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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自秦朝起，中国社会便被广泛称为“封建社会”，这一称谓沿用至今，似乎已是定论。但这就是秦制后中国历史的本质吗？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地球的另一端，看看封建主义的原生地西欧，却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1215 年的英格兰，一群贵族手持利剑逼迫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白纸黑字写着 “国王不得擅自征税”“自由人非经法律审判不得逮捕”等条约；而几乎同时期的中国，秦始皇正通过驰道将皇权触角延伸至郡县末梢，可谓将 “朕即国家” 形态演绎到极致。

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制度，真的能被装进同一个 “封建主义” 的篮子里吗？冯天瑜在《“封建” 考论》中直言这是中国历史研究的 “最大冤假错案”，侯外庐更痛斥其 “语乱天下”。今天，我们不妨拨开概念的迷雾，追问一句：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秦制，可真是封建主义？

概念溯源：封建主义本是 “欧洲土特产”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 “封建主义” 究竟是什么。就像谈论 “披萨” 不能脱离意大利的饮食传统，理解 “封建主义” 也必须回到它的欧洲语境，而这个概念本就是为描述中世纪西欧社会量身打造的 “土特产”。

1. 封建主义的核心：土地与契约的双向关系

17 世纪的欧洲学者首次使用 “Feudalism” 一词时，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它日后会被用来概括遥远东方的帝国制度。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中，封建主义的本质是 “封君与封臣基于土地恩赐形成的契约关系”，而冈绍夫在《何为封建社会》中更将其精准提炼为 “封土制” 与 “封臣制” 两大核心要素。

这种关系像极了一场精密的交易：国王作为最大的领主，将土地（采邑）分封给诸侯，诸侯再逐级分封给骑士，形成 “国王 — 诸侯 — 骑士” 的三级承包体系。作为交换，封臣需宣誓效忠，承担军役、进贡等义务；而封君则必须履行保护封臣的责任。这是一种双向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单向的命令服从。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记载，13 世纪的法兰西贵族若遭受封君不公对待，有权 “撤回效忠”，甚至动用武力反抗，这便是朴素的契约精神的直接体现。

更关键的是，封臣在自己的采邑内几乎拥有绝对权力。司法上，他们可以设立法庭审判案件；财政上，有权征收赋税；军事上，能组建私人军队。用冯天瑜的话说，这些封臣 “形同自己领地上的国王”，而国王对他们的控制力却弱得惊人。国王既没有统一的官僚机构，也没有常设军队，甚至连税收都无法直接征收。在英格兰传统中，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自己的领地，所谓 “国王靠自己养活自己”，正是这种分权状态的生动写照。

2. 封建的 “意外产物”：王在法下的传统

这种分权格局，虽然本质上是封建专制，但仍然孕育出了近代宪政的萌芽。1215 年，因连年征战导致财政枯竭的约翰王试图绕过贵族直接征税，愤怒的贵族联军兵临伦敦城下，逼迫国王签署《大宪章》。这份文件最震撼的意义在于首次明确了 “王在法下”的政治传统，以后即使是国王，也必须遵守法律，不得随意侵犯封臣的权利。其第 39 条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

这在欧洲并非孤例。13 世纪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试图加强集权，却被诸侯组成的 “伦巴第同盟” 击败，被迫承认诸侯对领地的主权。这些历史片段都指向一个事实：封建制度下的权力多是分散的、受限的，而这种 “受限” 恰恰为法律至上的观念提供了生长土壤。正如严复所言：“西方封建之核心在分权，分权故有制衡，制衡故有法治。”

秦制与西方封建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建立在皇帝绝对权力的基础上，后者则基于契约关系与权力分散。

3. 中国 “封建” 的本义：早已退场的 “封土建国”

有趣的是，中文里 “封建” 一词的本义与欧洲封建主义高度契合。《左传》有云：“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宗室子弟与功臣，诸侯在封国内 “建国”，拥有世袭统治权，形成 “周天子 — 诸侯 — 大夫” 的等级体系。这种制度与西欧封建制的相似性，让晚清学者得以用 “封建” 对译 “Feudalism”，如今已成为中西文化互动的经典案例。

但关键在于，这种 “封土建国” 的制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已寿终正寝。

要理解秦制的本质，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周秦之变”。这一变革标志着中国从宗法分封制的“周制”转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秦制”。

