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青铜器造型艺术的传播路径与动因

青铜器造型艺术的传播是多维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路径选择与传播强度受到地理环境、族群活动与文化需求的制约，形成了“线性传播” 与 “网络扩散” 并存的复杂格局。

（一）草原丝绸之路：

线性传播的主通道草原丝绸之路是青铜器造型艺术传播的核心路径，其沿线的遗址分布与器物发现印证了传播的连续性。甄自明在《试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传播、交流与草原丝绸之路》中指出，从内蒙古中南部经蒙古国至南西伯利亚的遗址中，均发现“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与斯基泰式动物纹饰牌共存” 的现象，证实这条通道 “不仅是贸易路线，更是造型艺术的传播走廊”（甄自明，2015）。 具体而言，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西周至春秋），以小件饰牌与工具为主，造型传播局限于技术层面；第二阶段（战国），随着游牧政权的崛起，大型礼器（如青铜鼎、壶）开始流动，造型艺术承载的文化内涵随之传播；第三阶段（西汉早期），铁器普及导致青铜器功能弱化，但造型艺术的审美传统通过器物仿制品延续（邵会秋、熊增珑，2005）。

（二）族群迁徙：

文化载体的移动传播族群迁徙是造型艺术传播的直接动力，北方游牧族群的季节性迁徙与大规模迁徙，推动了青铜器造型的跨区域扩散。杜正胜在《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通过对文献与考古材料的比对，指出“匈奴先祖的西迁与东胡的南下，导致蒙古高原与辽西地区的动物纹造型出现交叉特征”（杜正胜，1993）。 冀北地区的考古发现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实证。邵会秋、熊增珑在《冀北地区东周时期北方文化青铜短剑研究》中指出，该地区出土的 “曲刃短剑” 造型兼具 “鄂尔多斯式的柄部装饰与辽西式的刃部特征”，其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的 “山戎迁徙路线” 高度吻合，说明族群迁徙促成了不同造型传统的融合（邵会秋、熊增珑，2005）。

（三）宗教观念：

精神需求驱动的传播青铜器造型艺术的传播不仅是技术与审美的流动，更隐含着宗教观念的渗透。钱白在《大漠草原的守护神纹》中指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虎纹”“鹿纹” 并非单纯装饰，而是游牧族群 “自然崇拜” 的具象化，“虎象征力量，鹿象征祥瑞” 的观念随着纹饰传播，影响了周边族群的信仰体系（钱白，2017）。 这种宗教观念的传播往往伴随造型的适应性调整。刘羽阳、王辉在《先秦时期西北游牧地区动物埋葬习俗》中发现，北方地区 “以青铜动物饰牌随葬” 的习俗，与欧亚草原 “埋葬动物头蹄” 的仪式存在功能对应，尽管造型不同，但 “通过器物沟通神灵” 的核心观念一致，这种精神需求成为造型艺术跨文化传播的深层动因（刘羽阳、王辉，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