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42岁

一月，在《晨报副刊》与陈西滢笔战，事在“女师大事件”之延长线上，而《语丝》社与《现代评论》派文人间之割裂愈甚。三月，“三·一八”惨案发生，周氏情绪愤懑，收集“整顿学风文件”一组，为“三·一八”事件溯源存目，以为整顿教育、维持风化、屠杀学生、钳制思想四位一体，启孙传芳、蒋介石肆行残杀之端绪。周氏直至晚年仍时时提及“三·一八”，视其为中国知识分子事业兴衰之转折，而其关键，则知识分子阵营内部立场之分化也。四月，《京报》披露一份包括四十八人的暗杀名单，周氏兄弟在列，《京报》总编辑邵飘萍死难。八月，枪杀《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逮捕《世界日报》主编成舍我，北京空气日趋紧张，孙伏园、林语堂、鲁迅、川岛等相继南下，周氏留住如故。九月，任可澄率军警武装接收女师大。周氏仍为女师大事奔走努力，兼有文章批评诸事，然力量已趋低落，盖如周氏所言，“三·一八”后，知识分子之斗争史，已走下坡路也。

周作人像，载1921年《北大生活·写真集》

1月

1日 在《世界日报》“新年增刊”发表《在中国的日本汉文报》，署名周作人。

日记：“上午邀三沈、钱、马、刘、徐、三张、二孙及川岛饮屠苏、吃杂煮，下午均去。玄同、伏园、春台留，晚十时去。”[1]

2日日记：“上午收东京一诚堂寄书三册。”

本日周氏得书：《近世生活と國文學》（麻生矶次）、《醒雪遗稿》（佐佐政一）、《俗曲評釋ノ上方唄》（佐佐政一）。

3日日记：“上午同川岛往北海漪澜堂，二李、二沈、二徐、二马、林、张、朱、章，共来十三人。”[2]

4日在《语丝》第六十期发表《司徒乔所作画展览会的小引》，署名周作人。[3]

5日在《京报副刊》第三七五号发表《半席话乙》（内《管闲事》一则），署名何曾亮。

6日日记：“收晨报社交来板税洋二十五元。”

7日作《笔名》一篇，其中云：“我的笔名真太多了，现在不必一一列举，这个何曾亮即是其一。……这三个字乃是译语，原文是古文，即是‘岂明’。”

日记：“上午往邮局，取丸善、玉英堂寄书各一包，共三册。”

本日周氏得书：《川柳吉原志》（佐佐，西原）、《儿歌之起源与历史》（ㄅㄝㄊ）、《万ㄛㄌㄊㄟル评传》（ㄝㄙ攵ーㄋㄚㄙ）。

8日日记：“在东亚取书一本。”

本日周氏得书：《日本现代诗选》（北原白秋）。

9日在《京报副刊》第三七九号发表《半席话丙》（内《八千元》一则），署名何曾亮。

日记：“下午往凤举处同幼渔谈，五时半返。……绍原来，不值。”

10日在《京报副刊》第三八O号发表《半席话丁》（内《国魂之学匪观》《笔名》两则），署名何曾亮。

11日在《语丝》第六十一期发表《关于“狐外婆”》，署名岂明。

12日在《京报副刊》第三八二号发表《刘百昭的骈文》，署名岂明。

14日在《京报副刊》第三八四号发表《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为甚还不解散？》，署名岂明。其中云：“此刻中日之间还办什么鸟文化事业，中国委员会为甚还不自行解散，或由教部撤消？……日本谋害中国的意思一天一天的显出来，……中国人心如尚未死绝，有组织与韧性的排日运动当然与民国十五年同时兴起。这运动中自然有好些不同的办法，我所觉得最重要的是消除中国国民对于日本之信托与亲近，对于日本对华一切行动加以怀疑与反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在广播不信托日本之种子，使大多数人民的心里都长出根深蒂固的排日思想，养成反抗日本以及一切内外迫压的力量。”

16日作《茶话乙》之小引，将此前《语丝》发表的五篇《茶话》“总称之曰甲，以后续写，从乙起以干支纪数”。

17日在《京报副刊》第三八七号发表致庶常函（作于15日），题《关于骈文的通信》，署名岂明。庶常以为刘百昭的骈文尚无大误，不值得计较，周作人就此作答。

日记：“上午不睡，写小文，晚语丝集会，不去。”

顾颉刚本日日记：“《语丝》近来文甚少，屡邀予作，未之应。昨来函，谓将以无文停刊，想不忍见其夭折，因以旧日笔记一则抄与之。予近日对于鲁迅、启明二人甚生恶感，以其对人之挑剔诟谇，不啻村妇之骂也。今夜《语丝》宴会，予亦不去。”

司徒乔绘周作人像，原刊1936年11月5日《逸经》半月刊

18日鲁迅日记：“访李小峰，取《雨天之书》十本。”此后2月15日日记：“上午董秋芳来，赠以《出了象牙之塔》《雨天的书》各一册，《莽原》三期。”董氏收读后撰《读过<莽原>》一篇（刊3月6日《京报副刊》第四三O号，署名冬芬），其中云：“《雨天的书》的风格，很足代表它的作者周作人先生的独有的风度，‘幽默’中带着严重的意味，这是读过他的东西的人们都知道的。”

20日在《晨报副刊》第一四二七号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署名岂明，批评1月13日《晨报副刊》徐志摩《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是“恭维陈源（西滢）先生的学问文章及品格的”，尤其批评徐志摩恭维陈源“对于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一点。《晨报副刊》同期刊发徐志摩《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系对周氏文章的回应。

陈源本日致周作人函：“先生今天在《晨副》里骂我的文章里，又说起‘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教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话先生说了不止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骂我的文章里，而且语气里很带些阴险的暗示。……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所以，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请先生清清楚楚的回我两句话：（一）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说的两个人里面？（二）如果有我在内，我在什么地方，对了谁扬言了来？”

21日在《京报副刊》三九一号发表《北京的一种古怪周刊<语丝>的广告》，未署名。其中云：“《语丝》是我们这一班多少有点‘学匪’脾气的人所办的，……这里边是无所不谈，也谈政治，也谈学问，也谈道德，自国家大事以至乡曲淫词，都予以同样的注意，这是说在我们想到要说的时候。我们的意见是反道学家的，但我们的滑稽放诞里有道学家所没有的端庄；我们的态度是非学者非绅士的，但我们的嬉笑怒骂里有那些学者绅士们所没有的诚实。我们不是什么平衡家，或专门的文士，所以议论未必公允，文章也没有水平线可说，不过这足以代表我们的真实的心，这一点似乎是值得广告的。《语丝》的最大的特色在于‘不说别人的话’，至于‘不用别人的钱’或者还是第二点。……”

周作人本日致陈源函：“承问两项，奉答如左。（一）先生在不在那两位名人里边，只请先生自省一下，记得说过那句话没有，就自然知道。这第一项我答得如此含胡，因为（二）那句话我是间接听来的，如要发表说话的名字，必要先得那位中间的见证的允许。所以请再等我两三天，俟问过那位之后，再当明白奉答。”

22日周作人本日致陈源函：“前日所说声言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两个人，现经查考，并无先生在内，特此奉复。”此系应张凤举要求而作出的回复。《知堂回想录·语丝的成立》：“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后来陈源追问来源，欲待发表，而凤举竭力央求，为息事宁人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了。这是当断不断的一个好教训。”

周作人本日致陈垣函：“近来想译日本‘古事记’中之神代卷，虽已有三四种参考本，尚嫌不足，知尊处图书馆中有‘世界圣典全集’，可否请将其中日本之部（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一册赐借一个月，不胜幸甚。如蒙许可，请一示复，当携借条往领也。”[4]

23日林语堂本日致周作人函：“蒙赐下《雨天的书》，感甚。……听说你的文章效力很大，引起了西滢给你一封信，那么照这样也非写一封给我与半农不可？给《晨报》做文章也有点危险，看你招出来志摩那些下文，糟不糟？……志摩实在是真诗人，‘诗人眼’恐怕是真的，从这篇文章看起来。但是我对于他十分的体谅就因为这一点。以后在《晨报》做文章实在不大犯得着。”

后《晨报副刊》第一四三三号（1月30日）发表陈源整理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内除其致周作人函及周氏复函各两通外，还收录其致张凤举函及张氏复函各二通、其致徐志摩函一通，共9通，并附其致刘半农函两通、刘氏复函一通。

24日在《京报副刊》第三九四号发表《国语文学谈》，署名周作人，收入《艺术与生活》。

25日在《语丝》第六十三期发表《茶话乙》（含其六《和魂汉才》、其七《回丧与买水》两篇），署名岂明，收入北新版《自己的园地》。

26日作《什锦独白》一篇。

徐志摩本日致周作人函：“绑了你的文章，读了你的信，又得了你的书，过好几天不曾回你，有罪有罪。……我妄想解围做和事佬，谁想两头都碰钉子，还是你一边的软些，你只说无围可解；那一边可是大不高兴，唬得我再也不敢往下问，……同时我却还有一句老实话，启明兄以为是否？谑固然不碍，但不当近虐；新近有许多东西玩笑开得似乎太凶了。说来我还是不明白我们这几个少数人何以一定有吵架的必要。……见到凤举盼代问《国民新报》的副刊可否送我看看”，“方才看了半农的俏皮，别的我不管，有一条甚使我不安，就是凌女士那张图案，我不早就在京副上声明那完全是我疏忽之咎，与她毫不相干，事实如此，人家又是神经不比蠢男子冥玩，屡次来向我问罪，这真叫我狼狈万分。启明兄，你有法子替我解围否？”

28日在《国民新报副刊》第五一号发表《日本的恩惠》，署名岂明。其中云：“……助张倒郭，日本既公然行之，乃更进一步而助张入关。……日本的恩惠现已普及于我们国人，除尊奉亲日的高等华人外，我们不可忘记这个助长内乱，扶植恶势力的大恩惠，不可不思感激图报。……”[5]

29日日记：“收商务板税洋十八元。晚品青、小峰来。”

30日作《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

林语堂本日致周作人函：“‘无聊’可不是吗？但是不打算无聊至于如此。……我并不想做文章，跟他无聊，除非到必要时候。那个时候恐怕就得说个清楚，到底糟塌天下之女性果在《语丝》里边人，还是那一方。事实总不容否认。……西滢软下脚来谓‘那晚我们都是站在怀疑地位’，好像很尊重女性的。这使我不佩服。‘臭毛厕’既可说了，则对于女学生未必尊重到如何。这又是假面具之一。女学生可以叫局的话，在他人可以固谦否认，而在说臭毛厕的西滢则似无争执之必要。……此殆则章士钊所以主张特别整顿女学生学风之理由吧？故女大治学生特严，态度与说女生以叫局者似甚一致。……”

31日作《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附记”一则，其中云：“我真十分抱歉，将这个题目写在纸上已有足足四个礼拜，却还没有添上一个黑字，直到现在。我并不是怎么贵忙，实在是我的闲工夫都被无聊的事件占据去了。……我们有一种抽大烟似的瘾，每日一定要看报章，在休刊时便感到不愉快，但是报上都是些无聊的事件，看了就使你倒灶。费了工夫与力气去写，谈，想，把自己的正经事情搁在一边，被魔力制住了似的不能去动手。我这四个礼拜——不，近四五年，近七八年来就是如此。我本来只有一点微力，但是连这点微力都不容我好好地用在正经事情上面，你想这痛心不痛心？然而我也并不怨,悔，因为这样是我们生在此刻的中国人的运命，也是个人的特殊的气质，无从去怨天尤人。我恐怕只能这样下去，永远不能锁到书斋里去专门用功，我只希望略略打破那种魔力，不要迷惘地终日与空虚抓打；我愿意得到一个‘中庸’的办法。我的预定的格言是，‘行有余力，则以学匪’，这是圣人的遗训，我只改了他一个字。”

日记：“下午品青、小峰来，五时玄同来，十一时去。得凌女士函。”

凌女士即凌淑华，其来信是要求周氏在和陈西滢的笔战中不要把她拉在里边。周作人《几封信的回忆》（1963年）：“……不久女高师风潮起来，《现代评论》援助校长杨荫榆，《语丝》则站在学生一方面，便开始了激战，我和现代派的主将陈通伯也是相识，却不免争论起来，鲁迅则更是猛烈。其时恰巧发生了一种传闻，是关于他们婚约问题的，不知是谁的文章里约略的涉及这事，于是凌女士来信请求，不要把她拉在里边。我很是同情她，也真诚的愿望得到美满的婚姻，但是我很抱歉，只好复信说，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因为我不是全权的编辑，许多《语丝》同人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

徐志摩本日致周作人函：“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我今天与平伯、绍原、金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们出来劝和，……我已经十三分懊怅，前晚不该付印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我非常的欣喜，因为老兄竟能持此温和的态度。至于通伯，他这回发泄已算够过够了，彼此都说过不悦耳的话，就算两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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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马”当为马幼渔，“二孙”系孙伏园兄弟，“三张”之一应为张凤举，其余“二张”未能确定。

