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朱绍杰 实习生 李铮

日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欣荣、曹家齐联袂推出《张荫麟传》。这是迄今为止近代广东籍著名历史学者张荫麟的唯一传记。

张荫麟，成长于百年商埠广东东莞石龙镇，17岁考入清华。他被视为“承继梁任公（梁启超）学术志业的传人”，20世纪20年代就与钱锺书并称“北秀南能”，是清华文科之翘楚。作为民国史学界的“斜杠青年”，他在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及科技史等多个领域均有深湛造诣。其成名作《中国史纲》可谓近代中国通史书写的一座里程碑。1942年，年仅37岁的张荫麟病逝，一时学界无不扼腕痛惜。

陈寅恪曾评价其“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钱穆亦感慨，若非英年早逝，“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张荫麟自青年时便秉持“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的治学精神，被誉为博通融贯的学术典范，至今仍为岭南史学界所骄傲与追念。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李欣荣教授，解读“划过史学界的彗星”张荫麟的史学人生——

与梁启超的“私淑之谊”

羊城晚报：梁启超与张荫麟之间有怎样的师承关系？

李欣荣：首先，二人同为广东人（梁启超为新会人，张荫麟为东莞人），当时在京的广东学人交游十分热络。其次，梁启超成名甚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已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思想界领袖。而张荫麟出生于1905年，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梁启超著作风行之时。因此，张荫麟熟悉并喜读梁启超的著作，也是时代风气使然。

1920年结束欧洲考察后，梁启超的思想出现明显转向。他不再直接投身政治活动，而是转向文教领域，到清华讲授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课程，正是在清华园中，张荫麟得以亲聆其教。尽管梁、张二人在课堂及私下有所交流，但并未建立严格的师徒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私淑之谊”。

张荫麟被视为梁启超史学精神的传人。但他秉持“吾爱吾师，而吾尤爱真理”之精神，指出梁启超在考据细节上存在一些疏误。正是有感于梁启超的“史才”示范，张荫麟明确提出历史书写应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自身的历史书写中。

在通史撰述的内容取向上，张荫麟也明显承袭了梁启超的路径。梁启超晚年曾计划从“文化史”的视角重构中国通史，而张荫麟的通史写作，强调“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可视为对梁氏通史路径的延续与实践。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侧重专题考据的风气中，张荫麟坚持以通史写作为重心，展现出独特的学术旨趣与史学方向。

羊城晚报：张荫麟上世纪20年代在京的学术交游，对他的学术路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欣荣： 1922年至1929年间，张荫麟在清华求学七年，其间受到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吴宓等多位老师影响。同时，在北平的学术环境中，他还受到“南学”（陈寅恪语）圈子的影响。当时有一批广东籍学人在京活动，比如梁启超、陈垣、容庚、容肇祖、伦明、陈受颐、梁方仲、黄节等人。张荫麟的学术交游甚广，无疑是探索广东籍学人在京学术网络的一条重要线索。

张荫麟非常善于向同道学习，也善于与人合作。通过参与《清华学报》、《弘毅月刊》、《大公报》文学副刊等刊物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他逐渐建立起广阔的学术交流网络。通过不懈努力，张荫麟逐步在学界崭露头角。在清华期间，他获得《学衡》主编吴宓的赏识，进而受知于陈寅恪；虽经陈寅恪推荐进入北大和中研院史语所未果，但他却给傅斯年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于1934年受傅斯年推荐，负责编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开始撰写《中国史纲》。

在与同辈学人的交往中，容庚与他私交甚笃。容庚比张荫麟年长十一岁，成名较早，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编委会主任。他帮助张荫麟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不仅缓解了张荫麟的经济压力，也显著提升了其学术声誉。后来陈寅恪在推荐张荫麟进入史语所时，主要依据这些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成果。

《中国史纲》启示：勿陷入“灯下黑”局限

羊城晚报：《中国史纲》独特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欣荣：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他在自序中讲明：“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这种写作方法，使其既立足于扎实的研究，又重视叙述的可读性。

