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和文臣之间存在着极为深刻的矛盾，以至于两方宁愿彼此争斗到国家灭亡，也不愿意找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死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洪武大帝朱元璋和永乐大帝朱棣两位帝王的治理。 从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对文官的看法就一直不太好。相比于对待武将，朱元璋对文官的态度更为严苛，杀起文官来几乎没有任何顾忌，仿佛割韭菜一般轻松。 这种偏见的根源在于朱元璋自学成才，对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特别深刻地分析了宋朝灭亡的原因，并认为这与当时文官之间的内斗密不可分，尤其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实变法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混乱。 自宋神宗去世之后，支持新法和反对新法的阵营一直在进行着斗争，王安石的变法更是三起三落。反复无常的政治斗争，使得知识分子们忙于内讧，完全没有做出实际的政绩，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这一点深刻影响了朱元璋的思想，他认为这些文人只会争权夺利，根本不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自创一番事业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对自己的成功充满信心，因此，他对文官阶层始终保持着蔑视态度。甚至对于当时的大儒宋濂，朱元璋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他缺乏决断力和执行力，难以有所作为。 面对这样的局面，读书人迅速意识到，朱元璋当初在创立大明时的谦和态度，原来只是为了谋取支持的一场表演。从此，明朝的皇帝与文官之间的裂痕就此埋下了隐患，也为后来的文官集团联合对抗皇帝奠定了基础。 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吕后曾通过张良的建议，揭示了文人的两大软肋——面子与里子。要想得到文人的支持，必须给予极大的尊重与丰厚的回报。但在大明王朝，文官既在朱元璋那里失去了面子，又在朱棣时期失去了里子。文官的自傲情绪日益强烈，他们不再满足于与皇帝合作，反而一心想着如何通过道义压制皇帝，逐步积累权力。 朱棣在位期间，与文官的矛盾尤为突出，尤其是在迁都和郑和下西洋两件事上。迁都北京的决定直接触动了文官们的利益。公元1402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顺利篡位并决定将首都迁至北京。此举让那些在南京拥有土地和财富的文官们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这一举动会影响到他们的私利，纷纷上书反对。

虽然有不少文官死谏，但朱棣坚决执行迁都命令，北京紫禁城于1421年1月1日正式启用。然而，仅仅三个月后，紫禁城就发生了大火。虽然史书上称是闪电引发的火灾，但很多人认为，这很可能是文官们故意放火，以制造天谴的舆论压力，迫使朱棣回到南京。然而，朱棣并未退缩，迁都的决定依然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文官们又开始盯上了郑和的下西洋活动。郑和的七下西洋航行虽然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文官们却批评这一行为是浪费国家财富，带有暴发户的性质。事实上，郑和的航海活动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而文官之所以反对，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控制这一利润来源，将其转变为官商勾结的私人行为。 尽管朱棣明白文官的真实动机，但由于他们的反对，他不得不暂停了大航海计划。此后，江南地区的富商们通过走私开始迅速积累财富，这些商人背后与文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棣和朱元璋父子，凭借自己天赋异禀的才能，逐渐意识到文官们的企图，他们通过强大的武将集团作为后盾，制衡了文官的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官逐渐失控。直到明仁宗时期，文官们的力量愈加膨胀，皇帝逐渐失去了对他们的控制。

这一趋势直到朱祁镇时期的土木堡之变达到顶峰。数十万的武将被一夜间摧毁，文官们的权力再度崛起，开始与皇帝对抗。此后，明朝皇帝们不得不开始依赖宦官来压制文官集团，但即使在嘉靖皇帝时期，文官的势力依然没有完全被抑制。 直到崇祯皇帝在临死前写下文臣皆可杀的遗言，历经了两个世纪的君臣对抗，最终以国家灭亡告终，文官和皇帝之间的争斗也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