[2] “二李”当为李圣章、李书华、李玄伯中二位，“二沈”应为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中二位，“二徐”应为徐耀辰、徐旭生，“二马”应为马幼渔、马叔平，“章”章川岛。

[3] 按，司徒乔（1902-1958，广东开平人）系燕大学生。

[4] 此函据手稿引用，函见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学院及西泠印社主办之“陈垣先生遗珍北师大回校展”，2023年12月10-12日，承袁一丹教授拍照微信公示。此函未署写作年份，笔者据事推断为1926年。

[5] 《国民新报》系由国民党左派主持，1925年底发行，邓飞黄主编；1925年12月2日，应邓飞黄邀请，鲁迅、张凤举按月轮流主编《国民新报副刊》乙刊。

2月

1日在《语丝》第六十四期发表《什锦独白》《陈源先生的来信》两篇，前者署名大闲，后者署名岂明。

日记：“上午寄凌女士函。”

3日在《晨报副刊》第一四三五号发表《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署名岂明。本期《晨报副刊》同时刊发李四光致徐志摩函，题《结束闲话，结束废话！》，其中指周作人“曾经无故的骂我一次”。

日记：“下午往燕大，收凤举赠书一本。”

本日周氏得书：《影画》（ゴツス论文集，凤举赠）。

4日日记：“上午张友松来。下午冯文炳来。玄同来，十一时去。”

5日日记：“在北京饭店买书一本。”

本日周氏得书：《ガツリヴエル旅行记》（スヰフト）。

6日在《京报副刊》第四O七号发表《代邮——寄徐志摩先生》[6]（作于本月4日），署名岂明。3日《晨报副刊》发表《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时，编者将末节“至于陈先生说我传布这个流言，侮辱中国女性，大有非谢罪不可之势，我觉得别无答复之必要，因为陈先生没有质问的资格”最后一句修改为“因为陈先生没有质问的权利”，周氏特加声明，并兼答复李四光文。

日记：“上午得达夫杭州函，寄复。下午往小峰处及孔德，收书洋三二元。六时往东兴楼驼群之会。得群益汇洋三百元。”

7日日记：“下午往青云阁佩文斋取汇款，买《书林清话》一部。”

8日在《语丝》第六十五期发表《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及附记，署名岂明。

9日作《外行的按语》一篇，收入《谈虎集》，批评蔡元培“对共产，赞成其主义，但主采克鲁泡特进之互助手段，反对马克思之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阶级斗争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不容我们有什么赞成或反对的余地”。

日记：“下午为《语丝》译《古事记》七节。”

10日日记：“下午整理拟给群益之旧稿。”

11日日记：“下午往北京饭店买书两本，又至东亚公司买书两本，又取来注文书两本。”

本日周氏得书：《外套及其他》（ゴゴリ）、《神道》（アストン）、《家庭用儿童剧三》（坪内逍遥）、《芭蕉论》（野口米次郎）、《信ト美》（柳宗悦）、《小サイ國文學史》（植松安）。

13日丙寅年正月初一。

日记：“丙寅元旦，……下午玄同来，十一时去。”

14日作《<忆>的装订》一篇。《忆》系俞平伯诗集，朴社1925年12月初版。

15日译《古事记》九则（第八-十六则），并作译后附记一则。

17日译柏拉图诗一首，并作译后记一则。

18日日记：“上午往东亚公司买书三本。”

本日周氏得书：《有史以前の日本》（鸟居龙藏）、《支那南北记》（木下杢太郎）、《修道院生活》（三木罗风）。

19日在《京报副刊》第四一五号发表《<忆>的装订》，署名岂明，收入《谈龙集》。

日记：“遣齐坤取丸善小包，内书二本。”

本日周氏得书：《江户软派杂考》（尾崎久弥）、《浮世繪と頹廢派》（尾崎久弥）。

20日日记：“上午往东亚公司买书一本。”

本日周氏得书：《东洋美术史》（大村西崖）。

21日日记：“上午译《古事记》。”

周作人本日致江绍原函：“……那本‘老和尚背了鼓来了’的书，我已寄赠给北大研究所歌谣研究会，所以你如要借，请函告沈兼士先生可也。”

22日在《语丝》第六十七期发表译文《汉译古事记神代卷（1）》七则（第一-七则），署名岂明，收入《古事记》。

日记：“下午整理旧稿。”

23日日记：“上午寄群益函，又稿一部分。”

24日许寿裳本日致周作人函：“奉示并大著《雨天的书》，拜领敬谢。兄之文章是我所最爱读的，平正通达四字惟兄足以当之，钦佩钦佩。对于西滢事，想是暂守沉默，将来尚有大文发表；此人之卑劣，多阴谋，实在令人讨厌”，“女师大教务事大，实非我所能胜任，加以失眠加剧，故决意坚辞。后来因为易君于校事太隔膜，大概是被外界包围而不自觉，以致现代派想乘机侵入，学校发生困难，弟目击情形，自不能不暂时变通，度此难关。现在大体就绪，……关于教课，文预二年生希望兄担任语体文二小时，弟已托郑介石君代述，明后日尚拟面恳也。”

25日日记：“上午季茀来访。”

26日在《京报副刊》第四二二号发表《李完用与朴烈》，署名岂明，收入《谈虎集》。

日记：“下午至东亚付款，取来书二本。……晚伏园来。玄同来，十时去。”

本日周氏得书：《現代新詩史と詩講話》（井上康文）、《独步病床录》（真山青果）。

周作人本日致江绍原函：“……明日下午‘禄米’二君当来谈，如有暇可请光临。洒鸡血事绍兴古已无之，唯在南京当‘山上的水手’时，除夕出游，见‘湖南’（据说）人客居门槛有血，云系杀鸡而洒其血于此，但系‘扭’抑割则不可知矣。”

27日日记：“上午得其中堂寄《巾箱小品》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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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该篇副题目录栏作《答徐志摩先生》，本谱按正文录入。

3月

1日在《语丝》第六十八期发表《茶话丙》及《戏译柏拉图诗》。前者署名岂明，含第八《花煞》、第九《爆竹》两篇，收入北新版《自己的园地》；后者署名岂明，收入《谈龙集》，为《希腊小诗二》之一篇。

日记：“下午风，作小文，晚了，予京附。”

2日日记：“往燕大，又访刘廷芳君。至东亚公司收书四本，又买两本，得文学大系三册。”

本日周氏得书：《东西文学比较评论》（上）（高安月郊）、《一茶と良寬と芭蕉》（相马御风）、《奧之細道の新研究》（大薮虎亮）、《小唄研究》（汤朝竹山人）、《现代文解释法》（塚本哲三）、《袖珍国语辞典》（塚本哲三）。

3日在《京报副刊》第四二七号发表《是真呆还是假痴》，署名岂明，批评日本宇高宁著《支那劳动问题》中“称章锡珍唐继尧周作人等为共产党首领等等”之谣言。

5日译《大逆之裁判》一篇，原刊2月27日《读卖新闻》。文章记述2月26日日本人对朝鲜义士朴烈夫妇的审判。

6日日记：“下午收东洋文库寄书五本，赴半农晚餐会。”

7日在《京报副刊》第四三一号发表译作《大逆之裁判》，署名岂明。

8日在《语丝》第六十九期发表《汉译古事记神代卷（2）》、《茶话丁》及《致川岛》三篇。《汉译古事记神代卷>（2）》收所译《古事记》九则（第八-十六则），署名岂明，收入《古事记》；《茶话丁》含第十《再关于伊索》、十一《艳歌选》两则，署名岂明，收入北新版《自己的园地》；致川岛函作于三月一日，署名岂明，仍系关于陈源的“闲话”。

9日作《希腊女诗人》一篇。

日记：“收东亚书二本。”

本日周氏得书：《一茶俳句新释》（川岛露子）、《近松世话物十选》（吉泽、和田）。

10日日记：“下午往燕大，在东亚买书二册，又访小峰，买《盛明杂剧》一部。”

本日周氏得书：《长唄全集（一）》（春阳堂）、《繪島の生涯》（高木文）。《盛明杂剧》是明沈泰编辑的杂剧集，分一集、二集两编，每编各收明代人所作杂剧剧本三十种，共六十种。

12日日记：“上午得李金发君函。”

周作人1926年日记选页

13日《京报副刊》第四三七号发表《孙公周年纪念会场》小杂感十则，其中第三、四则系周氏所作，署名“寿”。其三云：“从主席的开会词里我们自然听到许多努力，然而也因此把我们的眼泪吓住了。”其四云：“在到处遇见的‘国民党党员征求处’前，我屡欲被征。然而我终于没有写下我的名字，正如我在到处遇见的花生米挑上不想买了吃一样。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不想买了吃的缘故。大概，看饱了也就抵得吃了。”

日记：“晚赴《语丝》之会。”会上同人在《语丝》出刊方面颇多争论。

14日日记：“井上君赠汉译《日莲》一册。”[7]

钱玄同本日致周作人函，揭示13日晚《语丝》集会之内部争论：“昨晚之会，我想不是‘日韩合并’的问题，而是‘中俄问题’了。盖‘向导派’‘三民派’‘醒狮派’都具备也。我和凤举简直有到手‘金卢布’的嫌疑，高唱‘第三国际’及‘工人无祖国’之说。你和语堂主张联俄，但毕竟只认为国民党可以与共产党合作而已。半农，二孙，与LAI样简直是国家主义的曾琦，大有‘驱逐加拉罕’‘打倒赤色帝国主义’的况味。你看我这比喻对吗？

闲话少说。却说我这到手金卢布的卖国贼当然是极端愿意合并。不过照昨宵之空气，窃恐爱国心强烈的人过多，合并却非上策。我现在要说一句‘希望不至于“不听则亡国”’的话：将来若不幸而闹到‘合久必分’，一定不是昨日侬公所虑，我以为稿子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或者会有，可是决不发生在玄同、岂明、语堂、旭生诸人，详下），要发生问题必在印刷发行等方面。若果在此等方面闹到猛、语决裂，[8]的确将如侬公所言，是‘鸭屎臭’的。故鄙意还是慎之于始的好。此非鄙人之主张，乃是鄙人□察国情而不胜其点点，故发此违心之论也。

至于稿子问题呢，我不敢代表周、林、徐三人（但相信他们大致与我相近），我是毫无成见的，除了孤桐、西滢两公不能不另眼相看外，就是徐志摩、丁西林我也可以容纳（自然这四人都决不会送稿子来的志摩难说，所以乐得这样说说）。可是侬公不愿意国民党来鼓吹三民主义，肖度公不愿意他的‘吾家子升’来鼓吹非宗教，则或者也要发生一些问题了。我的谬见，总觉得还是‘太丘道广’些好。除了很显明的“□”不得不反对，例如鼓吹复辟，鼓吹文言，鼓吹向孔丘与耶苏叩头……以外，三民主义也好，好政府主义也好，‘苏’制也好，无政府主义也好，就是国家主义也好（只要比曾琦略为不讨厌些，也就可以容纳），国语也好，方言也好；汉字暂且维持也好，注音字母也好，罗马字母也好；规规矩矩的文章也好，放屁放屁的文章也好；赞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也好，反对基督教也好；到天安门前去痛哭流涕也好，在爱人怀里做‘狄卡丹’也好。……天下最可厌者，便是清一色。夫彼孙公中山者，宁非当世伟人？彼之《三民主义》《孙文学说》，虽不高明之言论也颇有，然他的功业一定比得上王安石，他的著作（即《三》《孙》）一定比得上黄黎洲之《明夷待访录》。老实说，我是觉得不谈政治则已，苟谈政治，救中国之策莫良于三民主义矣。然而给什么左派右派也者一味空嚷，大家都做那千篇一律，千言万语只是一句话的文章，真叫做‘以水济水’‘若琴瑟之专一’矣。故依鄙见，要它驳杂不纯些才好，虽然殆未易言也。”

15日在《语丝》第七十期发表《茶话戊》，含第十二《心中》一则，署名岂明，收入北新版《自己的园地》。

16日在《京报副刊》第四四O号发表《排日——日本是中国的仇敌》，署名岂明，其中云：“中日共存的理论是对的，不过他的前提是先要中国有排日的决心与毅力，没有这个的共存就是合并。”

在《国民新报副刊》第九一号发表致公苌函（作于3月12日），题《糊涂双簧》，署名子荣。后《国民新报副刊》第九三号（3月18日）又刊公苌致子荣的复函一通，题《糊涂帐》。

日记：“（下午）往邮局取玉英堂书一部二册，往燕大。”

本日周氏得书：《日本家科百科事汇》（富山房，二册）。

17日日记：“下午往燕大，取丸善小包，书三册。”

本日周氏得书：《日本标准文法》（松下大三郎）、《奥之细道评释》（荻原井泉水）、《川柳江户名物》（西原柳雨）。

1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本年3月，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日本公然支援奉军，于12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遭还击。日乃向段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诸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3月16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停止津沽间军事行动并撤除防务等等，限48小时内回复。北京各界为反对日本等国侵犯中国主权行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于国务院门前，遭执政府卫队开枪射击，死47人，伤150余人。

