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发生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这份条约内容的严重性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应。当时，许多举人纷纷上书，要求主战、拒绝和谈。据史料记载，至少有十五次公车上书事件。 然而，关于这次上书的具体情况，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说法和漏洞。康有为在他的自编年谱中提到，1895年5月，由他发动了全国1200多位举人联名进行公车上书。但从人数上来看，这个说法显然不可信。康有为和他的党羽们，在公车上书的参与人数上言之不一，且不断变化。在康有为后来第二次提到此事时，参与人数一度增加到了三千多人。考虑到当时交通不便、通讯困难，1200人甚至三千人的数字显然不符合实际。康有为最多也就是在松筠庵附近和一些赴京的举人接触，联名人数根本无法达到三千人之多。

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李提摩太，在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提到，参与公车上书的举人甚至有一万人之多。然而，李提摩太的所知多来自康有为这一派，因此他的说法也难以完全可信。除了康有为和李提摩太，其他关于人数的描述也极为不同，六百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都只是康党一方的说法，这表明这次宣传从一开始就存在夸张成分，甚至在向外国人传播时，也有过度渲染的情况。 如果说康有为与其他人完全没有关系，那就不太现实。毕竟，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人物在公车上书的参与人数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变化让人不禁产生怀疑。 关于公车上书事件的真实情况，历史上确实有记载。胡思敬在他的著作《戊戌履霜录》中提到，马关条约签订后，南海的举人康有为带领300多人入京，进行联名上书。胡思敬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当时他在京城应试，所见所闻相比康党的宣传更加准确。胡思敬也提到，他听说当时有1300多人参与，但他依然坚持认为人数是300余人，显然这是故意低估了人数。 至于这封上书是否最终送达，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康党的答复前后不一。例如，袁世凯在《序》中提到，上书虽然有存在，但由于光绪帝已经盖章，所以并没有送达，而且在签名人数上也表示怀疑。康党声称有1300人联名，但袁世凯数了一遍，发现只有600多人，而且没有看到浙省的人参与。 此外，刘世泽在《序》中称上书确实存在，并且已经上交，但同样指出，人数也没有达到康党所说的规模。另一位哀叹的序言中甚至说，上书连一个具体的结果都没有商定，根本没有上书一说。因此，关于上书是否发生，事实真相依然模糊。 之后，康有为的十大弟子之一徐勤在《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中提到，十八省的举人中，1300多人在松筠庵拟定上书计划，但因为光绪帝已经在初九用御宝签署了条约，上书的计划被迫取消。然而，档案显示，初九才发生盖用御宝的事情，实际上都察院在初八时就已经接收了其他公呈，直到六天后才有拒收公呈的记录。因此，康党所说的内容，显然是不准确的。 最终，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虽然广为人知，但实际上并未成功上交。这场闹剧虽有一定规模，却并未达到预期的政治效果。历史的真相是，康有为一方面通过广泛的宣传，试图为自己赢得名声，另一方面，也可能出于对自己已经考中的进士资格的担心，选择了让这一事件不了了之。 在随后的历史中，康有为以此为资本，宣扬自己在公车上书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将这一事件夸大为自己独立领导的爱国行动。实际上，这不过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 同时，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并没有扮演核心角色，真正负责变法事务的是军机四卿。而康有为所谓的领导作用，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宣传手段。 另外，关于康有为与光绪帝的关系，康有为也曾传出谣言，说自己与光绪帝有过长时间的密谈，甚至获得了光绪帝的密诏。然而，事实上，康有为的密诏并非真正由光绪帝赐予，而是伪造的。康有为将原本给军机四卿的密诏篡改为自己专用，借此向海外华人募捐，表示为保皇事业贡献力量。

康有为最终利用募捐的资金购买了瑞典的一个小岛，并娶了六个妻子。历史的结局是，康有为在回国后去探访同乡，在家中喝茶时突然感到腹痛，最终死于食物中毒。 《康有为的几个骗局》《戊戌变法背后的真相》《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辩伪》