公元前 221 年，李斯力排众议，主张 “废封建，立郡县”，秦始皇采纳其建议，将全国划分为 36 郡，郡下设县，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这一变革彻底斩断了 “封土” 与 “治权” 的联系，与西周封建制形成了本质区别。钱穆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以下无世袭封君，郡县递辖，不足以言封建。”

既然秦已 “废封建”，为何我们还会将秦制称为封建主义？这背后藏着一段学术史的曲折。

冯天瑜在《“封建” 考论》中揭露，这一误解始于五四时期：陈独秀受日本思想界影响，将 “封建” 等同于 “落后”，而郭沫若为迎合 “五阶段论”，硬将秦汉至明清划入 “封建社会”。这种 “削足适履” 的解读，早已偏离了 “封建” 的本义与源头。

制度之辨：秦制其实是封建的 “反面”

如果说封建主义是 “分权的契约游戏”，那么秦制便是 “集权的权力独白”。两者看似都有等级体系，实则天差地别：一个以土地为纽带，一个以皇权为核心；一个是契约共治，一个是绝对专制。

1. 权力来源：契约授予 vs 皇权恩赐

封建体系中，封臣的权力来自契约保障。1066 年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将英格兰土地分封给贵族，但明确规定 “封臣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国王不得随意剥夺”。这种权力是 “挣来的”，而非 “赐予的”，因此封臣才有底气与国王叫板。

秦制下的官员则完全不同。郡守、县令的权力全部来自皇帝的授权，如同皇帝手中的棋子，可随时任免、罢黜甚至处死。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始皇在位期间，仅丞相就更换了四人，其中吕不韦被赐死，李斯最终腰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的俗语，精准概括了这种权力关系。瞿同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对比道：“封臣的权力是权利，官员的权力是职权；权利可抗争，职权唯服从。”

这种差异在土地制度上更为明显。西欧采邑不可自由买卖，封臣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秦制下 “黔首自实田”，土地可以自由交易，地主与农民是经济契约关系。但这种 “自由” 的背后，是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控制，皇帝可通过 “迁豪”“籍田” 等手段任意调配土地，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空话。

2. 权力运行：分权自治 vs 垂直管控

封建时代的西欧，国王更像 “诸侯盟主” 而非 “帝国君主”。12 世纪的法国，国王直接统治的区域仅占国土的 1/5，其余土地由大小诸侯掌控，他们有自己的货币、法律和军队。即便是最强大的国王，也无法干预封臣领地内的事务，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布洛赫所言：“封建主义意味着权力的分裂。”

秦制则构建了一套前所未有的垂直管控体系。从中央的三公九卿到地方的郡县乡里，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权力网络。秦始皇通过 “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将行政、经济、文化权力全部收归中央；又通过 “焚书坑儒”，钳制思想舆论，确保 “天下无异意”。

影响更深远的是，秦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 “常备官僚体系”。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命，定期考核，凭政绩升迁，形成了 “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的雇佣关系。这种体系彻底摧毁了贵族的世袭特权，却也让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评价：“秦制以官僚代替贵族，以集权代替分权，看似进步，实则开启了专制之先河。”

3. 法律本质：权利保障 vs 统治工具

1215 年的《大宪章》之所以被奉为宪政基石，在于它用法律限制了王权，保障了封臣的权利。而秦制的 “法治”，则是另一副面孔。1975 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显示，秦律条文细密，涵盖农业、军事、司法等各个领域，但核心只有一个：维护皇权统治。

秦律规定，“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仅仅是言论不当便可能招致灭族之祸；而 “盗采桑叶臧（赃）不盈一钱，赀徭三旬”，对底层民众的压迫更是严苛。这些法律不是 “王在法下” 的约束，而是 “法为君用” 的工具。正如冯天瑜所言：“秦制的‘法治’本质是人治，法律是皇权的爪牙，而非权利的屏障。”

这种差异的后果是深远的。西欧的封建法律孕育出 “权利意识”，1628 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请愿书》，正是对《大宪章》精神的继承；而秦制的 “法治” 则强化了 “臣民观念”，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抗争的权利。胡适曾尖锐地指出：“秦以后的两千年，是专制一尊的时代，与封建无关，却与奴役相连。”

历史逆流：秦制专制的千年贻害

秦制虽二世而亡，但其 “中央集权官僚制” 的内核却被汉唐宋明清代代继承，形成了 “百代皆行秦政法” 的历史传统。谭嗣同曾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这种制度在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的同时，埋下了深刻的隐患，其贻害绵延两千余年。