日记：“下午往燕大，因请愿不上课。府卫开枪，死伤甚多。”

周氏对“三·一八”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颇为看重，《知堂回想录》特撰《三一八》一节，云：“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队对于请愿的民众开枪，造成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的惨案，这乃是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布置而成的局面，其手段之凶残，杀伤之众多，都是破天荒的；后来孙传芳蒋介石的肆行残杀，差不多都是由此出发的。”《六月二十八日》（1926年6月28日）云：“……但据我想来，这决不是普通的事件，实含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值得我们的纪念的。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起头一样，这三一八乃是迫压反动的开始。我并不是自诩先知，预备到市场去挂牌卖卜，这三四年来我天天在怕将有复古运动之发生，现在他真来了，三月十八日是他上任的日期。”《五四与三一八》（1948年）又云：“说起发源于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即是中国知识阶级的斗争史来，实在是很可悲的。这有如一座小山，北面的山坡很短，一下子就到了山顶，这算甲点，从甲点至乙点是小小一片平地，南边乙点以下则是下山的路，大约很陡，底下是什么地方还没有人知道。……这其间的知识阶级运动的兴衰史的书页是很暗淡的，……就所记忆的说来，我觉得五四与三一八这两件是顶重大的事，就是刚才所说的那甲点与乙点”，“我真觉得奇怪，为什么世间对于三一八的事件后来总是那么冷淡或是健忘，这事虽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义却是极其重大的，因为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和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及至三一八那时，执政府卫队公然对了学生群众开排枪，这情形就不同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直到晚年，1964年3月19日日记曰：“晨起见雪，不禁记起三一八那年来。闻翌日前往执政府收尸，见尸上都是一层雪，于今已是三十八年前的事了。”1966年3月18日日记又曰：“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亦已廖若星辰矣。”

19日作《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其中云：“……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上海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曲为谅解”，“张之江为国民军首领，现任西北边防督办，……不去专心军事而至再至三致电段章，力请整顿学风，为此次残杀者所得借口，不知是何居心”，“现今在这个北京城中发生了这样的残杀案，国民军的当局将怎么办？有补救的意思么？还是仍旧因循下去，仍旧整顿学风，令卫队开枪，奉令禁止或通缉？请随便罢，我的忠告止于此了。”

日记：“上午往北大二院赴会，午返。下午得其中堂寄书一部四册。”

本日周氏得书：《新译源氏物语》（与谢野晶子，四册）。

本日，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为由，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五人，“徐谦等并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

20日在《京报副刊》第四四四号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署名岂明。其中云：“……这又令我想到张之江与章士钊贾德耀唱和的整顿学风电。……贾德耀……现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当然也就是执政府卫队的统率者。”本日《京报副刊》还发表柏生《下命通缉乱党》，其中云：“李彦青通缉吴稚晖事件还在眼前，不料又发生章士钊通缉徐谦、李大钊、顾兆熊、李煜瀛、易培基五人事件了。”

作《可哀与可怕》一篇，其中云：“……而执政府不知怎地把这二三十个亲手打死的尸体当作宝贝，轻易不肯给人拿去，女师大的职教员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十九晚才算好容易运回校里，安放在大礼堂中。第二天上午十时棺殓，我也去一看；……当封棺的时候，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我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这一天心里不愉快极了，晚上就往市场去喝酒遣闷，不意遇见一位朋友，……他告诉我昨天校教联席中的故事，北大代表燕君如何的体谅政府，未就职的教长马君如何赞同，艺专师大代表如何肯说公话，……而且，据他说，女大学生也不在意，还对女师大学生表示，那时她们正好好地上课，（而你们在被卫队用枪打死！）我这时候觉得脊梁上的寒毛慢慢地竖起来了。……”

日记：“上午往女师大赴会。前日死刘、杨二人，午改殓。刘和珍系文本一年生，在宗帽时旧生也。下午五时返。”

21日在《京报副刊》第四四五号发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署名岂明。

日记：“上午赴女师大委员会，午返。”

22日在《语丝》第七十一期发表《我们的闲话》第一、二则及《汉译古事记代神代卷（3）》六则（第十七-二十二则），皆署名岂明。《汉译古事记神代记（3）》收入《古事记》。本期《语丝》并刊发《整顿学风文件》，内收《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临时执政段祺瑞命令》《民国十五年二月六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临时执政段祺瑞电》《民国十五年三月九日临时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复电》《民国十五年三月六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内阁总理贾德耀电》《民国十五年三月十日内阁总理贾德耀复电》《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复临时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电》六份文件。这份资料周氏于本月13日整理完毕，并撰“编者的按语”一篇，署名岂明；发表前，又于19日补记一条，云：“但我想不到实行整顿却来得这样快，就会有十日[9]国务院的大残杀与通缉乱党令。十九日又记。”

在《京报副刊》第四四六号发表《可哀与可怕》，署名岂明。

作《北大索薪代表之权限》一篇，其中云：“总之北大教职员只是委托燕君代表同人去索薪，并不请他去管别的事，……其权限只限于索薪，于索薪以外再去开口便是渎职，无论他是去攻击或敷衍政府。”

作《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一篇。

日记：“下午孔德告假，赴女师大会。”

鲁迅同日日记：“午后往女师大评议会。”

23日“三·一八”殉难者全体追悼会，作挽联一副，曰：“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日记：“下午伏园来，春台、陈学昭女士同来，云将南下。”

24日在《京报副刊》第四四八号发表《北大索薪代表之权限》，署名岂明。

25日参加女师大死难者追悼会，作挽联一副，曰：“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著，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日记：“上午往女师大赴刘、杨追悼会，下午返。”

鲁迅同日日记：“上午赴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

26日日记：“上午往女师大送刘、杨出殡，行至市口即往燕大。下午赴教职员会，讨论补课事。得吉田君寄赠书一本。”

本日周氏得书：《折れた翼》（吉田泰司，寄赠）。

本日，《京报》第三版刊发《政府果尚有大批通缉令耶》一篇，云：“……据深悉内幕者云，此次通缉令之由来，全因章士钊马君武等诬陷所致，……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4月9日第三版又刊登《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篇，揭露制定通缉名单之经过情形，并列出通缉之四十八人名单：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陈友仁、陈启修、朱家骅、蒋梦麟、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陈恒、马叙伦、邵振青、林玉堂、萧子升、李玄伯、徐炳昶、周树人、周作人、张凤举、陈大齐、丁维汾、王法勤、刘清扬、潘廷幹、高鲁、谭熙鸿、陈彬和、孙伏园、高一涵、李书华、徐宝璜、李林玉、成平、潘蕴巢、罗敦伟、邓飞黄、彭齐群、徐巽、高穰、梁鼎、张平江、姜绍谟、郭春涛、纪人庆。此名单后鲁迅《大衍发微》有收录。

27日日记：“上午凤举来，下午平伯、绍原、玄同来，晚饭后因风声紧急，相率散去。九时玄同亦去，同川岛送至公用库口外。”

28日作《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一篇。

日记：“下午往孔德，访隅卿不值。山本、池田二君来谈。”

29日在《语丝》第七十二期发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署名岂明，收入《泽泻集》。

日记：“下午往北大，……赴八国通牒惨案委员会，因议决违法与争，早退席，拟联名声明辞职。同凤举往访旭生商议，幼渔、士远亦来，回家已晚。”

30日在《京报副刊》第四五四号发表《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署名岂明。

日记：“下午往燕大，……付东亚款，又取书一本。……晚作小文。”

本日周氏得书：《一茶新集》（胜峰晋风编）。

31日作《新中国的女子》一篇。

日记：“上午寄乔风拉丁文法一本，下午往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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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佛教改革家日莲》，井上义澄编译，支那风物研究会1926年2月16日发行。

[8] 按，指《猛进》《语丝》两杂志。《猛进》1925年3月创刊，周刊，北大猛进社发行，徐炳昶（旭生）编辑。

[9] 按，此处“十日”当为“十八日”之误。

4月

1日作《恕府卫》一篇，其中云：“政府附属的卫队向来是有的，……不是今日始的，也不见得以前的卫队军警一定怎样高明，到了现在才变坏的，然而以前不开枪而此刻忽然开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的，卫队军警并不变坏，而北京的智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变坏了，所以政府中人敢于在中华民国首都的执政府前屠杀多人了。五四之役，六三之役，学生们烈烈轰轰闹得更要厉害，那时政府只捉了几个学生送交法厅，或用军警捕捉讲演的学生送往北大三院监禁在那里：那时为什么不开枪的呢？因为这是舆论所不许。……五四时代北京各高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反有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其实这样情形当然不是此刻才有的，去年大半年来早已如此，反反章士钊事件可以算是这个无耻运动的最高潮，而这回的残杀也就是其结果。政府以前还怕舆论制裁，不敢任意胡为，到了去年知道这些舆论代表与知识阶级都是可以使得变相的，……有了一部分‘知识阶级’做段章的镖客，段政府自然就胆大了，……”

日记：“上午往女师大，开学。下午往燕大，至东亚买书二本。……晚玄同来谈，十时后去。”

本日周氏得书：《人麿と其歌》（樋口功）、《元祿時代の經濟學的研究》（山本勝太郎）。

《京报副刊》第四五六号发表冯文炳《给岂明先生的信》（作于3月30日），系读周氏《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一文之感想。

2日在《京报副刊》第四五七号发表《恕府卫》，署名岂明。

日记：“上午闻炮声二响，下午往燕大。见晚报知上午大声非炮，系联军飞机在西直门外投炸弹。得武者君片。”此系奉军飞机飞至北京投弹，持续至5日，周氏日记皆有记录。

3日日记：“上午奉飞机又来掷弹，下午赴燕大浙江同乡会。”

4日《京报副刊》第四五九号发表林语堂《请国人先除文妖再打军阀》，起首云：“我今天早晨是有很重要的事的，但是因为看见岂明先生《恕府卫》一文，末段几句沉重的话，使我不得不决意抛弃很重要的事务来讲几句更重要的话了。我所要讲的就是今日智识界的分裂问题。”

周作人本日致钱玄同函：“近来的感想如何？连日飞将军自天而下，在‘首恶’之都大发其‘爆’竹，当能深厌市民之夙望，唯我辈稍为‘迷惑’耳。其实，这正如电车的电线断落头上，全是偶然，所以并不可怕，亦无所用其怕也。慨自‘318’以来，这个北京实属不成事体，……日前又走遍市场蒐求老虎报近来未买之份，终于得全，内有一篇[在32期（？）中]仏ㄗ之‘因雪记’，[10]不知已见否？如其未也，万不可不一瞻仰，我可以保证这一毛钱决不会白花。仏ㄗ原来乃是密宗（？），一日中所念之真言有六七种之多，且均系咒而非经，尤可注意。其念经已够无聊矣，但心经之类终究自己还成为一种东西，不过喃喃念之者是低能罢了，今我仏ㄗ所钦念者乃是揭谛揭谛之类也，岂不懿欤！……”

5日在《语丝》第七十三期发表《新中国的女子》，署名岂明，收入《泽泻集》。本期《语丝》还刊发董绍明致岂明及周氏复函各一通，总题《关于整顿学风文件的通信》，周氏函署名周作人，作于3月27日。

6日日记：“下午往燕大，伏园来。寄武者君函。”

7日在《京报副刊》第四六一号发表《洋铁水壶与通缉令》，署名岂明。

日记：“在东亚取书四本来。”

本日周氏得书：《日本文学史潮》（铃木敏也）、《国文学史概说》（藤村作）、《凡人崇拜》（户川秋骨）、《家庭医学读本》（正木不如丘）。

8日日记：“上午时闻炮声。”

10日在《京报副刊》第四六三号发表《论并非文人相轻》，署名岂明，其中云：“我虽有轻陈源先生之心，却并不因为他是文人，我也是文人，于是相轻起来，这是我要郑重声明的。我轻陈源，与他之是否文人毫不相关，我只轻他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

作《恕陈源》一篇。

日记：“上午往北大，知政变。夜闻炮及机关枪声甚烈，睡不甚安。”[11]

11日作《论并非睚眦之仇》一篇。

日记：“上午飞机来投炸弹。小见寺君以武者君介绍来访，饭后去。下午静子发热，三孙及陈、罗、石、张、陆诸女士来访。冯文炳君来，借去アブレイウス及シモンズ共三本。”

12日在《语丝》第七十四期发表《茶话己》，含第十三《希腊女诗人》一则，署名岂明，收入北新版《自己的园地》。

在《京报副刊》第四六五号发表《恕陈源》，署名岂明。

日记：“上午飞机在西南城一带投弹甚多，……下午发冷两次，热又升至三九度。身上发红斑，一夜不能安睡。”

13日日记：“上午芳子率小儿辈往东城避炸弹。”

15日日记：“是日西北军退出北京。”

17日日记：“下午耀辰来访。”

