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在位长达26年（1099-1125），在他的统治下，北宋大致完成了对河湟地区唃厮啰政权的征服，巩固了对西夏的战略优势，并且联合女真人对抗辽朝。这一时期的剧烈民族矛盾，是两宋历史上的重要矛盾之一。在宋徽宗时期（1100-1125），宋辽战争和宋夏战争相继结束，结果是宋朝收复了燕京周边失地，同时保持了对西夏的战略优势。然而，这也为宋室南渡的宋金战争埋下了直接的导火索。从整个两宋历史来看，四组大型战争中有三组结束或开始于宋徽宗时期，这显示了徽宗时期政局与战局在两宋历史中的关键作用。

宋徽宗的军事决策依赖于各种群体的形成、发展、演化及崩溃，其特点深受北宋中晚期变法、政争和党争的影响，并直接受群体之间关系变化的制约。这反映出帝制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结构固有矛盾：君主主观上追求集权，而客观上却必须实行分权，这种矛盾在政治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北宋熙丰年间，在宋神宗支持下，由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运动旨在改革积弊、富国强兵，并试图兼并河陇吐蕃诸部，进而兼并西夏，实现断大辽右臂并恢复汉唐旧疆的初步战略目标。虽然变法与反变法的分歧逐渐导致党争，使北宋边疆战事反复，但经过神宗、哲宗两朝的努力，北宋对西夏逐渐建立起战略优势：拓展熙河、修筑横山、招抚河湟。元符二年（1099），熙河路边臣在章惇支持下，趁青唐唃厮啰政权内乱发兵长驱直入，但因轻兵冒进而陷入困境。哲宗意外驾崩，新即位的宋徽宗面临如何应对西北胶着战局的难题。

宋徽宗在兄宋哲宗无嗣的情况下，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这是北宋晚期各政治势力矛盾与妥协的结果。作为立朝乏援的天子，他面临党争、边疆作战和财政压力等棘手问题。稳固皇权成为首要矛盾，西北边策的取舍在元符三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0-1101）随着政局演化不断调整，其军事决策依赖群体也随之变化。徽宗即位初期，为确保皇权，他对边事采取相机盈缩策略，以换取群体支持。

宋徽宗初期对湟、鄯之地的弃守决策，就是在巩固皇权的根本利益基础上，随着内外局势变化不断调整其依赖群体，决策趋势整体表现为逐渐弃地。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面对财政困局，他在综合边臣与言官建议后放弃湟州。然而，财政压力和党争愈演愈烈，言官群体活跃，直陈边防民生之弊，规劝君主，却少有可行方案。曾布难忍此种弹击，提出驱逐元祐党人，韩忠彦引用蔡京制衡曾布，双方党争逐渐升级，徽宗对党争双方心灰意冷，顺势罢黜韩忠彦、曾布，擢用蔡京改元崇宁，以蔡京为核心重组军事决策依赖群体，重新启动拓边之役。

徽宗与蔡京形成的依赖关系，是帝制君主对人际从属掌控的主观需求，以及熙丰变法以来士大夫群体分化、重组的必然结果。在此背景下，蔡京成为徽宗倚重的一派核心，二人成为崇宁年间拓边活动的决策核心。这一结构决定了崇宁年间军事拓边的演进及徽宗军事决策依赖群体的演化，极大依赖二人关系变化。

崇宁元年七月，蔡京拜右仆射，并通过提举讲议司初步培植党羽，在崇宁政策下拔擢宰执、边臣、宦官，构成徽宗拓边决策依赖群体。群体命运升降受徽宗与蔡京关系影响。崇宁三年（1104）西夏再度入侵，北宋沿边各路有效配合，不断挫败其攻势，并相机筑防，保持战略优势。崇宁四年（1105），辽朝因担心宋灭夏破坏三国战略平衡，派使干预。蔡京权势膨胀引发徽宗警觉，君相矛盾因辽、夏战略分歧加剧，拓边活动趋缓，徽宗军事决策依赖群体及中央权力结构随之调整。

宋徽宗与蔡京互动，深刻影响其政治性格，使他倾向提拔与君主私昵关系的臣僚，显示其用人决策的关键转折。大观元年（1107），蔡京复相，但二人融洽关系不复，徽宗开始探索钳制蔡京权势、强化皇权，并在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8）建立以亲昵臣僚为主的军事决策群体。此群体形成发展后，成为政和、宣和（1111-1125）时期对辽、夏乃至金军事决策的关键组成部分。

大观（1107-1110）与政和（1111-1118）共12年，约占徽宗统治时长一半，也是中央权力调整关键阶段。崇宁末年蔡京罢相、拓边趋缓后，宋夏近十年无战事，徽宗更重视朝政整顿。其用人决策倾向发生转变，打造近昵、恭顺的近从群体参与军事决策。该群体由外戚、宦官、外朝侍从官组成，因亲近皇帝而得信任，出任中央与地方要职，贯彻徽宗统治意志，对治国决策影响深远。

近从群体主要体现亲近和侧近属性，亲近为主。宦官因兼具两属性，在群体中作用重要。但徽宗仍用文武臣僚牵制，非简单放纵宦官，而是有意调控。攀附宦官是运行过程的结果，与汉唐阉祸不同，体现宋朝特色，是守内虚外、防弊思维下的宋型特色。

徽宗对辽战略延续前代政策，宋辽对峙局面维持，警惕破坏两国长期盟约的行为。边备整饬受地方官因循和近从群体影响而腐蚀。随着北宋巩固西夏战略优势、女真崛起、辽朝节节败退，北宋开始萌生图辽之意。徽宗决策虽来源广泛，但其个人态度至关重要，乾纲独运、断自圣心，是其最大依赖。图辽意志虽坚定，却伴随动摇，过度放纵近从群体，埋下撕裂决策群体隐患。

这一系列撕裂直接导致决策失败，使联金图辽原本可行的策略最终以惨败收场。宋徽宗军事决策依赖群体演化，深受变法与党争影响，并受徽宗与蔡京关系左右。近从群体逐渐成为核心，进一步撕裂士大夫群体，并在宋金作战中迅速崩溃，最终影响君权稳定。徽宗军事决策依赖群体的演化，为反思北宋亡国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