在史料使用上，张荫麟主要选取如《楚辞》《诗经》等具有文学色彩的原始文献，而且引用极为节制，力求节省，旨在增强文本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在内容组织上，他采取“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个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其余大事仅作背景勾勒。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个人偏好，而是建立在对学术界已有成果及个人研究的融通之上。

羊城晚报：今天的历史学者很少进行通史写作的尝试，是出于什么原因？

李欣荣：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走向窄而深，呈现专门化的趋势，史学界尤其是。在近些年史料数字化浪潮的影响下，以往的珍本秘籍随手可得，即便是一个较为单纯的史学问题，学者需要掌握的史料越来越多，研究亦难免越来越“卷”。一旦扩大研究范围，个人的精力与处理能力往往难以支撑。尤其是青年新锐，已基本放弃撰写新的通史甚至断代通史，而更倾向于投入具体专题的研究。

但是，这种专题导向的研究也面临另一层的困境：如果对历史整体脉络把握不足，即便在某个问题上钻研很深，也难以准确定位该问题在历史脉络中的位置和重要性，容易陷入“灯下黑”的局限。

治学不存在严格的学科藩篱

羊城晚报：张荫麟对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广泛兴趣和多维度训练，对他的历史研究有何影响？

李欣荣：张荫麟在致张其昀的信中提到：“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在他看来，哲学、社会学是对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

他特别注重逻辑学，尤其是现代数理逻辑，经历了非常扎实的学术训练；同时又主张“不以哲学为业，而以哲学上之旁观者谈哲学”。因此张荫麟治史学，去除哲学之晦涩难懂，而取其逻辑思辨的精华。比如他在《中国史纲》的序言提出通史的史实选择标准问题，可谓前无古人。大家都说通史要写最重要的史实，但张荫麟却反问“什么叫重要”，并在哲学的层面讨论“重要性”。在哲学思辨思维的引领下，他总结前人通史写作的经验，得出通史“笔削”的五条标准：新异性的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在去世前又补充了“决定性”的标准，一共六条标准。

再如文学。作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书评健将，张荫麟始终以文学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写作，“纯粹是朴素的学术文字，但又要保持一些文学的风味，于组织结构上用一番文学的用心”，强调要有“作家的尊严”。

羊城晚报：如果将张荫麟放入当下中国自主历史知识体系建构的语境中，作为一位“博通而不分科”的史学家，他的学术道路能够为今天的史学人才培养提供哪些重要启示？

李欣荣：张荫麟追求博通的研究路径，提醒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学科界限并非一成不变。治学不存在严格的学科藩篱，也是民国学人的一大特点。张荫麟在清华求学期间并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一方面，他作为留美庚款生，本就无固定专业；另一方面，对其颇有影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是采用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的指导方式。因此，张荫麟基本上是在一种“无科可分”的学习环境中广泛阅读、自由探索。为《大公报》文学副刊、《东方杂志》等刊物撰写各类文章的经历，也促使他不局限于某一专门领域。这一切共同塑造了他“博通”而非“专精”的学术视野。

这种“贯通而不分科”的治学方式，对今天的学人培养有着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在人文学科的实际研究中，文、史、哲本应相互交融，只有打通界限，才能真正显出各自的长处。对人文学科的学生而言，更应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去探索自己真正关切的问题，而不应被既有的学科框架所束缚。许多学科分类是后设的、带有主观色彩的，而我们研究的问题往往是早已存在的。如果直接套用20世纪之后形成的分科观念，反而可能限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在研究具体问题之前，最好先进行跨学科的阅读与思考，汲取不同领域的养分，并具有“为我所用”的思想自觉。如此，学问方能做得更开阔、更深远。正如钱穆所言，当年真正立志为青年写通史的，仅有他与张荫麟两人。