18日为吕沄沁诗辑作附记一则，云：“我觉得中国新诗有一个毛病，便是说得太清白，大约是胡适博士提倡时留下来的余弊。我想，中国韵文可以无韵，但古来传下来的所谓‘兴’却似乎有点意思。近来新名词里所说‘象征主义’也不外这个变相罢。‘兴’不是比譬，只是一种‘不即不离’的联络及暗示。《诗经》中例颇多，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亦可为例；如新诗中能运用此种笔法或能造成新的境界。不过这只是理论，要实行起来再看。”吕沄沁《漫云》，海音社文艺丛书之一，1926年8月海音书局发行，周氏附记附录于“诗”之后，署名周作人。关于周氏附记为什么会录入《漫云》中，作者有《周作人先生的附识为甚么在漫云中》一篇（作于11月10日）加以说明，刊《狂飙》第十一期（1926年12月19日），其中云：“……付印的时候正是我毕业实习的期间，抄写，校对，…全是秀中先生代办，那篇附识也被他抄上付印了。……我自己本想写几句话，后来想随读者看去吧，也未必有人看它，所以写成又把它撕了。本来作人，鲁迅，…都是我的先生，我也并不以名人的眼光去看他，不过佩服他们的见解，常常请他们指导。那篇附识是他平日写在上面的，《漫云》印好我才知道。因他所说的正是我的毛病，秀中先生既把它加入，作为先生给后生改文的纪念也无不可，所以就随它去了。我想读者也决不会以为我想借作人先生的名出书吧！因为要有意借名望很可以请我的先生们作一篇长序，师生四五年的感情，或者他不至于不作。不过加在里面而又不是序……不很合格，不免引人的怀疑。今把实在的情形写出几句来告诉读者。”

19日在《语丝》第七十五期发表《论并非睚眦之仇》《我们的闲话（五）》，皆署名岂明。本期《语丝》还发表顺风致岂明函，题《结婚与死》，函后有周氏按语一篇（作于3月16日），署名岂明。

20日译武者小路实笃《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并作附记一则，其中云：“三月十八日执政府大屠杀以后，我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郁抑，想起这篇东西觉得有些地方颇能替我表出一点心情，很想把他翻译出来。但是因为心绪纷乱，只起了一个头便又搁下了。十一日起忽发高热，足有十天不能出门，又拿出来看，在热退后的四五天里随手补译，到了今天总算已经写完了。我译这篇的意思，与其说是介绍武者小路君的著作，还不如说是我想请他替我说话。”

日记：“上午遣齐坤取商务汇款五十元，寄乔风函。下午半农来谈。译武者小剧，至今日了。”

23日日记：“下午往燕大，往访藤原君，赠《陀螺》一册。”

周作人本日致江绍原函：“从友人处借来几张《晨附》，得读《盟，诅》，至为愉快。唯第一分（癸）所说妓女吮恩客，我觉得是别一件事，因为这当是love-bite之一种变相，与恩客之以彼扭为乐（曾见什么小说）同一动因，记得Ellis在《性之心理》之‘恋爱与苦痛’一篇中曾有论及。丹麦Nyrop教授著‘接吻与其历史’中亦引文士情书，有什么我要kiss你，我要咬你之语。又你说其后将白化了，甚好甚好。关于口津，我觉得叶德辉所刻‘双梅影盦丛书’有一二条可用；如无此书，当钞上。”

25日日记：“上午改造社员上村君来，赠报四册。冯雪峰君来，借去《高濑舟》等三册。……绍原、品青、小峰来，饭后去。”[12]

26日在《语丝》第七十六期发表《我们的闲话（六）》，署名岂明。同期《语丝》发表冯文炳《无题之二》，文后有作者致岂明函一通。

27日日记：“闻邵飘萍君昨日被杀。”[13]

28日日记：“上午往女师大，往邮局取玉英堂书二册。下午同耀辰往法医院访凤举等，……晚赴坂西招宴。”

本日周氏得书：《新从吾所好》（石川岩）、《马琴日记抄》（饗庭篁村）。

29日日记：“付东亚公司款，取书一本来。”

本日周氏得书：《源氏物語の新研究》（平塚昇）。

3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八九五号发表周作人本月25日致蔡元培函，题《本校教授周作人君致校长书》，其中云：“……近且有暂不北上之消息，窃不能无惑焉。先生年高德劭，不宜轻入危乱之邦，暂时息影田园，待政治清明再行出山。爱惜先生者或主张此说盖未可知，即作人亦非不能了解，唯有未敢尽赞同者，请为先生一陈之。先生当年固曾系以政治问题去国，唯两三年来事过境迁，北大同人已主张‘政教分离’，评议会已议决不再以学校干涉政治，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浊，北大当不至再滚入漩涡中，于先生亦当别无危险。此其一。北大近三年来无日不在危疑困顿之中，在先生去国之时不得不由同人勉力支撑，得过且过，今先生既已归国，即使同人尚可支持，先生似亦不便坐视，况实际此刻已至途穷日暮乎，此其二。……作人在北大将及十年，除教课外于校务素不过问，今因先生不来北京与北大前途关系至大，偶有所见，不敢缄默。……”

1926年4月30日《北大日刊》第一八九五号发表《本校教授周作人君致校长书》

蔡元培于5月15日复函周作人（刊5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九一九号）：“奉四月二十五日惠函，语长心重，感荷无已。弟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慊愧万分。惟现因胃病大发，医生禁为长途之旅行，一时竟不克北上。稍愈决当首途，容晤罄一切。”5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九O六号还刊发《本校致蔡校长电》，云：“本校亟待先生主持，请于内阁成立后即行北上。”5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九一二号又刊发《评议会致蔡校长函》（作于5月18日），敦请蔡氏早日返校，主持一切。蔡氏于6月28日致电教育部，请辞北京大学校长及俄庚款委员职。

本月刘复著《瓦釜集》由北新书局发行，内收周作人《题半农<瓦釜集>（用绍兴方言）》一首，作于1922年春夜，署名仲密；书后又附周氏《中国民歌的价值（刘半农编《江阴船歌》的序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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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段祺瑞《因雪记》刊《甲寅》第一卷第三十三号，1926年3月13日出刊。

[11] “政变”指4月10日凌晨，鹿钟麟率部包围执政府，段祺瑞逃至东交民巷。

[12] 《高濑舟》，（日）森鸥外著；冯雪峰（1903-1976，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画室等，浙江义乌人），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畔诗社”成员，1925年到北大旁听日语课程，1926年开始翻译日本、苏联的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专著；上村系《改造》的编辑长，此行系向周氏约稿，周氏没有答应，《我们的闲话（十五）》记述此事。

[13]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后改名振青，字飘萍，浙江东阳人，《京报》创办者，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

5月

1日译《汉译古事记神代卷（4）》7则，并作译后附记一则，云：“不知道有几个月了，还只译了十分之四，真是慢极了。但是我们这样穷忙的人实在不很适于弄这种费事的东西，况且这个年头儿没有一天叫人家能够安静思索，不得不请大家原谅。至于后边的十分之六怎么办，我此刻还没有主见，更不必说什么时候可以完工的话了。”《古事记》的翻译至此中断，此后全书的翻译，已在1958-59年间。

日记：“下午寄乔风函，张友鸾君函，又书一本。”

2日日记：“上午作小文。”

3日在《语丝》第七十七期发表《我们的闲话》之七《左拉的家事》及译作《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左拉的家事》署名大闲；《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署“武者小路实笃作，周作人译”，收入《两条血痕》。本期《语丝》还发表采真译作《一本书》，据译者附记，其译稿“后又经启明先生校了一次”。

日记：“上午往女师大。下午北大假，语堂来谈，晚饭后去。”

4日日记：“得乔风快信。”

6日日记：“（下午）往燕大，往东亚公司取书一本来。”

本日周氏得书：《白鸟随笔集》（水守黾之助）。

7日日记：“上午往北大，姚梦生来谈，借去书一本。下午往燕大。”[14]

8日日记：“下午五时往公园长美轩，语丝社为语堂送行，共到十五人，晚十时返。”

9日日记：“下午顾颉刚、傅彦长二君来谈。”[15]

10日在《语丝》第七十八期发表译作《汉译古事记神代卷（4）》7则（第24-30则），署名岂明，收入《古事记》。

12日日记：“下午往燕大，寄群益函，往东亚公司取书一本。”

本日周氏得书：《日本歌谣史》（高野辰之）。

13日日记：“下午往燕大，又往一中讲演。”

14日日记：“上午往北大，满铁观光团来访。下午往燕大，赴北海宴语堂，共十人。”

15日日记：“上午往北大，访小峰，收支板税洋五十元（共二七O），午返。”

16日日记：“上午往孔德，赴隅卿约午餐，下午返。”

17日在《语丝》第七十九期发表《茶话庚》，含第十四《马琴日记抄》、第十五《牧神之恐怖》两则，署名岂明，收入北新版《自己的园地》。本期《语丝》还刊发谷万川《僵尸》一篇，文后附有周氏按语一则（作于4月25日），署名岂明，其中云：“《聊斋志异》虽系蒲松龄所著，其实述作都有，并非全是个人的创造，我看有些结构整齐的长篇，讲鬼狐恋爱或讽刺社会的，显系创作，有些却是纪录传闻，仍可以看出民俗，虽然在文字上略有修饰。”本期《语丝》还有《本报增加篇幅、定价预告》一篇，云：“本报出版以来，承大家帮助，已出了足一年半，现拟从八十一期起‘特别改良’，撰稿者仍旧是这一些人，内容上未必会有多大的进步或退步，形式上则拟改为二十页的中本，于阅读者稍有便利。但是因为这样一来，印刷各费要大一点，本社别无收入，不得不仍取诸读者，所以八十期以后的定价也须略为增加，定为本京每份铜元六枚，外埠连邮费洋三分。预定半年国内七角，国外一元，全年国内一元五角，国外一元八角。特此预告。附志 凡已预定者仍照原定期数按期寄奉，概不加价。在预告登出后一月内预定全年者，概打八折以示优待。”此《预告》发表时未署名，应系周氏撰稿。

18日日记：“下午往燕大，在东亚公司买书二本，……晚李天曜君来访。”

本日周氏得书：《爱欲》（武者小路实笃）、《井原西鹤》（片冈良一）。

19日日记：“因北大今年停招日文新生，凤举辞职，余去函声明告假两年。”

日文停招决定后有变更。6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九二五号）发表《北京大学布告》，谓“本校预科俄文班及日文班，本年仍招考”。

20日日记：“在东亚买书二本，又取来一本。”

本日周氏得书：《赖朝为朝》（幸田露伴）、《詩と農民生活》（白鸟省吾）、《新讲日本文学史》（岩城凖太郎）。

21日日记：“上午往北大，立教大学江尻君来访。……绍原、平伯来谈，饭后去。绍原借去书二部二本。”

23日译日本狂言之一《工东噹》一篇，并作译后附记一则。

日记：“上午作文，下午冯文炳君来。”

24日在《语丝》第八十期发表《我们的闲话》第八、九、十三则，第八、九两则署名“岂”（目录页作岂明），第十则题《“挥手郎图”》，署名大闲。第八则收入《泽泻集》，为《闲话四则》之一。

胡适本日致鲁迅、周作人、陈源函：“……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谊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我写这信时，怀抱着无限的友谊的好意，无限的希望。”

25日日记：“下午往北大，士远来谈校事。”

28日日记：“下午品青、小峰来，收板税洋百元，晚十时半去。”

29日日记：“上午往北大，付东亚欠款又取书二部来。”

本日周氏得书：《日本先住民の研究》（大野云外）、《新生》（岛崎藤村，上下）。

30日为刘半农诗集《扬鞭集》作序，其中云：“中国的诗向来模仿束缚得太过了，当然不免发生剧变，自由与豪华的确是新的发展上重要的原素，新诗的趋向所以可以说是很不错的。我不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们应当想法除去他，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我觉得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这便是一种融化。不瞒大家说，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她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清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

日记：“午驼群聚会，不去。”

31日在《语丝》第八十一期发表《死法》及《我们的闲话（十一）》，皆署名岂明。《死法》收入《泽泻集》《知堂文集》；《我们的闲话（十一）》收入《泽泻集》，为《闲话四则》之二。本期《语丝》还发表周灵巧的新诗《私语》，诗后附周氏按语一则（作于5月8日），署名岂明；又刊发陈但一致岂明函，题《大同大学的王孝子》，函后有岂明按语一篇，作于5月23日；还刊发孙自壹《同济大学的誓约书》，文后附“编者案”一则，未署名，体其文意用语，仍系周氏所作。

日记：“在东亚公司买书一本。与胡肇椿君约以后日往大连。”

本日周氏得书：《蒲生氏乡》《平将门》（幸田露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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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姚蓬子（1905-1969，原名梦生，字裸人，浙江诸暨人），1930年参加左联，1933年底被捕，次年5月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姚文元之父。

[15] 傅彦长（1891-1961，湖南宁乡人），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1917年留学日本，1920年留学美国，1923年2月回国。

6月

1日日记：“因恐京津交通梗阻，拟暂不去大连。致函胡君，得复，决定照办。”

