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俄罗斯一直未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反而走向了西方化的道路。这种独特的地理便利，使得俄国在经历工业革命后，迅速走上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俄国，后来成为苏联的前身，那个时代涌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巨匠。其中，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位作家尤为杰出，他们以犀利的笔触深刻剖析了人类在现实社会中的心理状态和灵魂深处的挣扎。因此，在那个时代，俄国的文人被誉为“俄国的良心”，他们的作品深刻影响了俄罗斯乃至世界的文学和思想。

在这个时期，许多俄国学者也持续关注中国。他们不是出于侵略的目的，而是为了研究与探索。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是唯一一个延续五千年历史、至今依旧充满活力的民族。许多学者在研究东方历史时，都不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民族能够保持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经历了千百年的波折依旧生生不息？俄国学者给出的答案是：和谐。 在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中曾提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说明了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而孔子的思想深受周朝的影响，他自己也曾承认过这一点。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对周朝的文化有着深厚的敬仰和追忆。可惜，春秋战国是一个大争之世，当时的统治者并不追求和谐，他们更渴望的是统一天下，成就一统的伟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家思想应运而生，李悝、吴起、商鞅三位法家的代表人物顺应时代潮流，分别施行了有力的改革。其中，商鞅的变法最为彻底，帮助秦国实现了统一。 然而，儒家的思想并未彻底消失。进入汉朝后，儒家思想逐渐受到重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此后，儒家成为了入仕的重要标准，四书五经成为了每个有志者必学的内容。尽管法家思想未曾完全消退，它却在儒家的庇护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封建制度，形成了独特的中央集权体制。 儒家思想强调的礼仪和秩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普通百姓，都要通过维护和谐的秩序来保持社会的稳定。然而，这种和谐的背后，却往往伴随着压抑和残酷。在封建社会，很多女性的生活受限于传统礼仪，例如“好女不侍二夫”的规定，往往使她们无法获得应有的自由与权利。这种文化禁锢让许多女性的生活变得空虚与压抑，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便是这一文化环境下的悲惨写照。 曹雪芹通过李纨的形象，深刻揭示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困境。他写道：“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即使李纨戴着霞冠、穿着凤帔，外在的华丽装饰掩盖不了她内心的孤独与空虚。尽管封建社会的稳定性得到了保障，但这种稳定往往以牺牲个体的自由与创新为代价。

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发展，和谐的定义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今天的社会，和谐已经不再单纯指向过去的封建秩序，而是与更为多元的价值观和现代化需求相结合，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除了和谐的因素，俄国学者还认为，中国没有因为外来宗教的影响而导致动荡与混乱。这一点在中西方历史的比较中显得尤为突出。西方和中国都曾拥有过强大的帝国，但为何欧洲在经历了古罗马帝国的鼎盛后，最终却分崩离析，而中国却始终能够保持统一并发展？这个问题让许多学者深思。 古罗马帝国在兴盛了几百年之后，陷入了中世纪的黑暗，而中国则经历了几度动荡，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政权。学者们认为，真正的关键不在于领土的统一，而在于文化与心理上的统一。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孔子的儒家思想便在文化和心理上统一了中华民族，儒家思想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宗教”，它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有着本质的不同。 当基督教传入罗马时，古罗马有两种选择：要么将基督教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手段，让整个帝国的国民在文化上认同同一信仰；要么让基督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存在，沦为外来力量的附庸。罗马选择了后者，这也导致了后来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而中国则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将宗教视为一种实用主义工具。无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其他外来宗教，都被中国人看作是辅助工具，帮助他们实现个人的愿望，而非彻底改变人的内心世界。 因此，中国的信仰体系与西方的信仰体系有所不同，它更加世俗化，强调的是实际效用。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宗教并非是为了“救赎灵魂”，而是希望通过祭拜神佛来祈求学业有成、升官发财。这种务实的态度，使得中国的文化在面对外来宗教时，能够兼容并蓄，不会发生过度的动荡与冲突。 正因为如此，西方传教士们如果想要在中国立足，必须要融入到儒家文化中，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可与支持。这种文化的融合与适应，使得中国的社会始终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尽管经历了许多外来文化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