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手下的大臣很多，但像魏征这样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并不多。即使是秦王府的老臣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也不敢直言上疏，每次唐太宗召集大臣讨论时，长孙无忌总是说：皇上明智，我没有意见。 然而，魏征不同，每当唐太宗犯了哪怕是微小的错误，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批评。

有些大臣认为魏征的行为过于严苛，甚至唐太宗也曾用娬媚一词来形容魏征。 有一次，魏征被有人告发谋反，唐太宗却毫不犹豫地说：魏征曾是李建成的人，我既然用他，就该信任他。因此，唐太宗没有对谋反案进行调查，直接将告密者处死。

这便是李世民用人之道的体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魏征敢于直言，而唐太宗宽容大度，这使得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君臣的楷模。许多后代帝王都以他们为榜样，例如宋仁宗赵祯、明成祖朱棣等，甚至历史中的许多人都希望能有像魏征和唐太宗这样的君臣关系。

然而，大家并不知道，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李世民的脾气并不太好，他比较暴躁。可是自从玄武门之变后，他似乎变了一个人，能够宽容魏征一次又一次的直言批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李世民如此改变？为何他能够容忍魏征不断地批评自己？魏征又为何敢如此直言不讳？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明君之一，他创造的贞观之治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为政宽容、对外开放的时代。

很多人并不知道，李世民能够取得贞观之治的辉煌成就，跟玄武门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世民登基后，担心自己因为杀兄逼父的行为而背负骂名，怕人们说他是暴君昏君。所以，他决定要变得宽容大度，善于任用人才和接受谏言，立志成为一位明君，只有这样，他才能洗刷玄武门之变带来的负面影响。

有句话说：父慈则子孝，君明则臣直。李世民想成为一位贤明的帝王，自然需要依赖真正的臣子。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像魏征那样敢于直言进谏。来自秦王府的大部分旧臣对李世民保持着比较恭敬的态度。

许多人可能认为李世民赏识魏征的才华，因此非常宠爱他。其实并非如此，李世民并不特别喜欢魏征，甚至曾经对他心生杀意。后来，还是长孙皇后用君明则臣直的道理劝说李世民，才让魏征化险为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世民一直在忍耐魏征。他之所以宽容魏征，是因为他希望留名青史，成为一位明君。 有一次，突厥进攻唐朝，李世勣提出全力消灭突厥，但魏征劝李世民不要继续进行战争，李世民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突厥恢复了实力，再次南下进攻唐朝。李世勣抱怨道：当初如果皇上听了我的建议，哪有今天的事。唐太宗却回答说：我知道魏征的建议不完全正确，但我不想堵住忠言。 这也证明，唐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李世民的明君志向与魏征的直言谏诤密不可分。 但要忍耐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十多年，绝非易事。正是因为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才痛改前非，重新洗心革面。 这也是为何秦王府的旧臣不敢直言上谏的主要原因。

为何魏征敢直言上谏？这与他六次换门投靠的经历息息相关。 魏征最初是隋朝的官员，担任元宝藏的书记官。后来，元宝藏想投奔李密，让魏征给李密写一封奏疏，结果李密非常欣赏魏征，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魏征给李密提供了十条治国之策，可惜李密并未采纳这些建议，最终瓦岗军在与王世充的决战中败北。 瓦岗军失败后，魏征投降了唐朝，并为李建成效力，但同样没有得到重视。魏征多次劝李建成采取主动，然而李建成并未听从。最后，魏征投靠了李世民，成为他的重要谋士。 魏征六易其主，这让他背负了不忠的污名。他深知自己的名声可能会受到损害，因此，他必须以忠直的形象来洗刷这一污点。 魏征的最终选择，既是为了证明自己，也让李世民成为一位明君。魏征和唐太宗的君臣配合，使得贞观之治成为历史的典范。 两者的互动为唐朝政坛注入了正气，这也是贞观之治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