2日日记：“晚赴燕寿堂燕大吴雷川先生之约，同平伯往吃冰吉林。收东亚公司书一本。”[16]

本日周氏得书：《新译源氏物语》（上卷，与谢野晶子）。

3日日记：“得群益函。”

4日日记：“下午往商务收板税洋二十元，买书一册。……往女师大开教务会议。幼渔来，交北大函件。”

5日日记：“（下午）往访小峰及隅卿。……寄群益函，又平伯、绍原函。”

周作人本日致俞平伯函：“偶与凤举说及，风声又紧急了，拟招前次在‘苦雨斋’吃酒而逃去的人们（凤、平、原，唯玄同恐未能再来，因正在当‘看护夫’）来夜谈，凤举表示赞成，不知你同绍原能来否？”

6日作《关于<炭画>》一篇，其中云：“这是十七年前的旧译，而且还是用文言写的。……但是，我至今还是很爱他，觉得这是我的译文里的最中意的一篇。因为原文实在太厉害了，所以虽是译文一点儿都不腴润轻圆，也觉得舍不得，想把他保存起来，流传出去。改译白话，实在也并非没有这个意思，不过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既然有了一本译文在那里，似乎也就不妨将就看看，不必在百忙中来动手，留下这点工夫去修别的胜业，或者较有意思罢。”

日记：“上午寄乔风函，哈尔滨杨君函，又《陀螺》一本。”

7日在《语丝》第八十二期发表《扬鞭集序》及《我们的闲话》第十二、十三则。《扬鞭集序》署名周作人，收入《谈龙集》。《我们的闲话》第十二则署名“岂”，收入《泽泻集》，为《闲话四则》之三；第十三则题《梁任公的腰子》，署名大闲。本期《语丝》还发表董秋芳致《语丝》记者函，题《陈源教授的报复》，函后附“记者案”一则，作于5月31日，未署名，应为周氏所作。

日记：“群益由银行汇钱来。”

8日日记：“八时同凤举等往坂西君处之宴，介绍荒木、原田二君，回家已十二时半。”

11日日记：“（下午）往赴平伯之招，在东亚取书三册来，又买一册。至女师大赴教务会议。”

本日周氏得书：《教育上之游戏》（ㄌㄧ）、《文藝た志す人た》（武者小路实笃）、《芭蕉俳諧の根本問題》（太田水穗）、《续续芭蕉俳句研究》（幸田等）。

12日日记：“上午至大陆饭店同尹默、幼渔、百年、凤举共宴大内、江藤、坂西、多田及方君，下午共赴尹默处谈中日学院事。……七时往北海赴伊凤阁君之招，与文人Pilniak夫妇茶话，十一时归。”[17]

13日日记：“午同尹默、兼士、凤举、半农共宴俄诗人等于家，共十人，下午散去。”[18]

14日在《语丝》第八十三期发表《关于<炭画>》及《我们的闲话》第十四、十五两则。《关于<炭画>》目录页及题目作者标署皆作岂明，文末另署周作人；《我们的闲话》两则皆署名“岂”（目录页署名岂明），其中第十四则收入《泽泻集》，为《闲话四则》之四。

日记：“上午往商务分馆收六十元，买《花间集》一部。至北京饭店及东亚公司买书。……（下午）得乔风函，寄书一本。”

本日周氏得书：《下谷丛话》（永井荷风）、《坦白之研究》（ㄏㄨーㄅㄌㄟ）、《筆の向くまゝ》（武者小路）、《小说神髓》（坪内逍遥）、《支那诗论史》（铃木虎雄）、《性的病理》（ㄎㄦㄚㄈㄊ·ㄝㄅーㄥ）、《江戶の噂》（三田村鸢鱼）、《南方随笔》（南方熊楠）。

16日日记：“在东安市场得旧书一本，……下午返，鲁彦来。”

本日周氏得书：《歌泽茶话》（英十三）。

17日日记：“上午往厂甸买信纸，又《花间集》及《词选》各一部。……下午返，作小文，寄去与小峰。”

18日日记：“上午作小文，下午伊凤阁君来，三村君来。收东亚注文书二本。得乔风函，寄复，又商务函。”

本日周氏得书：《幽秘记》（幸田露伴）、《北斋》（織田一磨）。

19日日记：“上午点《炭画》了。下午……往北大研究所开会，兼士邀适之饭，同往市场森隆，共六人。”

20日作《谈酒》一篇。

日记：“（上午）中日教育会假地开会，共八人，并午餐，下午四时左右散去。晚品青来谈，十二时去。”

21日在《语丝》第八十四期发表《我们的闲话》之第十六-十七及所译日本狂言之一《工东噹》。《我们的闲话》第十六题《怀孤桐先生》、第十七题《奴才礼赞》，皆署名大闲；《工东噹》署岂明译，收入《狂言十番》《狂言选》。本期《语丝》还发表侯齐贤致岂明函，题《何以颂之？》，函后有岂明案语一则。

23日日记：“上午往北海董事会，凤举宴滨田、岛村、大内等，共十人。”

24日日记：“下午往孔德，与凤举往访大内、滨田等，同往北海赴研究所宴。……平伯介绍高女士来寄居。”

25日日记：“下午介石来访。”

26日日记：“上午鲁彦来，下午凤举、平伯、绍原、玄同、川岛来。晚餐平伯作东，自歌小令，十时去。”

27日在《语丝》第八十五期发表《谈酒》及《我们的闲话》第十八、十九两则。《谈酒》署名岂明，收入《泽泻集》《知堂文集》；《我们的闲话》署名岂明（第十八则内页文后署名“岂”），皆收入《谈虎集》，入集时第十八则题《奴隶的言语》，十九则题《京城的拳头》。本期《语丝》还发表川岛致岂明函，题《关于一千元》，函后有周氏复函一通（作于21日），署名岂明；发表刘半农《关于<何典>里方方方及其它》一篇，文中附录周氏6月6日致刘半农函一通，署名之作。

28日作《六月二十八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书后》两篇，《六月二十八日》系为纪念“三·一八”一百天而作。

日记：“上午往孔德国文会议，午至北海公宴胡适之君，下午返。平伯来。”

29日日记：“寄群益函。”

周作人本日致胡适函：“绍原近状似颇窘，唯我们亦殊苦无‘救济’之方。他的‘礼部文件’我觉得颇有价值，现绍原虽有编集之意，但亦未能弄得到钱，不知兄能为向亚东一问乎？如能卖一笔款，或不无小补，此外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方法了。”江绍原7月5日致周氏函云：“日前在考古学会成立会会场，遇见适之先生，据说先生有信给他，讲礼部文件出版事。”

30日东方考古学协会召开成立大会，该会由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联合而成。[19]

顾颉刚本日日记：“……东亚考古学会开成立会，出席。……平伯与妻妹娴小姐恋爱事，早由诗文中看出。今日晤绍原，乃知娴小姐不愿嫁，逃至绍原处，今又逃至启明先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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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吴雷川（1870-1944，原名吴震春，字雷川，浙江杭州人），1922年起任教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先后任教授、副校长、校长。

[17] 伊凤阁（1878-1937），俄国著名汉学家，1901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满语专业，1902年来华学习汉文，任译学馆俄文教习。1923年应聘北京大学从事教学，1924年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汉文参赞；Pilniak，中译毕力涅克（1894-1937），又译皮涅克，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同路人”作家。1926年来中国作短期游历。

[18] “俄诗人”亦指Pilniak。

[19] 参见桑兵《桑兵自选集》之《东方考古学协会》，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第211-227页。

7月

1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六月二十八日》，署名岂明。

译日本狂言《雷公》一篇，并撰译后附记一则。[20]

日记：“下午往百年处赴中日学院之会。晚往中央公园应衣萍之招，共八人，十一时返。”

2日日记：“下午往女师大赴教务会议。”

3日日记：“上午达夫来。午王向晨、宋还吾二君来，留饭。”

4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四号发表《胡适之的朋友的报》，署名岂明。

日记：“上午鲁彦来。……下午往孔德，又访小峰，收板税洋百元，共四七O也。”

5日在《语丝》第八十六期发表《我们的闲话》第二十、二一、二二则及《“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书后》。《我们的闲话》二十则题《论别号之弊害》，署名大闲；第二一、二二则署名“岂”，三篇目录通署“岂明”，其第二二则评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禁止学生看《语丝》”。《“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书后》署名岂明。

日记：“（上午）付东亚款，又取来书三册，在北京饭店买英文书二册。下午得乔风寄《玉台新詠》一部。”

本日周氏得书：《南方闲话》（南方熊楠）、《江户传说》（佐藤隆三）、《小說より見たる支那國民性》（安冈秀夫）、《萨福》（ㄦㄛㄅーㄣㄙㄅ）、《希腊宗教》（ㄏㄞㄉ）。

6日周作人本日致江绍原函：“两次手书均悉。我所说的书店乃是群益书社，此外没有认得的店了。食物的禁忌，一时想不起来，只记得小人不准吃鸡心，说吃了要不聪明，又不准吃鸡爪，吃鸡爪的男孩会把书（千字文之类）抓破，——其实是无论吃不吃都是要抓破的，不抓破也被咻咻然的口息所呵，呵得烊破了。闻诸川公，亦云此外不知道，我也记得幼时除上述二者之外别无不准赏鉴之食物也。”本函署名“芝乍”。

7日日记：“下午品青、小峰、玄同来，晚饭后去。”

8日日记：“上午收东亚公司书一本。”

本日周氏得书：《名曲选》（高野辰之）。

10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十号发表致刘半农函（作于7月3日），题《条陈四项》，署名岂明，收入《谈虎集》。

日记：“下午往孔德赴毕业式，略讲演。”

11日日记：“上午作小文，下午绍原夫妇来，晚饭后去。”

12日在《语丝》第八十七期发表《茶话辛》（内第十七篇《文人之娼妓观》）及《我们的闲话（二三）》。《茶话辛》署名岂明，收入北新版《自己的园地》；《我们的闲话（二三）》署名“岂”（目录署名岂明），评论“报载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教次陈任中力主照准，派梁启超或章士钊继任”事。本期《语丝》还发表陈但一致岂明函，题《关于大同大学的王孝子》，函后附周氏复函一通（作于7月1日），署名岂明；刊发YH致岂明函，题《抄袭与谣言》，函后附“记者”案语一则，未署名，当为周氏所作。

日记：“下午得《一九集》一册。”

13日日记：“下午玄同来，晚十时半去。”

15日作《代表骆驼》一篇。

日记：“（下午）至东亚公司取书二册，访小峰。”

本日周氏得书：《荷风文稿》（永井荷风）、《猿の群より共和國まで》（邱浅治郎）。

17日日记：“上午衣萍来，午饭后去。”

18日日记：“（下午）介石来访。”

19日在《语丝》第八十八期发表《我们的闲话》第二四、二五、二六三则，署名“岂”（目录署名岂明）。其中第二四则以《支那民族性》为题收入《谈虎集》，评论日本安冈秀夫著《从小说上看出的支那民族性》，“共分十章，列举中国人的恶劣根性”，“我承认他所说的都的确是中国的劣点。……安冈的这本书应该译出来，发给人手一编，请看看尊范是怎样的一副嘴脸，是不是只配做奴才”，“但是我不希望日本人做这样的一本书。……我们知道现代希腊的确有点坠落了，但欧美各国因为顾念古昔文化的恩惠，总不去刻薄的嘲骂她，……我们决无权利去对日本主张债权，……但在日本方面看来中国确是有点像希腊罗马，不是毫无关系的路人。中国现在坠落到如此，日本看了应当很是伤心的，未必是什么很快意或好玩的一件事。我们不要日本来赞美或为中国辩解，我们只希望她诚实地严正地劝告以至责难，但支那通的那种轻薄卑劣的态度能免去总以免去为宜。”第二六则因蔡元培2月7日在北大旅沪毕业同学公宴上说“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北大内部现今似有党派的趋势”而写，其中云：“北大内部有党派，已是事实，也不是始于今日，因为有党派所以这才能说无所不包，……我知道自己也有毛病，便是不通世故。我在北京溷了十年，至今还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时代的意见与态度，这在现今似乎是很不通行的了。”

本期《语丝》还刊登“大同大学教员某”致岂明函，函后有周氏案语一则（作于7月6日），署名岂明，总题《谁的信？》。

日记：“得雪村快信，即复，为《新女性》起草作文。”

20日作《论做鸡蛋糕》一篇。

日记：“上午作文，午了，即寄去。下午衣萍来，平伯来，晚九时去。”

21日日记：“上午往东城，至东亚公司取书五本。”

本日周氏得书：《东西文学比较评论》（下，高安月郊）、《大正文学十四讲》（宫岛新三郎）、《日本童話の新研究》（中田千畝）、《土俗私考》（中山太郎）、《一茶百年记念号》（《早稻田文学》）。

24日日记：“上午往女师大讲演。……往邮局取书一本，至北京饭店买书二册。……收到上海书店寄来《味水轩日记》一部。晚赴语丝之会。”