独家专访《张荫麟传》作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欣荣—— 张荫麟：岭南“史学彗星”，为中国史学“凿开一径”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1月11日 版次：A07栏目：作者：熊安娜；朱绍杰；李铮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朱绍杰 实习生 李铮

日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欣荣、曹家齐联袂推出《张荫麟传》。这是迄今为止近代广东籍著名历史学者张荫麟的唯一传记。

张荫麟，成长于百年商埠广东东莞石龙镇，17岁考入清华。他被视为“承继梁任公（梁启超）学术志业的传人”，20世纪20年代就与钱锺书并称“北秀南能”，是清华文科之翘楚。作为民国史学界的“斜杠青年”，他在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及科技史等多个领域均有深湛造诣。其成名作《中国史纲》可谓近代中国通史书写的一座里程碑。1942年，年仅37岁的张荫麟病逝，一时学界无不扼腕痛惜。

陈寅恪曾评价其“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钱穆亦感慨，若非英年早逝，“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张荫麟自青年时便秉持“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的治学精神，被誉为博通融贯的学术典范，至今仍为岭南史学界所骄傲与追念。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李欣荣教授，解读“划过史学界的彗星”张荫麟的史学人生——

与梁启超的“私淑之谊”

羊城晚报：梁启超与张荫麟之间有怎样的师承关系？

李欣荣：首先，二人同为广东人（梁启超为新会人，张荫麟为东莞人），当时在京的广东学人交游十分热络。其次，梁启超成名甚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已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思想界领袖。而张荫麟出生于1905年，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梁启超著作风行之时。因此，张荫麟熟悉并喜读梁启超的著作，也是时代风气使然。

1920年结束欧洲考察后，梁启超的思想出现明显转向。他不再直接投身政治活动，而是转向文教领域，到清华讲授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课程，正是在清华园中，张荫麟得以亲聆其教。尽管梁、张二人在课堂及私下有所交流，但并未建立严格的师徒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私淑之谊”。

张荫麟被视为梁启超史学精神的传人。但他秉持“吾爱吾师，而吾尤爱真理”之精神，指出梁启超在考据细节上存在一些疏误。正是有感于梁启超的“史才”示范，张荫麟明确提出历史书写应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自身的历史书写中。

在通史撰述的内容取向上，张荫麟也明显承袭了梁启超的路径。梁启超晚年曾计划从“文化史”的视角重构中国通史，而张荫麟的通史写作，强调“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可视为对梁氏通史路径的延续与实践。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侧重专题考据的风气中，张荫麟坚持以通史写作为重心，展现出独特的学术旨趣与史学方向。

羊城晚报：张荫麟上世纪20年代在京的学术交游，对他的学术路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欣荣： 1922年至1929年间，张荫麟在清华求学七年，其间受到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吴宓等多位老师影响。同时，在北平的学术环境中，他还受到“南学”（陈寅恪语）圈子的影响。当时有一批广东籍学人在京活动，比如梁启超、陈垣、容庚、容肇祖、伦明、陈受颐、梁方仲、黄节等人。张荫麟的学术交游甚广，无疑是探索广东籍学人在京学术网络的一条重要线索。

张荫麟非常善于向同道学习，也善于与人合作。通过参与《清华学报》、《弘毅月刊》、《大公报》文学副刊等刊物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他逐渐建立起广阔的学术交流网络。通过不懈努力，张荫麟逐步在学界崭露头角。在清华期间，他获得《学衡》主编吴宓的赏识，进而受知于陈寅恪；虽经陈寅恪推荐进入北大和中研院史语所未果，但他却给傅斯年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于1934年受傅斯年推荐，负责编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开始撰写《中国史纲》。

在与同辈学人的交往中，容庚与他私交甚笃。容庚比张荫麟年长十一岁，成名较早，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编委会主任。他帮助张荫麟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不仅缓解了张荫麟的经济压力，也显著提升了其学术声誉。后来陈寅恪在推荐张荫麟进入史语所时，主要依据这些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成果。

