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们提起朱自清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在课文《背影》中的父亲形象。父亲穿着青布棉袍和黑布马褂，背影显得十分坚定。朱自清通过这篇文章展现了父爱如山的深沉，而父亲也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整个家庭。然而，很多人并不了解，闻一多个性鲜明、激情四溢，性格张扬，而朱自清则显得谦和稳重。那么，为什么这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能结下深厚的友谊呢？ 事实上，闻一多和朱自清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人年纪相仿，都曾在北京求学，并且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那时，他们都是新诗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后来，他们又都在清华大学任教，成为了清华文学系的双子星座。两人因为这些共同的背景和经历，形成了深厚的友谊。 朱自清与闻一多的结识，始于1932年9月。这一年，朱自清36岁，已经在清华大学教书七年，刚刚从欧洲游历归来，并且担任了中文系主任。而闻一多当时35岁，已经从青岛大学转到清华大学任教，回国已经七年。两人性格互补，才华相投，所以在许多方面都能相互欣赏。朱自清非常赞赏闻一多的才华，尤其是闻一多在诗歌方面的见解。当闻一多把自己的课程修正案交给朱自清审阅时，朱自清毫不吝惜地称赞，认为其中有许多佳见。

在生活上，朱自清对闻一多也非常关心。当时，清华校园内教师的住房紧张，闻一多刚到清华时只能住在校外，后来朱自清出面帮他解决了校内的住宿问题。那时，朱自清住在清华北院九号，而闻一多住在新南院七十二号，两家距离不远，时常来往和交谈。虽然两人生活中有些差异，但他们的友谊在这段日常互动中逐渐加深。 朱自清在清华的七年间，不仅教书，还在学术上不断努力。然而，关于他开设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却经常受到质疑，许多人认为白话文不算学问，质疑声不断。而闻一多则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他经常缺席教授会，也不参加清华校园的其他活动，几乎与同事们断绝来往，除了朱自清以外，他几乎与其他人没有太多的交流。因此，虽然闻一多的才华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但他与周围人的关系并不像朱自清那样密切。 闻一多不仅是诗人，还是一位艺术家，擅长雕刻。那时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闻一多曾亲手为朱自清雕刻了一枚印章。对于朱自清来说，这枚印章不仅是他个人的喜爱之物，更是两人友谊的象征。

1946年6月，闻一多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积极参与组织民族团结与和平建国的游行集会。特别是在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遇害后，闻一多毫不畏惧，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精神，公开控诉国民党当局的罪行。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发表了激昂的《最后一次演讲》：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闻一多在发表完这番激烈的演讲后，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他全身中弹十多枪，倒在了血泊中，英勇献身。闻一多的死讯令朱自清愤怒不已。从那时起，朱自清每次参加有关闻一多的集会，他都会上台演讲，每次发言都会得到热烈的掌声。 为了悼念这位朋友，朱自清创作了《悼一多》一诗，诗的最后一节写道：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你自己，遗烬里爆出新中国！不仅如此，朱自清还决定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中。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搜集闻一多的遗文并进行整理校对，甚至亲自动手抄写闻一多的遗稿。朱自清不仅发动了清华中文系的同仁帮助整理，还亲自修补了因为水渍损坏的稿件，直到去世前两周，他还在手抄剩下的几篇遗文，以补充全集的空缺。《闻一多全集》最终在1948年8月出版，而出版的那一刻，朱自清也与世长辞。

朱自清的生死，正好见证了他们深厚的友谊。1949年8月，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闻一多拍案而起，敢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因为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