本日周氏得书三册：《戀愛と性の傳說》（澤田顺次郎）、《希腊伦理思想》（ㄛㄎㄌㄟ）、《希腊社会生活》（ㄦㄞㄊ）。

25日日记：“下午访凤举，约百年等谈。晚饭后回，大醉。”

26日在《语丝》第八十九期发表《我们的闲话》第二七、二八、二九三则及《代表骆驼》。《我们的闲话》署名“岂”（目录署名岂明）；《代表骆驼》署名周作人。本期《语丝》还发表戎之桐《三一八受伤回忆》一篇，文后有周氏案语一则（作于7月15日），署名岂明。

《骆驼》创刊号目录

《骆驼》第一册出版，发表译作《论左拉》《希腊牧歌抄》及编后语《沙漠之梦（一）》三篇。《论左拉》作者署“英国蔼理斯”，译文后署“周作人译（1924）”，收入《艺术与生活》；《希腊牧歌抄》译文后署“周作人译”，含《情歌》《农夫》《私语》三篇，与收入《陀螺》者相同，唯《陀螺》收《私语》一篇有漏译六行，《骆驼》本补足；《沙漠之梦（一）》署名作人，作于1925年12月17日。

作《酒后主语》小引一篇，其中云：“现时中国人的一部分已发了风狂，其余的都患著痴呆症。只看近来不知为着什么的那种执拗凶恶的厮杀，确乎有点异常，而身当其冲的民众却似乎很麻木，或者还觉得舒服，有些被虐狂（Masochism）的气味。……你倘若有劳骚，只好安放在肚子里，（姑且不问‘腹诽’之罪，）要上来的时候，唯一的方法是用上好黄酒将它浇下去，……我想为《语丝》写点文章，终于写不成，便把这些酒后的胡思乱想录下来，暂且敷衍一下。”

日记：“《骆驼》出板。午至会贤堂赴绍原之招，下午返。晚往北海赴半农、幼渔、叔平之招。”

鲁迅同日日记：“下午得小峰信并《骆驼》两本，即复。”

27日日记：“下午凤举同傅书迈君来。玄同来，晚去。得乔风寄《阳春白雪》一本。”[21]

30日日记：“下午衣萍、品青、小峰、绍原、玄同先后来，晚九点半去。”

31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一卷第卅一号发表致刘半农函（作于7月28日），题《诉苦》，署名岂明，收入《谈虎集》《周作人书信》。其中云：“我想人类的最大弱点之一是自命不凡的幻想，将空虚的想象盖住了现实，以为现在所住的是黄金世界，大讲其白昼的梦话，这也有点近于什么狂之一种罢。……最好自然是去标点考订讲授或诵读《四书味根录》一类的经典，否则嫖赌看戏也还不失为安分，至于说话却是似乎不大相宜。老兄只要看蔡孑民胡适之丁文江张奚若陈西滢诸公以及中国的左拉法朗西等公正而且‘硬’的人物都不哼一声了，便可以知道现在怎样不适于言论自由，……骂人吧，这倒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世界日报副刊的空气是不大欢迎骂人的，……而且我已说过此后也想谨慎一点少做这样傻事呢。余下来的一件事只是去托古人代劳了。这却也并不容易。给人叫做‘毳（？）手’倒还没有什么，……我实在是苦于无书可翻，没有好材料，……”

周作人本日致江绍原函：“……今日偶与川公谈及绍兴小儿似不许食‘乌鲮鱼’，（川公写作无鳞鱼，形似北京的梭鱼，头扁平，身黑色。）据我所知系因其头上有七星，每夜拜北斗，食之将不能飞黄腾达云。此鱼及鲤，有些大人亦不食，唯不很热心于功名者则不拘，而在小儿乃似在所必禁也。……”本函署名“芝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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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界日报副刊》本日创刊，刘半农主编；所译《雷公》后刊《燕大周刊》三周年纪念号，刊期应在95、96、97期之间，因缺刊未见，不能确定，收入本年9月出版的《狂言十番》。

[21] 傅书迈即傅克兴，创造社早期成员。

8月

1日在《新女性》第一卷第八号发表《论做鸡蛋糕》，署名岂明，收入《谈虎集》。《新女性》，1926年1月创刊，月刊，妇女问题研究会编，上海新女性社发行（一卷七号起改由开明书店发行），章锡琛主编。

日记：“上午往豳风堂赴驼群之会，共八人，下午五时返。”

2日在《语丝》第九十期发表《我们的闲话》第三O则，署名岂明，宣布“《现代评论》社收受章士钊大洋一千元的事件，调查属实，在七月三十一日以前该社亦毫无辩解，业已表示默认”；又发表《致陈望道先生书》（作于7月30日），署名周作人，其中云：“从友人处得知先生对于我攻击《改造》的闲话深致不满，有‘索隐’之举，以为我有亲日嫌疑，故攻击日本以自掩盖，列举我的妻是日本人，及门外有日本旗二事为证。……先生有志于索隐，那自然是很好的，但我想进一句忠告，（因为以前先生代理编辑《新青年》的时候，我们曾通过好几回信，所以这不至于怎么唐突。）索隐大都是不可靠的，容易流于附会穿凿，蔡孑民先生的《红楼梦》，便是例证。……”

译哈利孙《希腊神话引言》一篇，并撰附记一则，其中云：“这是我的爱读书之一，这篇引言我久想翻译，但是因循未果，只抄译了讲鬼脸的一节，不觉荏苒又是一年多了。今日天热无聊，听不知何处的炮声如雷，不无枨触，姑译此消遣，比自己作文或较不费力，虽然或者有地方也未始不更费力。内容不知是否稍欠通俗，不过据我的偏见这些也是常识的一部分，我们常人所应知道一点的。”

日记：“下午绍原来，译哈利孙文。”

3日日记：“下午访小峰不值，……连日闻炮声。”

4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二卷第四号发表《霉菌与疯子》，署名岂明。

日记：“下午往研究所开会。”

5日偕女师大代表六人往教育部，就女师大与国立女子大学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事陈述己见。

日记：“上午同丰一至前门买鞋，又往女师大开会。偕代表六人往教育部访任可澄，不值，见教次胡汝麟而出，下午返。”[22]

周作人《女师大的运命》：“一个月前，我同女师大教员代表往教部，见到胡汝麟次长，我告诉他说，就事实而论，此刻两校无合并之可能，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使两校隔离而不在合并；两校愈隔离，便愈少纠纷，可以自由发展，待至一二年后，旧日的纠纷因隔离而消灭，感情也渐恢复，随后可以商议合并，倘若有合并之必要。”

6日日记：“上午往女师大，同代表等往教育部，又至任宅，均不见到，午返。……下午鲁彦、丛芜来，借去スヰフト一本。闻《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被杀。”[23]

7日日记：“上午张瑄堃女士来。得上海刘君来函，招赴岭南大学，即复函辞之。下午绍原来。晚赴小林君之招，同坐八人，十二时返家。得东亚书一本。”[24]

本日周氏得书：《近代英诗概论》（厨川白村，赠耀辰）。

本日，《世界日报》主编成舍我被捕。[25]

8日日记：“玄同、半农偕来，十时去。”

9日在《语丝》第九十一期发表《酒后主语》之小引及之一《两个鬼》，署名岂明，皆收入《谈虎集》，小引并收入《苦雨斋序跋文》。《两个鬼》云：“在我的心头住着Du 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著。……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

日记：“上午往孔德，竹田君来谈。”

10日作《艺术与生活·序》一篇，其中云：“这集里所表示的，可以说是我今日之前的对于艺术与生活的意见之一部分，至于后来怎样，我可不能知道。但是，总该有点不同罢。其实这在过去也已经可以看出一点来了,如集中一九二四年以后所写的三篇，与以前的论文便略有不同，照我自己想起来，即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也就有些相当的主张。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人道主义的文学也正是如此，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或艺术的理由。以前我所爱好的艺术与生活之某种相，现在我大抵仍是爱好，不过目的稍有转移，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此外我也还写些小文章，内容也多是关系这些事情的，只是都是小篇，可以算是别一部类，——在现今这种心情之下，长篇大约是不想写了，所以说这本书是我唯一的长篇的论文集亦未始不可。我以后想只作随笔了。集中有三篇是翻译，但我相信翻译是半创作，也能表示译者的个性，因为真的翻译之制作动机应当完全由于译者与作者之共鸣，所以我就把译文也收入集中，不别列为附录了。”

日记：“上午寄仓田《骆驼》一册。下午……作《艺术与生活》‘序’了，寄去。”

11日日记：“收东亚公司书一本。”

本日周氏得书：《源氏物语新解》（金子元臣）。

12日日记：“玄同来，晚十时去。”

13日日记：“晚东亚松本君引同文学生来访，为书‘不远千里’四字。收东亚书三本。”[26]

本日周氏得书：《享和句帐》（一茶）、《死に克つには》（武者小路）、《藤村の步める道》（山崎斌，赠耀辰）。

14日日记：“品青、小峰、衣萍来邀，同川岛往北海，在濠濮间茶点，九时回家。”

15日译丹麦尼洛普博士（Dr. Christopher Nyrop）《接吻与其历史》（The Kiss and its History）第四章《平安之接吻》。8月9日，开封抒真有《犯接吻》一篇致《语丝》，议论北京警厅“犯接吻者男子处四十元罚金，或四十天拘留”的新例（刊《语丝》第九十四期）。

日记：“上午衣萍来，下午去。母亲来。闻昨国民军退南口。为秉雄书扇面一。寄玄同函、乔风函。”

16日在《语丝》第九十二期发表《茶话壬》（内第十八篇《菱角》、第十九篇《瘧鬼》）及《酒后主语》之二《读<改造>》，皆署名岂明，《茶话》两篇收入北新版《自己的园地》。本期《语丝》又发表沈时宣致岂明函及周氏复函各一通，总题《关于“僵尸”》，周氏函作于7月31日，署名岂明。

17日日记：“寄小峰函。下午耀辰、仲廉二君来，旋去。绍原来，晚去。”[27]

18日日记：“上午译小文。下午小峰来，付百元。五时往北海，同凤举宴竹田、小林并士远、尹默、叔平、隅卿、不广、耀辰、犀海，共十一人，十一时回家。”[28]

19日译日本狂言《金刚》一篇。

日记：“上午译狂言之一，下午了。”

20日作《金刚》译后附记一则；编完《狂言十番》。

日记：“上午编《狂言十番》，下午了。”

21日作《谢本师》一篇，其中云：“‘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来了。我坐在萧斋里，不及尽见先生所发的函电，但是见到一个，见到两个，总不禁为我们的‘老夫子’（这是我同疑古君私下称他的名字）惜，到得近日看见第三个电报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我于是觉得不能不来说一句话了。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唯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

《北新》周刊创办，孙福熙编辑。

22日往女师大参加毁校纪念会，鲁迅与会。

日记：“上午往东亚取书二本。……（下午）绍原来，玄同来，留饭，晚十时半去。上午往女师大，毁校纪念会。”

本日周氏得书：《文学论》（竹友藻风）、《切支丹禁止の終末》（姉崎正治）。

鲁迅同日日记：“上午往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并演说。”

23日在《语丝》第九十三期发表《<艺术与生活>序》及《酒后主语》之三《亲日派一》、之四《亲日派二》，皆署名岂明。《<艺术与生活>序》收入《艺术与生活》《苦雨斋序跋文》；《亲日派二》系重录1920年10月19日所作之《亲日派》，刊10月23日《晨报》六三九号第七版，其重刊案语云：“‘亲日派’（Philiaponos或Japano-Phile）这个名词何等的好，我辈怎么仰攀得著？……但是，我本是有志未逮，如承人家好意，以此见称，则我亦欢喜领受，正与称我为博士同也。”本期《语丝》还发表康昭新诗《饶我》一首，诗后有“记者案”一则，云：“这大约是刺现社会上下的说诳，不知是否？”当系周氏所撰。

又，本期《语丝》第二页广告有《炭画》出版消息，标“周作人译，实价四角”。[29]

25日日记：“下午往孔德，同尹默往北海赴叔平之招，见儿岛、高田、吉田等人，十时后回家。”

26日日记：“上午蔡南冠君来，下午文炳来。”[30]

鲁迅本日下午离京，赴厦门大学任教。

27日作《茶话》之《耍货》一篇。

日记：“上午钦文来，下午耀辰、凤举、绍原来，十时后去。”

28日在《语丝》第九十四期发表《谢本师》（署名周作人）、译作《希腊神话引言》（目录作《希腊神话序》，署“英国哈利孙女士著，岂明译”，收入《谈龙集》《知堂文集》）。本期《语丝》还刊发抒真《犯接吻》一篇，文后有“岂明附白”一篇，作于8月22日；刊发郑振铎7月17日致周作人函，题《平鬼传与捉鬼传》；刊发《语丝社启事》一篇，其中云：“现为办事便利起见，规定办法如下，请读者诸君注意。一，凡关于编辑的事务，请寄信至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君处。二，凡关于发行的事务，请寄信至北京东城翠花胡同十二号北新书局。三，凡关于交换的事务，请寄信至北京大学第一院内语丝社。”

