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在先天元年（712年）即位后，直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治国生涯，在他奋发努力、锐意改革的推动下，成功打造了中国历史上被誉为开元之治的辉煌局面，深受后人称赞。这一时期的辉煌，离不开玄宗的亲自参与，他不仅自己勤勉工作，还严格要求并监督下属，确保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然而，随着天宝年间（742-755）的到来，玄宗开始逐渐改变了以往的作风，沉迷于享乐，忽视政务，宠信小人，导致朝政腐败，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逐渐加剧，国家的实力急剧下滑，与开元年间的盛世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1、唐玄宗的改变 天宝年间，玄宗渐渐迷信灵符，这显示出他开始不再关注实际的政治事务，而是寻求宗教慰藉。比如在天宝元年（742年），陈王府的参军田同秀曾向玄宗报告，称在丹凤门上空看见玄元皇帝显现，并声称藏有灵符。玄宗信以为真，派人去函谷关寻找灵符。同年，又有崔以清声称在天津桥北见到灵符。虽然东都留守王倕揭穿了此事的谎言，玄宗却没有追究罪责，仅将崔以清流放。这种信任灵符的行为，与开元年间的政治清明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外，天宝四年（745年），玄宗表示自己在宫中为百姓祈福时，曾听到空中传来圣寿延长的声音，甚至还称自己在嵩山炼药成丹，并收到天界的保护。朝中大臣们纷纷上表祝贺。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对此现象评论道：史言唐之君诞妄而臣佞谀。这表明，玄宗的信仰已经逐渐取代了他早年的治国理政的务实精神。 相比开元二年（714年），玄宗在政务上的处理态度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开元时期，他曾命令严查全国僧尼，整顿宗教事务，严格禁制民间与僧尼、道士的交往，禁止铸造佛像和抄写经文。然而，到天宝年间，玄宗已不再关注这些问题，而是更加沉迷于享乐，放任政务的荒废。《资治通鉴》有记载：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天宝年间，玄宗开始更加奢靡享乐。 例如，在天宝二年（743年），为了修建江淮运河，民间百姓被迫徭役，造船、开渠，长时间劳作后，百姓疲惫不堪，民间怨声四起。完成后，玄宗亲自巡视，视察新修的春楼，尽情宴饮，毫不顾及百姓疾苦。这种对奢华享乐的追求，体现了玄宗对民生的漠视。 同时，玄宗任用宠臣杨贵妃的亲属，极力追求奢华的生活，导致社会风气更加奢靡。杨贵妃的三位姐姐及家族成员，竞相修建豪华府邸，装修花费动辄过千万，这种风气蔓延到整个朝廷。唐玄宗不听忠言，疏远了直言进谏的贤臣，任用李林甫等小人，使朝廷中布满了阿谀奉承之人，导致了政治的腐败。 即便高力士等亲信也开始对玄宗的治理提出异议，但玄宗并不听取，最终使得周围的人不敢再提出真言。正如《资治通鉴》所说，玄宗在晚年过于自信，以为国家没有任何问题，因此将政务完全交给了李林甫，使得国家的政治陷入混乱。 2、唐朝边疆的困境 玄宗的好大喜功让他在对外战争中往往没有整体战略思维，反而随意发动战争，忽视后果。特别是天宝年间，玄宗将边疆事务交给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管理，这些人为了讨好玄宗，甚至挑起了边疆的纷争。例如安禄山为了博取宠幸，故意挑衅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甚至屡次发动冲突，结果引发了更大的动荡。 在开元年间，唐朝的边疆政策曾因主动出击而取得一定的胜利，尤其是与突厥、吐蕃的战争。但随着政权腐化，边防逐渐松懈，甚至将边防事务交由一些未经充分考量的将领负责。李林甫的提议使得边防部署不合理，兵力分布失衡，最终造成了边疆防线的薄弱。 3、唐蕃石堡城之争 石堡城，位于今青海西宁西南，是唐朝与吐蕃争夺的战略要地。它处于唐蕃古道的咽喉位置，是通往西藏和吐蕃的必经之路。石堡城四面悬崖，地势险要，极易防守。唐朝原本控制着石堡城，但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吐蕃攻陷了这里，玄宗为此大为愤怒。 到了天宝四年（745年），唐朝多次派兵尝试收复石堡城，但屡战屡败。直到天宝八年（749年），唐朝终于通过大量兵力付出巨大的牺牲后，收复了石堡城，代价却极为惨重，几乎损失了数万士兵的生命。 4、高仙芝兵败怛逻斯城 高仙芝是唐朝著名的将领，他在天宝六年（747年）成功攻破了吐蕃的勃律王国，为唐朝恢复了在西域的影响。然而，后期他处理西域事务过于暴力、贪婪，导致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尤其是在天宝十年（751年），他在怛逻斯城一战中惨败，导致唐朝在中亚的基业崩溃。 5、云南的失利 云南位于唐朝与吐蕃的接壤地带，是两国争夺的焦点。唐朝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扶持南诏王国，帮助南诏合并六个部落。然而，由于唐朝朝廷内政不稳，导致南诏与唐朝关系逐渐恶化。尤其是在天宝九年（750年），南诏王阁逻凤因受到唐朝官员的侮辱而反叛，导致云南局势动荡。 唐朝派兵讨伐南诏，但由于云南地势复杂且瘴疫横行，士兵大量死于病疫和战斗。最终，南诏王阁逻凤投靠吐蕃，唐朝在云南的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些事件反映了唐朝在玄宗晚期政治腐化、战略失误及朝廷内外动荡的局面，最终导致了大唐帝国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