的基础产业，足够的钢铁意味着可建造大量枪炮、铁路、火车、军舰，为国家富强和国防奠基。 建厂选址上，他选择汉阳龟山，方便督查与运输，但大冶铁矿距此百余公里，建设成本高昂。张之洞四处筹款、借贷，终于在1894年建成炼生铁、炼熟铁、造铁货、造钢轨等厂房，开始高炉炼铁。汉阳铁厂是亚洲首家大型近代钢铁联合企业，比日本八幡制铁早七年。美国驻汉口领事称其为中国最进步的制造武器和钢轨企业，西方媒体也盛赞其潜力巨大。

但运营中问题不断：成本从246万两超支至500万两；煤铁质量问题影响炼钢，迫使向日本借款300万元采购适用设备；管理上沿用官府思路，企业亏损严重，最后改为官督商办。尽管如此，到辛亥革命前，汉阳铁厂已有年产生铁8万吨、钢4万吨、钢轨2万吨的能力，成为示范性企业。 张之洞利用汉阳铁厂的资源优势和交通便利，建立汉阳兵工厂，生产小口径枪、速射炮和炮弹，汉阳造武器先进可靠，几十年后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作用。

甲午战争后，清廷威望下降，张之洞发言权上升。他再次推动卢汉铁路建设，建立铁路总公司筹资，最终1898年向比利时借款1.12亿法郎，但需让外方参与管理并获取部分路权。经过多方努力，京汉铁路于1905年全线贯通，连同粤汉铁路构成京广线雏形，为全国重要交通动脉奠基。 在重工业基础上，张之洞还推动湖北轻工业发展。1892年，湖北织布局建成投产，产品畅销，标志着华中地区近代纺织工业起步。随后，他建设湖北纺纱局，采用分期付款购入纺纱机，募集官商资金开厂。1897年北纱厂建成，1899年盈利约五万金。南纱厂因资金不足未建成，其设备后来用于南通大生纱厂。

湖北蚕桑业发达，但丝质低劣，张之洞派官员赴上海试验，效果良好，1894年底建设湖北缫丝局，每日产上等丝三十斤，普通十八至十九斤，产品供应上海。此外，他还在武昌平湖门外建湖北制麻局，雇工450余人，生产麻纱、麻布和麻袋，为中国机制麻业开端。总体而言，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洋务企业规模宏大、门类齐全。 虽然部分企业因管理与制度限制未盈利，甚至被商人接手，但在当时封建制度约束下，这些工业尝试已极具示范意义。

同时，张之洞大力扶持民营工业。1896年，汉口燮昌火柴厂成立，获十年专利权及税收优惠。他还拨款30万支持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发展，使武汉成为全国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地区之一，汉口水塔至今仍为标志性建筑。 张之洞重视商业发展。1898年设汉口商务局，鼓励民间工商业，并提出通商惠工为要策。1902年创办两湖劝业场，陈列本省、外省、外国产品及矿产农副产品，实质上是商品交易博览会。其举措让武汉由传统商埠跃升为国际贸易港口。

在张之洞主政湖北前，汉口进出口额仅数百万两，13年后到1903年突破1200万两，1905年突破3500万两，1880年间接贸易额最高仅4200万两，1899年超6700万两，1904年突破1亿两。汉口贸易繁荣，被誉东方芝加哥。 人才培养是张之洞最杰出的成绩。科举出身的他，意识到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十余年间在武汉创立完整近代教育体系，培养大批建设与革命人才。

他先后创办算学学堂、自强学堂、方言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矿业学堂、工业学堂、铁路学堂及军医学堂，为武汉形成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奠基。1902年建立湖北师范学堂，培养教师，1904年改两湖文高等学堂为两湖总师范学堂，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即毕业于此。他还鼓励留学，尤其派大量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法律、军事等学科，到1907年，湖北派出的留日学生达1360余人，占全国四分之一。 军事方面，张之洞深知训练新式军队的重要性。1896年起，他在湖北大规模编练新军，到1905年形成陆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装备先进，文化素质高，成为当时最现代化的部队，也为辛亥革命主力提供了基础。

在教育理念上，他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关注天下、利国利民的实用人才，继承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为中国民主革命储备人才。 据统计，张之洞在湖北期间，全国创办大规模工厂46家，其中湖北11家，稳居全国首位。武汉成为主要工业基地、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是人民最早享受工业化成果的城市。20世纪初，日本驻汉口总领事评价汉口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仅次于上海，称武汉为东方芝加哥。 尽管张之洞的洋务运动未能挽救清朝，但为武汉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在武汉老城区仍有张之洞路，足以见证这位历史人物对城市发展的深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