日记：“上午往孔德，同凤举往访儿岛。”

30日日记：“十时赴女师大会，往访教长。……晚赴王、张、许三君之约，晚饭后闲谈，十一时返。收东亚书三册。”[31]

31日作《狂言十番·序》一篇。

日记：“上午赴女师大会，往商务取款，买《孟浩然集》等三册。耀辰赠文房小说一部。晚玄同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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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任可澄（1877-1946，字志清，贵州普定人），1926年6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8月末，下令将女师大与女大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自兼院长。

[23] 林白水（1874-1926，福建闽侯人），因在社论中抨击张宗昌，于8月6日遇害。

[24] 张瑄堃，时应为女师大学生，后曾任河北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25] 成舍我（1898-1991，原名成勋，笔名舍我，湖南湘乡人），1918年考入北大预科，次年转国文系学习，1925年创办《世界日报》，自任社长。

[26] 按，“同文”当指同文书院。

[27] 按，“仲廉”疑即王古鲁（1901-1958，名钟麟，字仲廉，江苏常熟人），1919年赴日，1920年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学习，1926年回国，任女师大英文系讲师。

[28] “小林”，小林胖生；张犀海，时任孔德学校教务委员会委员长。

[29] 《炭画》，波兰显克微支著、会稽周作人译，北新书局1926年8月出版，根据《语丝》广告，则其实际出版时间当在《语丝》第92、93期（即本月17-23日）之间。

[30] 蔡南冠即蔡仪（1906-1992，原名蔡南冠，湖南攸县人），美学家，1925年入北大国文系学习。

[31] 按，本月周氏所记购买书目仅7种，然而日记记录仅得东亚公司书即有十种，书目不全。

9月

1日日记：“午在家宴川岛夫妇，母亲亦来。”

2日日记：“上午往北海，赴凤举、耀辰、尹默之约，共十七人。下午访旭生。晚平伯来。”

4日在《语丝》第九十五期发表译文《平安之接吻》，署名岂明。本期语丝“大家的闲话”还刊发毛一波致《语丝》记者函，题《互助论之误解》，函后有周氏复函一通（作于8月25日），署名岂明。

参加女师大考试委员会。林素园欲接收女师大，与教员发生冲突；下午教育总长任可澄偕林素园武装接管女师大。

日记：“上午往女师大，林素园来校，与教员冲突。下午返家，得耀辰电话，知任、林已武装接收女师大矣。”

教育部决定将女师大和女子大学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任命林素园为学长，林于本日往女师大晤徐耀辰、周作人等教员，遭抵制，并发生冲突。下午任可澄偕同林素园率警察厅保安、军警督察处兵士四十人左右，武装接收女师大。

5日作《女师大的运命》一篇。往北大研究所赴女师大教员会议。

日记：“上午在家作小文。下午往孔德，又往研究所赴女师大教员之会。”

6日日记：“上午往孔德，矢部博士来访。”

8日日记：“上午高田君来，……下午往北大赴评议会。晚绍原来。得兼士、伏园函，寄伏园函。”

周作人本日致江绍原函：“由川岛交来一札，读悉。关于‘白头主教’的介绍，何日能写出乎？甚欲先睹为快者也。今日偶见‘明珠’栏上‘京俗小识’，说及信徒在‘卧’佛身上乱‘摸’等情事，附上，请一阅。教部布告，说我与‘该徐祖正’‘拳击部员’，你看‘威’乎不威？”[32]

9日日记：“上午寄兼士、乔风函，往访矢部不值，在东亚公司少坐，取来书三部六册。”

10日日记：“下午介石来。”

11日在《语丝》第九十六期上发表《茶话癸》及《女师大的运命》，皆署名岂明。《茶话癸》含第二十篇《耍货》，收入北新版《自己的园地》。本期《语丝》“大家的闲话”还刊发素坚致岂明函，题《东南大学的怪剧》，函后有周氏复函一通（作于8月8日，按应为9月5日之误），署名岂明。

日记：“上午往城外至邮局取东洋文库赠书一部，……收北新一三O，……”

13日日记：“上午往厂甸买《苏黄尺牍》《三教搜神大全》各一部。”

16日日记：“下午往孔德，赴月刊之会，晚九时半回。”

钱玄同同日日记：“四时开《孔德月刊》编辑会，去年旬刊，今年改为月刊，由张秉真主任。”[33]

18日日记：“收北新百元。……校《狂言》了。”

21日日记：“上午东亚之松本君同人来访。”

22日日记：“晚赴儿岛君招宴。”

24日日记：“上午收东亚书一本。……郑女士来寄住。”

25日在《语丝》第九十八期发表《酒后主语》《章任优劣论》。《酒后主语》内含第五《关于<狂言十番>》、第六《钢枪趣味》两篇，署名岂明。《关于<狂言十番>》即《狂言十番·序》，收入《狂言十番》《苦雨斋序跋文》，《钢枪趣味》收入《泽泻集》；《章任优劣论》署名山叔。本期《语丝》“大家的闲话”还发表吴鸿举致岂明函，题《南开中学的性教育》，函后附周氏复函一通（作于9月19日），署名岂明，其中云：“……不过我也有一件新闻报告给先生，……南开中学办公文给京津警察厅，要求禁止《性史》《情书一束》等五种‘淫书’，现在天津的一位书店老板已请进拘留所，京津的该‘淫书’均由警察没收了。……我只觉得这种用一张名片送人到知县衙门去打屁股的办法总不是教育界所应有的。如果出板应当监督，该管衙门岂不多得势？他们的检阅课自会来行使职权，何劳管训育的来代庖？……”

日记：“下午往孔德，又赴中日教育会。”

《狂言十番》初版插图选页

26日得《狂言十番》十册。《狂言十番》，周作人译，1926年9月北新书局出版，内收《骨皮》《伯母酒》《立春》《发迹》《花姑娘》《偷孩贼》《柿头陀》《雷公》《工东噹》《金刚》十篇，译者序言一篇。

日记：“在家作小文，……收《狂言》十册，晚冯文炳君来。”

27日日记：“上午寄小林、藤原二君《狂言》各一本。”

28日作《我学国文的经验》一篇。[34]

日记：“在家为《孔德月刊》作小文。”

29日日记：“分送各人《狂言十番》。”

本月周氏得书：《日本演劇の研究》（高野辰之）、《稿本種おろし》（一茶手写本）、《愛する人人へ》（有岛武郎）、《新译源氏物语》（下卷，与谢野晶子）、《现代文学读本》（四册，国府慎一郎）、《黃河の水》（鸟山喜一）、《实名敬避俗研究》（穗积陈重）、《希腊小说》（ㄌㄛㄣㄑㄛㄙ）、《九番日记其他》（一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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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按，据江小蕙编《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该函考释，“白头主教”指英国教授阿弗里德·诺尔斯，盖其为“圣公会神职人员，平日戴白冠”也（中华书局，2006年10月第1版，第265页）。诺尔斯著有《宗教的成因》，江氏推崇之，欲为文介绍，周氏“甚欲先睹为快”。“明珠”系《世界日报》副刊，周氏本函随寄9月8日《采风录》中“芙萍”《京俗小识》剪报两则，其一为《卧佛寺》。

[33] 按，张秉真应为张采真。

[34] 按，此文发表时文末标注写作时间为9月30日，本谱据日记列入9月28日条。

10月

2日在《语丝》第九十九期发表《酒后主语》之第七《违碍字样》、第八《关于<猥亵歌谣>》，署名岂明，《违碍字样》收入《谈龙集》。

作《乡村与道教思想》之二（其一作于1920年7月18日），其中云：“我拿出旧稿来看，仿佛觉得是今天做的，……我要改正的是，‘澈底’是决没有的事，传教式的科学运动是没有用的，最好的方法还只是普及教育，诉诸国民的理性。所可惜者，现今教育之发展理性的力量似乎不很可信，而国民的理性也很少发展的希望。”

4日日记：“付东亚款，取书六册来。凤举赠书一本，以《橋と塔》赠之。”

本日周氏得书：《日本语原》（井口丑二）、《日本民謠の研究》（高野辰之）、《小唄漫考》（汤朝竹山人）、《小唄全集》（汤朝竹山人）、《川柳日本俗说史》（松村范三）、《橋と塔》（滨田青陵）、Voltaire（by R. Adlington，凤举赠）。

6日俞平伯本日致周作人：“《狂言》承见赐一册，至谢。忆《骨皮》初译行时，曾在江南与数戚友搬演之，每作狂噱。今日重刊，阅之如见熟友。”

7日作《苦雨斋尺牍》之一《养猪》，其中云：“今天在燕大图书馆看见英文报说，孙传芳在九江斩决了五十名学生，又某地将十名学生判决死刑云。我不禁想起希腊悲观诗人巴拉达思（Palladas）的一首小诗来，……大意云，我们都被看管，被喂养著，像是一群猪，给死神随意地宰杀。……”

8日译德国蔼惠耳思《维持风教的请愿》，并撰译后附记一则，云：“这一篇是德国蔼惠耳思（Hans Heinz Ewers）原作，据日文本重译，原译收在森鸥外的《十人十话》中。”

日记：“上午刘女士来访，下午收玉英堂书三册。”

本日周氏得书：《日本风俗史要》（坂本健一）、《特殊部落史》（高桥贞树）、《はやり唄と小唄》（藤沢衛彦）。

9日在《语丝》第一百期发表《酒后主语》之第九《乡村与道教思想》，署名岂明，收入《谈虎集》。本期《语丝》还发表王华甫致岂明函，题《南开与淫书》，函后附周氏附记一则（作于9月30日），署名岂明。

日记：“晚绍原招饭于市场，同玄同、平伯。”

钱玄同同日日记：“绍原日前生女，今晚宴余及岂明、平伯三人于畅园楼。”

10日作《苦雨斋尺牍》之二《国庆日》。

日记：“下午同信子等往看母亲，四时返。”

11日作《苦雨斋尺牍》之四《百一》。

日记：“下午小峰、品青、绍原来，晚去。收小峰百元。”

13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四卷第十二号发表译作《维持风教的请愿》，署“德国蔼惠耳思著 岂明译”，译文前有“记者”按语一则，其中云：“岂明翻译短篇小说，好像还是十九世纪里的事！这回居然能请到他译了这一篇，诸位不得不佩服区区的能力！……”该文连载三日，15日（第四卷第十四号）连载完毕，译文后有“附记”一则。

14日译日本废姓外骨《初夜权序言》一篇，并作译后附记一则。

日记：“往海甸，与韦丛芜君谈。”

15日在《孔德月刊》第一期发表《我学国文的经验》，署名岂明，收入《谈虎集》《知堂文集》。

作《闲话集成》之一《序言》。

日记：“上午往孔德，同隅卿、犀海、凤举往公园观光社展览，在来今雨轩小坐，士远来，六时回家。”

16日在《语丝》第一O一期发表《苦雨斋尺牍》之一《养猪》、之二《国庆日》、之三《任可澄与女校》、之四《百一》，署名岂明，《养猪》及《国庆日》两篇收入《谈虎集》《周作人书信》。

日记：“上午往北大开评议会，访小峰，午返。下午钦文来。”

17日作《苦雨斋尺牍》之五《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其中云：“我想告诉他们，儒教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基础，而且现在也早已消灭了。他的注重人生实际，与迷信之理性化的一点或者可以说是代表中国民族之优点的，但这也已消灭，现代被大家所斥骂的‘新文化运动’倒是这个精神复兴的表示。”

日记：“上午介石来，又杨、倪二君来。下午作小文，即了。”

18日作《苦雨斋尺牍》之六《国语罗马字》。

日记：“下午六时赴小峰约晚餐。”

19日日记：“下午往孔德，同凤举往观历史博物馆。晚赴坂西君晚餐，系招待清浦等，十一时返家。”[35]

21日日记：“收陶宅《会稽志》两部，其一系孔德学校所要者。”

22日日记：“上午介石来，往孔德。”

23日在《语丝》第一O二期发表《苦雨斋尺牍》（含之五《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之六《国语罗马字》）及《闲话集成》（含之一《序言》、之二《谨论清宫宝物》）。《苦雨斋尺牍》署名岂明，两篇皆收入《谈虎集》，《国语罗马字》又收入《周作人书信》；《闲话集成》署名右拉。

在《北新》第十期发表《关于李卓吾的墓碑》，署名岂明，系其本月11日致孙福熙函，订正《北新》第七期补白平平《发现李卓吾墓》中之“与事实不符”处。

24日日记：“上午作小文。下午凤举、品青、小峰来，八时去。”

26日日记：“上午在家，为《孔德月刊》译文，未了。”