1. 扼杀社会活力：集权下的 “超稳定陷阱”

封建体系下的分权格局，虽有战乱频繁之弊，却也为社会活力提供了空间。14 世纪的意大利，正是因为各城邦自治，才孕育出文艺复兴；15 世纪的德意志，自由城市的兴起催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秦制的集权统治，却如同一个巨大的 “压力锅”，将社会活力死死压制。

为维护集权，历代王朝都奉行 “重农抑商” 政策，将民众束缚在土地上。秦律规定，商人子弟不得为官，汉代更将商人列为 “贱民”，要穿特殊服饰。这种政策虽保障了农业税收，却扼杀了商业文明的可能。更严重的是思想管控：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明清大兴文字狱，凡与皇权相悖的思想皆被视为 “异端”。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感叹：“秦制之下，思想成了皇权的附庸，创新成了禁忌。”

这种 “超稳定结构” 的代价是历史的停滞。当 17 世纪的英国通过《权利法案》确立君主立宪时，中国还在明清易代中重复 “王朝循环”；当 18 世纪的法国爆发启蒙运动时，乾隆皇帝正大兴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实则销毁异书。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言：“秦制之弊，在其扼杀一切可能的进步，使中国陷入‘一治一乱’的轮回。”

2. 王权的异化：人治下的 “腐败基因”

封建体系的契约关系，虽不平等，却也形成了 “权利 — 义务” 的平衡。封君若违背契约，封臣可反抗；而秦制下 “朕即国家”，皇权不受任何约束，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与腐败。

秦制的官僚体系看似有考核制度，实则 “向上负责” 而非 “向下负责”。官员的升迁荣辱全凭皇帝喜好，而非百姓口碑。汉武帝时的丞相田蚡，凭借外戚身份专权跋扈，“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却深得汉武帝信任；明朝的严嵩，贪腐亿万，权倾朝野，最大本事就是善于迎合嘉靖帝。这种 “唯上不唯下” 的风气，贯穿了整个传统时代。

更可怕的是，秦制将 “人治” 发挥到了极致。法律虽存，却可被皇权随意践踏。唐太宗李世民被誉为 “明君”，却也能不顾法律，任意处死大臣；乾隆帝虽称 “法治天下”，却因一句 “清风不识字” 便诛杀文人。这种 “权大于法” 的传统，使得腐败如同附骨之疽，难以根治。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一针见血：“秦制的官僚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腐败的温床，因为权力不受约束，腐败便不可避免。”

3. 阻碍制度转型：路径依赖下的 “近代困境”

当西欧从封建制走向宪政民主时，中国却在秦制的路径依赖中越陷越深。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孕育了 “制衡” 的种子，而秦制强化了 “集权” 的惯性。

1689 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确立了 “议会主权”，这正是封建时代 “王在法下” 传统的延续；而 1689 年的中国，康熙皇帝正通过南书房加强皇权，将专制推向新的高峰。1787 年，美国制定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制度，灵感源自西欧的分权思想；而 1787 年的中国，乾隆皇帝正大兴文字狱，压制任何思想火花。

这种传承依赖的代价，在近代史上暴露无遗。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试图学习西方制度，却屡屡失败：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制度，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戊戌变法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却被慈禧太后轻易扼杀；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因缺乏民主土壤，陷入军阀混战。冯天瑜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中感叹：“秦制两千年的惯性，让中国的近代转型步履维艰，因为专制的土壤里，长不出民主的幼苗。”

重读历史，开辟未来

回到开篇的问题：秦制真是封建主义吗？我想答案已然足够清晰。

秦制不仅不是封建主义，还是封建主义的反面。将秦制误读为封建主义，不仅是概念的错位，更是对历史本质的误解。

正如冯天瑜所言：“厘清‘封建’概念，不是咬文嚼字的考据，而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流行的误读的危害，在于它模糊了 “专制” 与 “封建” 的界限，让我们看不清秦制的真正本质，也就无法深刻反思其千年贻害。

今天的我们重读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苛责古人，而是为了警醒当下。秦制肇兴的中央集权一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另一方面其专制本质也给后世带来了无穷的危害。今天唯有不断探究这段历史的肌理，才能打破 “历史治乱循环” 的迷思，真正读懂中国的过去，从而更清醒地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