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手下的大臣很多,但像魏征这样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并不多。即使是秦王府的老臣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也不敢直言上疏,每次唐太宗召集大臣讨论时,长孙无忌总是说:皇上明智,我没有意见。 然而,魏征不同,每当唐太宗犯了哪怕是微小的错误,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批评。
有些大臣认为魏征的行为过于严苛,甚至唐太宗也曾用娬媚一词来形容魏征。 有一次,魏征被有人告发谋反,唐太宗却毫不犹豫地说:魏征曾是李建成的人,我既然用他,就该信任他。因此,唐太宗没有对谋反案进行调查,直接将告密者处死。 这便是李世民用人之道的体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魏征敢于直言,而唐太宗宽容大度,这使得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君臣的楷模。许多后代帝王都以他们为榜样,例如宋仁宗赵祯、明成祖朱棣等,甚至历史中的许多人都希望能有像魏征和唐太宗这样的君臣关系。 然而,大家并不知道,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李世民的脾气并不太好,他比较暴躁。可是自从玄武门之变后,他似乎变了一个人,能够宽容魏征一次又一次的直言批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李世民如此改变?为何他能够容忍魏征不断地批评自己?魏征又为何敢如此直言不讳?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明君之一,他创造的贞观之治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为政宽容、对外开放的时代。 很多人并不知道,李世民能够取得贞观之治的辉煌成就,跟玄武门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世民登基后,担心自己因为杀兄逼父的行为而背负骂名,怕人们说他是暴君昏君。所以,他决定要变得宽容大度,善于任用人才和接受谏言,立志成为一位明君,只有这样,他才能洗刷玄武门之变带来的负面影响。 有句话说:父慈则子孝,君明则臣直。李世民想成为一位贤明的帝王,自然需要依赖真正的臣子。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像魏征那样敢于直言进谏。来自秦王府的大部分旧臣对李世民保持着比较恭敬的态度。 许多人可能认为李世民赏识魏征的才华,因此非常宠爱他。其实并非如此,李世民并不特别喜欢魏征,甚至曾经对他心生杀意。后来,还是长孙皇后用君明则臣直的道理劝说李世民,才让魏征化险为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世民一直在忍耐魏征。他之所以宽容魏征,是因为他希望留名青史,成为一位明君。 有一次,突厥进攻唐朝,李世勣提出全力消灭突厥,但魏征劝李世民不要继续进行战争,李世民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突厥恢复了实力,再次南下进攻唐朝。李世勣抱怨道:当初如果皇上听了我的建议,哪有今天的事。唐太宗却回答说:我知道魏征的建议不完全正确,但我不想堵住忠言。 这也证明,唐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李世民的明君志向与魏征的直言谏诤密不可分。 但要忍耐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十多年,绝非易事。正是因为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才痛改前非,重新洗心革面。 这也是为何秦王府的旧臣不敢直言上谏的主要原因。为何魏征敢直言上谏?这与他六次换门投靠的经历息息相关。 魏征最初是隋朝的官员,担任元宝藏的书记官。后来,元宝藏想投奔李密,让魏征给李密写一封奏疏,结果李密非常欣赏魏征,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魏征给李密提供了十条治国之策,可惜李密并未采纳这些建议,最终瓦岗军在与王世充的决战中败北。 瓦岗军失败后,魏征投降了唐朝,并为李建成效力,但同样没有得到重视。魏征多次劝李建成采取主动,然而李建成并未听从。最后,魏征投靠了李世民,成为他的重要谋士。 魏征六易其主,这让他背负了不忠的污名。他深知自己的名声可能会受到损害,因此,他必须以忠直的形象来洗刷这一污点。 魏征的最终选择,既是为了证明自己,也让李世民成为一位明君。魏征和唐太宗的君臣配合,使得贞观之治成为历史的典范。 两者的互动为唐朝政坛注入了正气,这也是贞观之治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