《中国史纲》启示：勿陷入“灯下黑”局限

羊城晚报：《中国史纲》独特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欣荣：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他在自序中讲明：“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这种写作方法，使其既立足于扎实的研究，又重视叙述的可读性。

在史料使用上，张荫麟主要选取如《楚辞》《诗经》等具有文学色彩的原始文献，而且引用极为节制，力求节省，旨在增强文本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在内容组织上，他采取“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个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其余大事仅作背景勾勒。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个人偏好，而是建立在对学术界已有成果及个人研究的融通之上。

羊城晚报：今天的历史学者很少进行通史写作的尝试，是出于什么原因？

李欣荣：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走向窄而深，呈现专门化的趋势，史学界尤其是。在近些年史料数字化浪潮的影响下，以往的珍本秘籍随手可得，即便是一个较为单纯的史学问题，学者需要掌握的史料越来越多，研究亦难免越来越“卷”。一旦扩大研究范围，个人的精力与处理能力往往难以支撑。尤其是青年新锐，已基本放弃撰写新的通史甚至断代通史，而更倾向于投入具体专题的研究。

但是，这种专题导向的研究也面临另一层的困境：如果对历史整体脉络把握不足，即便在某个问题上钻研很深，也难以准确定位该问题在历史脉络中的位置和重要性，容易陷入“灯下黑”的局限。

治学不存在严格的学科藩篱

羊城晚报：张荫麟对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广泛兴趣和多维度训练，对他的历史研究有何影响？

李欣荣：张荫麟在致张其昀的信中提到：“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在他看来，哲学、社会学是对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

他特别注重逻辑学，尤其是现代数理逻辑，经历了非常扎实的学术训练；同时又主张“不以哲学为业，而以哲学上之旁观者谈哲学”。因此张荫麟治史学，去除哲学之晦涩难懂，而取其逻辑思辨的精华。比如他在《中国史纲》的序言提出通史的史实选择标准问题，可谓前无古人。大家都说通史要写最重要的史实，但张荫麟却反问“什么叫重要”，并在哲学的层面讨论“重要性”。在哲学思辨思维的引领下，他总结前人通史写作的经验，得出通史“笔削”的五条标准：新异性的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在去世前又补充了“决定性”的标准，一共六条标准。

再如文学。作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书评健将，张荫麟始终以文学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写作，“纯粹是朴素的学术文字，但又要保持一些文学的风味，于组织结构上用一番文学的用心”，强调要有“作家的尊严”。

羊城晚报：如果将张荫麟放入当下中国自主历史知识体系建构的语境中，作为一位“博通而不分科”的史学家，他的学术道路能够为今天的史学人才培养提供哪些重要启示？

李欣荣：张荫麟追求博通的研究路径，提醒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学科界限并非一成不变。治学不存在严格的学科藩篱，也是民国学人的一大特点。张荫麟在清华求学期间并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一方面，他作为留美庚款生，本就无固定专业；另一方面，对其颇有影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是采用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的指导方式。因此，张荫麟基本上是在一种“无科可分”的学习环境中广泛阅读、自由探索。为《大公报》文学副刊、《东方杂志》等刊物撰写各类文章的经历，也促使他不局限于某一专门领域。这一切共同塑造了他“博通”而非“专精”的学术视野。

这种“贯通而不分科”的治学方式，对今天的学人培养有着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在人文学科的实际研究中，文、史、哲本应相互交融，只有打通界限，才能真正显出各自的长处。对人文学科的学生而言，更应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去探索自己真正关切的问题，而不应被既有的学科框架所束缚。许多学科分类是后设的、带有主观色彩的，而我们研究的问题往往是早已存在的。如果直接套用20世纪之后形成的分科观念，反而可能限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在研究具体问题之前，最好先进行跨学科的阅读与思考，汲取不同领域的养分，并具有“为我所用”的思想自觉。如此，学问方能做得更开阔、更深远。正如钱穆所言，当年真正立志为青年写通史的，仅有他与张荫麟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