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胜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选举陈独秀为党的书记，但实际上，陈独秀并没有参加会议。那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并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陈独秀为什么会缺席中共一大呢？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局面：一个国家竟然有两个政府。在北京，北洋军阀政府掌控着政权；而在广州，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则独立运作。此时，陈独秀已经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并逐渐声名鹊起，成为中国社会和文化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为了拉拢陈独秀，国民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都争相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并希望他能为自己所用。

《新青年》是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一本具有开创性的杂志，它迅速成为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重要平台，挑战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倡导社会改革和政治变革。该杂志对当时的知识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新青年》的主旨是吸引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激励他们为国家的未来发展作出贡献。陈独秀通过《新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视为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有效工具。通过这本杂志，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鼓励年轻知识分子投身共产主义事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广东军政府决定出资100万银元筹办西南大学，并邀请陈独秀参与筹办工作。 与此同时，1920年初，陈炯明也致电邀请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教育工作。经过多方请求，陈独秀考虑到自己可以通过创办新式大学培养新型人才，也能借此机会传播新思想，最终同意前往广东。为了确保《新青年》杂志能够正常运作，他特意安排陈望道担任主编。 到达广州后，陈独秀被任命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全省的教育事务。期间，他投入了大量精力来重建广州的早期组织工作，尤其是当时广州的组织非常零散，共产党的组织也比较混乱。许多人认为中国未来应该追求无政府状态，陈独秀则通过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激烈辩论，最终组建了名为广州共产党的组织。这也实现了他与李大钊当初的约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1年5月初，李汉俊和李达派遣包惠僧前往广州，希望陈独秀能够出席并主持中共一大。然而，陈独秀并没有答应。一方面，他正在担任大学预科校长，急需争取一笔校舍建设资金。如果他此时回到上海，这笔款项可能就无法得到批准。另一方面，陈独秀忙于与广东地区的守旧教育势力进行激烈的争辩。在此情况下，他认为自己若离开广州，可能会被视为退缩，等他回到广州时，可能难以继续推动自己的教育改革工作。

此外，陈独秀对中共一大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当时中共内部分歧较大，思潮纷繁复杂，各种党派林立。虽然陈独秀是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但他并没有把中共一大的召开当作首要任务。如果他足够重视这一会议，他肯定会推掉其他事务，亲自参与并推动会议的召开。更重要的是，当时陈独秀对革命的前景缺乏明确的认识，他认为党派的建立是一个程序性问题，眼前的实际事务才是当前最为紧迫的，因此他对一大的召开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与陈独秀类似，李大钊也未能参加中共一大。当时，李大钊正忙于与北洋政府交涉，解决自己的薪资问题。北洋政府一心争夺地盘，对于教育等问题漠不关心，李大钊无奈只能亲自出面，向北洋政府争取工资和经费的批准。由于李大钊的任务繁重，他未能前往上海参与中共一大。 尽管陈独秀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但他通过包惠僧给党内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建议。陈独秀在信中指出：一是要培养党员，二是要以民权主义为指导思想，三是要遵守党的纪律，四是要发动群众。 除了上述原因，后来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可能还有其他隐情。当时，陈独秀等人已是社会名流，并多次直接批评北洋政府的腐败，早已被列为北洋政府特别关注的对象。若他们贸然参加中共一大，可能会引发政府的打压，会议的正常召开也会受到威胁，甚至有可能会有与会人员被捕。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受到严厉打压，因此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陈独秀等人选择了缺席。 无论陈独秀缺席的原因是什么，他对共产党早期的贡献不可否认。他不仅通过《新青年》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也在组织建设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党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