27日译完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拟曲《参拜亚陀尼斯的女人》，并撰译后记一则，云：“德阿克利多思（Theokritos 316-265B.C.）是古希腊最有名的牧歌诗人，所作有牧歌三十篇，诗铭二十四篇。牧歌第三、第十及第二十七，前曾译出，收在《陀螺》里面，这是第十五篇，名《许拉库色的女人或参拜亚陀尼斯的女人》（Surakousiaiē Adōniazousai），却是拟曲的形式，据说从前在巴黎曾经演过。原文系韵言，不过现在统译作散文了。我所用的是Loeb古典丛书原本，英译则有遏特芒士（Edmonds），安特路阑（Andrew Lang）本，赖德（Wright）在《希腊社会生活》，安诺德在批评论文集中译本，亦均参照。文中典故只择一二重要的少加注释，余悉从略。关于这篇拟曲及亚陀尼斯祭的说明，从杂书中抄录几节，附在后面，以便青年读者之参考。至于译文不好，现在即使道歉也没有用，所以索性采用‘疑古式’说恕不……了。”[36]

日记：“上午续译，至下午了。”

29日日记：“上午往孔德，交月刊译文，下午返。”

30日在《语丝》第一O三期发表《闲话集成》（之三《今昔之感》、之四《包子税》）及译作《初夜权序言》。《今昔之感》署名岂明；《包子税》署名山叔，收入《谈虎集》；《初夜权序言》署“日本废姓外骨撰，岂明译”，收入《谈龙集》。

作《苦雨斋尺牍》之七《郊外》一篇。

日记：“上午菊农来，午平伯来，……下午耀辰、文炳来，四时半均去。……得建功稿，即复。”

31日作《苦雨斋尺牍》之八《南北》及《闲话集成》之《宋二的照相》两篇。

《南北》云：“近来这南北之争的声浪又起来了，……我相信中国人民是完全统一的，地理有南北，人民无南北。……民国以来的混乱，不能找地与人来算账，应该找思想去算的，这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乃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

《宋二的照相》云：“前几天卫戌司令部枪毙肇事兵士，还将他枭首示众，……今日却在报上又看见了宋二赴法场的照片，……普通一般的市民总喜欢看杀人，……所以在往天桥去的敞车后面总跟着许多健康快活的市民。不过这个机会是一时的，有不能普及之恨，那么对着一颗割下的人头，或是一张尸体的照片，仔细赏鉴，也慰情聊胜无，可以稍满足智识欲（？）而补救向隅之缺恨。……”

日记：“上午寄杨子鸿君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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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清浦”系日本前首相清浦圭吾。

[36] 按，谛阿克列多斯《孔德月刊》发表时作德阿克利多思；附记发表时标署写作时间为“十月三十日”，根据日记，或当为27日。附记收入《希腊拟曲》时有改作。

11月

1日 为江绍原《发须抓》作序一篇，其中云：“我是一个嗜好颇多的人。……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总是喜欢，没有厌弃过，而且似乎足以统一我的凌乱的趣味的，那便是神话。……我平常翻开芬兰威斯忒玛耳克（E. Westermarck）教授那部讲道德观念变迁的大著，总对他肃然起敬，心想这于人类思想的解放上如何有功，……在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国，实在切需这类著作，即使是一小册也好，能够有人来做，表示道德是并非不变的，打破一点天经地义的迷梦，有益于人心世道，实非浅鲜。……我觉得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以外，还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

2日作《关于假道学》一篇。

5日作《陶庵梦忆序》一篇，其中云：“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我时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

日记：“上午往孔德，取丸善书一册。收天津款五十元，又收小峰百元。”

本日周氏得书：《日常语中之希腊文》（ㄏㄛㄈㄇㄢ）。

《一般》十一月号（第一卷第三号）“书报评林”栏刊发明石《雨天的书》，系周氏《雨天的书》的书评；“介绍与批评”栏目刊发化鲁《炭画》、南风《狂言十番》，皆系周氏译著之推介。

6日在《语丝》第一O四期发表《苦雨斋尺牍》（之七《郊外》、之八《南北》）及《闲话集成》之六《宋二的照相》，皆署名岂明。《郊外》《南北》皆收入《谈虎集》《周作人书信》，《宋二的照相》收入《谈虎集》。本期《语丝》又发表农人《读<语丝>》一篇，文后有“编者案”一则，未署名，应是周氏所撰。

7日日记：“上午凤举、耀辰、犀海、民生四君来，议续出《骆驼》事。季茀来，下午衣萍来。耀辰先去，余三人留饭后去。”

9日日记：“下午往北京饭店买书两本，往孔德取代赊来希腊文四册。同凤举、隅卿谈，留饮颇醉，十时回家。”

本日周氏得书：《ㄡㄌㄟ攵ーㄉㄝㄙ》（ㄌㄨㄎㄚㄙ）、《ㄏㄛㄇㄝㄦㄜㄙ》（ㄙㄎㄛㄊ）、《ㄡㄌㄟ攵ーㄉㄝㄙ剧》（原文，四册，ㄌㄝㄅ丛书本）。

11日日记：“北大学术研究会李、张二君来约讲演，定二十七日去。下午往东亚公司取来书四本。”

本日周氏得书：《绘解源氏物语》（物集高见）、《俳谐七部集新释》（岩本梓石）、《頭注东海道膝栗毛》（出口米吉）、《瓦板のはやり唄》（三田村鸢鱼）。

13日在《语丝》第一O五号发表《发须抓序》，署名周作人（目录署名岂明），收入《谈龙集》《苦雨斋序跋文》；发表《闲话集成》之八《拜发狂》（署名岂明，收入《谈虎集》）、之九《发之魔力》（署名山叔）；发表《关于假道学》，署名岂明。本期《语丝》还发表雨村10月28日致岂明函，题《批评家之鉴戒》，函后附周氏复函一通（作于11月2日），署名岂明，内录五古一首，“赋得‘旧仆噬主’”；刊发赵景深11月1日致岂明函，题《关于曼殊大师》。

日记：“午平伯、绍原来，下午五时同往市场应语丝之会，共八人。”

周作人致江绍原函信封

14日日记：“往北京饭店买书三本，四时返。玄同来，十一时去。”

周作人致钱玄同函手稿

15日在《孔德月刊》第二期发表译作《参拜亚陀尼斯的女人》并译后附记一则，署“德阿克利多思”原作，“附记”署名岂明，收入《希腊拟曲》时改题《上庙》。

寄刘半农《文明国的文字狱》一篇。

日记：“寄半农小文一篇。”

16日日记：“取来东亚公司书一本，又讬待定《音曲全集》。”

18日作《苦雨斋尺牍》之九《乌篷船》一篇。

19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五卷第十九号发表《文明国的文字狱》，署名岂明，收入《谈虎集》。

日记：“至北京饭店买书一本。”

20日在《语丝》第一O六期发表《闲话集成》之十《丁文江的罪》，署名岂明。本期《语丝》还发表品青11月13日致岂明函，题《不喜吃鱼之辩解》，函后有周氏复函一通（作于11月15日），署名岂明；刊发季谷《林素园的功绩》一篇，文后附“编者按”一则，未署名，当系周氏所撰。

作《苦雨斋尺牍》之十《古朴的名字》一篇。

21日作《苦雨斋尺牍》之十一《言语道断》一篇。

日记：“下午往北海，赴女师大会，回家已晚。绍原、佩弦来访不值。”

26日在《世界日报副刊》第五卷第二十六号发表《“打雅”拾遗》，署名岂明。

日记：“至邮局取丸善书一册。”

27日在《语丝》第一O七期发表《苦雨斋尺牍》之九《乌篷船》、之十《古朴的名字》、之十一《言语的道断》，署名岂明。《乌篷船》收《泽泻集》《周作人书信》，《古朴的名字》收《周作人书信》。本期《语丝》又发表杨大原致岂明函，题《再论南北》，函后附周氏复函一通（作于11月23日），署名岂明；刊发秋士译、蔼理斯著《战争与性的问题》，文后有周氏“附记”一则（作于9月12日），署名岂明。

日记：“上午往北大。”

28日日记：“上午熊佛西君、今村君来。下午往北海，赴女师大教员会，五时返。得东亚公司书二册。晚智原君来。”[37]

本月14日后周氏日记所记得书共8册，书目记录9册：《季节の窗》（北原白秋）、Pan Tadeusz（by Adam Mickiewicz）、Sappho’s Poems（ed.by Wharton）、Reminiscence of a student’s life（Jane E.Harrison）、Ancient Art and Ritual（Jane E.Harrison）、Mythology（Jane E.Harrison）、Aucassin & Nicolette（tr. Andrew Lang）、《日本精神史研究》（和辻哲郎）、《现代文学读本一》（目黑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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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智原”为智原喜太郎，北京畿辅大学留学生，曾于本年10月中旬陪同马衡往赴朝鲜。

12月

1日 在《世界日报副刊》第六卷第一号发表11月25日致刘半农函，题《<打雅拾遗>补》，署名作人，其中云：“俗务蝟集，世副在本月内不能再投稿了，祈亮察是幸。”

3日日记：“上午往北大，付东亚款讫，取书二本。”

4日在《语丝》第一O八号发表《闲话集成》之十六《女子学院的火》，署名岂明，收入《谈虎集》。本期《语丝》又发表周湘萍11月16日致周作人函，题《关于“无理心中”》，函后附周作人复函一通（作于11月28日），署名周作人；刊发东峦11月25日致岂明函，题《又讲到澄衷的国学文》，函后附“编者按”一则（作于11月25日），未署名，应为周氏作品；刊发闲禅11月21日致岂明函及周氏11月22日复函各一通，总题《谢惠<国贼孙文>书》，周氏函署名岂明。

5日日记：“上午耀辰来，下午三时同往程淞生处开会，五时返。玄同来谈，十一时去。”

7日俞平伯本日致周作人函：“《梦忆》序于《语丝》108期上未见登出，不知原稿刻存何处？能即见赐否？大约在一二天内，我亦想写一点文章。校阅亦即可毕矣。”

11日在《语丝》第一O九期发表《闲话集成》之十九《男装》，署名岂明，收入《谈虎集》；发表《问星处择日代润格》，署名佟右拉。

在北京大学学术讲演会讲演，题《希腊闲话》。

日记：“上午往北大，下午在孔德，三时至二院讲演。”

12日日记：“上午耀辰来，下午招女师大同人茶话，晚玄同来谈。”

14日日记：“绍原来，下午去。”

15日作《支那与倭》一篇。

日记：“兼士招往北海晚餐，同坐凤举、耀辰、尹默、绍原共六人，九时半回家。”

16日日记：“七时半在大陆饭店同凤举、叔平、尹默、兼士宴重松、和田、今村、泷沢、小林、永持、坂西、大内、智原、陈授菴，共十五人，十一时始回家。收东亚公司来书两本。”

17日校对《希腊闲话》讲演稿，此稿由朱偰笔记。

日记：“上午为朱偰君校讲演稿。”

18日在《语丝》第一一O期发表《陶庵梦忆序》，署名岂明，收入《泽泻集》《苦雨斋序跋文》；发表《闲话集成》之二十《再论剪发》，署名山叔。本期《语丝》还刊发天行12月4日致山豆函，题《竖碑与红遮眼》。

日记：“品青、小峰来，收小峰百元。郑、许、李、宋、沈、董等八人送寿酒券十二元来。”

19日日记：“上午母亲来，因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即十二月二十三日）为七十生日，令厨房备席家宴。……下午往北海赴女师大教员之会。小峰、品青、衣萍送酒一坛来，吴、蔡二女士亦来，各有礼物。”

21日日记：“下午女师大生张等来访。”

22日日记：“上午往松生处谈俄款事，……寄川岛厦门函。”

24日在《新生》第一卷第二期发表《希腊闲话——在北京学术讲演会讲》，署名周作人，文末加署“朱偰笔记”。

25日在《语丝》第一一一期发表《闲话集成》之二四《支那与倭》（署名岂明，收入《谈虎集》）、之二五《捐款的控诉》（署名山叔）。本期《语丝》还刊发孟世杰12月13日致岂明函，题《书报批评的回声》。

日记：“（上午）在家宴送礼诸人，共到十八人，下午去。品青、小峰谈至傍晚去。”

27日作《上海气》一篇，其中云：“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上海气之可厌，在关于性的问题上最明瞭地可以看出。它的毛病不在猥亵而在其严正。……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什么饥渴似的热烈的追求。结果自然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态度。……自新文学发生以来，有人提倡‘幽默’，世间遂误解以为这也是上海气之流亚，其实是不然的。幽默在现代文章上只是一种分子，其他主要的成分还是在上边所说的三项条件。我想，这大概是从艺术的趣味与道德的节制出来的，因为幽默是不肯说得过度，也是Sophrosune——我想就译为‘中庸’的表现。”

29日作《妙文》一篇。

30日日记：“下午平伯、绍原来。”

31日日记：“（上午）往东亚付款。在孔德饭，与品青饮酒颇醉。下午二时半至幼渔处赴中日教育会，六时半返。”

本月日记记录3日、16日各得书二册，1926年书目12月份记录得书五册：《愛欲に狂ふ癡人》（田中香涯）、《字源》（简野道明）、《谣曲五十番》（芳贺矢一）、《狂言五十番》（芳贺矢一）、《露地の細道》（竹久梦二）。

本文原刊《现代中文学刊》第3、第5期。本次推送作者又略增加若干书信内容，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