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上午9点，何应钦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一刻荣耀。作为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他代表蒋介石接受了日本的正式投降，并在中日受降书上盖下了工整的印章。与此同时，日本投降的代表、当时的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也在紧张而庄重的气氛中留下了自己的印章。在进入受降会场之前，冈村宁次随身携带的象征权力的日本天皇赐刀，也被取下并递交给了何应钦。何应钦的身份由此变得更加特殊，他成为了二战结束后中国战场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被赋予了受降将军的称号。

然而，这一荣光的背后，何应钦却始终有着难以掩饰的失落感。他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让他渐渐失去了与党内高层的联系和影响力，曾经的亲近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

虽然表面上看，何应钦和蒋介石关系亲密，但实际上，两人之间的关系远不像外界所看到的那样简单。何应钦年轻时曾两度留学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1916年秋，他回到中国，担任了贵州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等职务。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启，蒋介石和廖仲恺等人在广州筹办黄埔军校，广邀人才。何应钦也受邀赴广州，在孙中山的元帅府担任参议。由于何应钦与蒋介石有同学和同事之谊，再加上他在贵州办讲武学校的声誉，蒋介石很快看中了他，并让他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随着黄埔军校的成立，何应钦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并任副总教官。

然而，何应钦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很快遭遇了严峻考验。1927年，汪精卫联合桂系、冯玉祥、阎锡山等势力，发动反蒋活动，试图迫使蒋介石下野。当时，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中被白崇禧要求辞职，而何应钦对此保持沉默，未加支持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极度失望，事后曾说：当时只要何应钦一句话，我就可以不走。这件事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

1928年2月，蒋介石恢复了权力，并且在何应钦去南京时，直接前往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徐州总指挥部，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蒋介石还将军队重新编制为四个集团军，自己担任总司令。尽管如此，由于何应钦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力，蒋介石最终还是重新任命他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妥协，何应钦逐渐恢复了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并且为蒋介石的事业竭尽全力。

然而，到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震动了整个世界。何应钦与孔祥熙、宋美龄等人主张采取武力解决，而冯玉祥、李烈钧等则支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经过几天的激烈争论，最终，何应钦等人获得了授权，负责军事指挥并代理蒋介石的职务。何应钦迅速采取行动，调动了两个集团军向西安进军，并指示空军进行轰炸。尽管局势一度非常紧张，幸好蒋介石在18日上午通过使者发出停战指令，最终避免了全面冲突。 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成员，何应钦的职务不断上升，他担任了教导第一团团长、第一旅旅长、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等重要职务，这些职务让他在蒋介石身边积累了足够的信任和权力。尽管蒋介石心中对何应钦有所警惕，但何应钦的军事才干无可否认。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更加怀疑何应钦有篡位之心，从此决定逐步削弱他的权力。到1946年，何应钦仅剩一个名誉职务——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民政府迁台后，何应钦定居台北，过上了远离政事的生活。他自称闭门思过，并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尽管如此，何应钦仍然保持着对蒋介石的忠诚，并且继续为他提供建议和支持。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恢复了总统职权，而何应钦则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担任了一个虚职——中央评议委员。虽然官场失意，何应钦仍然以民间方式为蒋介石效力，并且在养花、尤其是玉兰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似乎成了他对政治失意的一种寄托。 在个人生活方面，何应钦可以说是个典范。他的妻子王文湘在1952年被诊断出乳癌，病情已经到了晚期，且无法进行手术治疗。每年，他们都会为了治疗病情前往日本。直到1978年4月，王文湘去世，何应钦一直不离不弃，尽心照顾妻子。他对妻子的责任感和对独生女的疼爱，使他在国民党上层圈子中赢得了第一好丈夫的称号。 尽管何应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据了重要的政治地位，但最终却以第一好丈夫的形象被铭记。对于这种评价，何应钦究竟是怎样看待的呢？这或许是他一生中的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